在第一章开头，克巴尔引用了几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流亡的时代”或曰“自我流放的时代”，流亡作家亦即流散作家是“当代的普通人”，他们是流浪者，不想在任何地方扎下根来。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伟大作家如W.B.叶芝、约瑟夫?康拉德、T.S.艾略特、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等人都可以视为在文化冲突之间“流亡”的“边缘人”。这一状况给世界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富有创意的文学文化的关注点似乎正从中心向边缘移动。”.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相呼应，克巴尔说：“尽管流散现象在新近非常普遍，它对个人的巨大影响一如既往地复杂。自我流放不仅是从自己的国家到移民者相信会更加满意的国度的旅行，还意味着移民者斩断了自己和母国心心相印的联系。”在第四章开头，克巴尔认为：“在第三世界移民小说中，旅行主题大行其道。这是一些大陆之间、国家之间、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地点之间的旅行……小说中人物尽管竭尽全力也难以发现家园的无奈感人肺腑、令人唏嘘。对于他们而言，寻求家园不仅是对于空间身份、也是对于文化之根的寻觅。”在结论部分的开头，克巴尔重复他的观点：“正是由于移民，这些自我流放者命中注定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状态，尽管他们进入过两种文化之中。”Viney Kirpal, The Third 在第八章开头，克巴尔根据弗莱的原型理论等西方思想资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本书研究中考察的所有第三世界移民作家都在创作讽喻：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和玄学的寓言。这兴许是移民迁徙对小说最重要的影响。”这和美国文学理论家杰姆逊的思想有些相似。
克巴尔不仅在书中着力思考第三世界流散文学理论，还以更多篇幅研究具体的流散作家。他的研究特点是，将时间和空间打通，对安纳德、拉贾?拉奥、奈保尔、拉什迪和索因卡、沃尔科特等第三世界作家进行混合研究，以探究殖民文学与西方后殖民流散文学、后殖民地本土作家创作等诸多复杂文学之间的微妙联系。在研究中加入安纳德和拉奥等印度英语作家，其实体现出克巴尔对后殖民流散文学的深层思考。在这种眼花缭乱、令人晕眩的“混杂研究”中，克巴尔力求发现他所谓“第三世界流亡小说”的特殊规律和普遍原理。例如，在论述印裔流散作家卡玛拉?玛康达雅的长篇小说《占有》(Possession,1963)主人公瓦尔米基时，克巴尔认为：“瓦尔米基回归印度及其价值体系而不是倾心于卡罗琳所代表的英国及物欲主义观念，体现了第三世界流亡写作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被另外一个印度流亡作家（指拉贾?拉奥）在《蛇与绳》中所重复。”综上所述，尽管克巴尔的理论思考和文本比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或极端之处，但其敢于独辟蹊径以回应西方后殖民文学研究浪潮的勇气值得嘉许。他的著作可以视为当代流散文学研究的一个范本。
S.曼达尔主编的《亚裔美国创作：小说》是研究亚裔、主要是印裔美国作家小说的论文集，绝大多数论文为印度学者所撰，包括以下这些篇目：1、D.巴纳吉的《家园和我们》：重释齐德拉?巴纳吉?迪沃卡鲁妮和米娜?亚历山大作品中的南亚流散者身份认同，2、U.巴拉特的《知心姐妹：齐德拉?巴纳吉?迪沃卡鲁妮小说中的女性关系》、3、S.巴塔查利亚的《生活在美国：巴基斯坦裔美国作家的小说体验》，4、A.贾延的《南亚女性改写美国小说：米娜?亚历山大、芭拉蒂?穆克吉和芭蒲西?希达娃及其成长小说》，等等。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南亚裔美国作家，基本上不涉及华裔、日裔或韩国裔美国作家。这显示出印度学者对南亚流散文学的特别关注。
同样由S.曼达尔主编的《亚裔美国创作：理论、诗歌与表演艺术》收录了一位中国学者赵小京（音译）和两位西方学者的论文，其他论文均为印度学者所撰，包括以下篇目：曼珠?迦伊德卡的《陀哩商古似的作家：印度人的国外创作》、L.林迦查利的《论印度次大陆的女性流散写作》、S.拉杰斯瓦兰的《殖民、后殖民与印度流散者历史书写的方法》、A.南达的《从移民的‘飘忽不定’到合理的‘身份认同’：齐德拉?巴纳吉?迪沃卡鲁妮、沙弥丽?马宗达、米娜?亚历山大和普尔维?沙哈的诗歌中的横渡历程》、拉马?奈尔的《文本与语境：A.K.拉玛努迦〈黑母鸡〉中的跨文化变异》、G.R.卡塔利亚的《亚裔美国戏剧和后现代文本》和娑摩达特?曼达尔即该书主编的《汤水、色拉、混合辣酱与马萨拉：感受亚裔美国电影》等等。上述论文均从跨文化和后殖民理论出发，分别论述亚裔美国创作的方方面面。如曼珠?迦伊德卡在《陀哩商古似的作家：印度人的国外创作》一文中，对南亚裔作家的流散写作进行了分析。在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甘蔗王族的后裔陀哩商古在众友仙人帮助下，想带着肉身升天，但遭到天帝因陀罗等众神阻拦而功亏一篑。众友仙人遂怒发神功，创造了另一组有星群的天空，与因陀罗的宇宙世界相抗衡。带着肉身的陀哩商古就此停留在那里，达到了肉身升天的目的。但是，他在众友仙人特意为他创造的这个新世界中立足的姿势有些奇特怪异：“陀哩商古头朝下悬在那里，像一个不朽的神仙一样。”这个雄心勃勃的陀哩商古，打破凡身必先抛弃肉体才能升天的宗教神话惯例，在特意为他创造的另一空间立足，却获得了不幸的结局。迦伊德卡认为，陀哩商古的不幸实际上也折射了穆克吉本人的困境：“从许多方面来看，陀哩商古的隐喻或许可以视为流散作家们的困境。”她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说明。她还认为：“家园是人们已经习惯的地方，是人们生息繁衍的熟悉之地。跨越这个熟悉的范围，就是流亡的国度。”林迦查利在《论印度次大陆的女性流散写作》中认为，穆克吉等亚裔女性流散作家和拉什迪的乐观心态相似，而区别于奈保尔的灰色心态，她们的写作心态可以这样归纳：“和拉什迪一样，印度次大陆的流散女小说家处于永久移居状态，她们把文化疏离的痛苦转化为欢欣鼓舞，此地的流亡尽管伴随阵痛，也能帮助她们发现新的情感天地……她们用自己的片段回忆改写民族，从而创造自己的‘想象的家园’。”
就全面研究流散文学的著作而言，值得一提的还有J.贾延主编的《印度流散作家：理论与实践》。该书除引言外，共十九篇文章，其中十八篇为印度学者所撰，主要探讨南亚裔流散文学。一些作者如阿西斯?古普塔（Ashis Gupta）等人便是印裔加拿大作家与学者。关于流散文学创作的理论思考有以下这些篇目：G.辛哈的《流散作家与中心的问题：爱德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乌玛?帕拉玛斯瓦兰的《家园即你立足之地，愿你心安此地》、阿西斯?古普塔的《流散作家的杰作》和P.A.亚伯拉罕的《加拿大与印度流散文学中的文化疏离危机》等。论及流散文学文本及流散作家的论文包括：S.M.阿斯纳尼的《印度移民的身份危机：三部小说研究》、B.R.纳戈帕尔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南亚移民女诗人》、拉珠尔?帕格瓦的《在当下的边界：芭拉蒂?穆克吉和罗辛顿?米斯特利的世俗策略》、J.贾延的《地理疏离与流亡诗学：论阿西斯?古普塔和米切尔?昂达吉》、苏塔?奈的《昂达吉〈英国病人〉的思想与形式》、维纳?辛哈的《四维：阿西斯?古普塔在〈逝去的传统〉中对时间的处理》、A.K.安萨里的《文本与亚文本：解读〈完美的平衡〉》、萨维塔?戈尔的《文学上的印度航程：罗辛顿?米斯特利的〈完美的平衡〉》以及维纳?辛哈对印裔流散作家的访谈录《移民作家纤弱的自我镜像：阿西斯?古普塔访谈录》等等。这些论文有的源自前述1996年12月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大学召开的流散文学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一些来自加拿大的印裔流散作家兼学者如阿西斯?古普塔等人与会。此次会议得到了印度很多加拿大研究机构与学者的支持，如印度加拿大研究会会长、德里大学比较文学学者钱德拉?莫汉（Chandra Mohan）也倾力支持。这本论文集多篇涉及印裔加拿大作家如昂达吉和阿西斯?古普塔等人。这种与流散作家面对面交流并产生学术结晶的研究，是印度流散文学研究的优势。印裔作家的英语创作和印度学者关于他们的英文论文，使印度流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世界学术传播的前沿位置。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集均涉及印裔流散文学研究。如米拉喀什?穆克吉的《神秘莫测的地方：文化和文学记忆》就是一例。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印度学者研究流散文学的一些特点，此处做些简单探索。
在研究方法上，印度学者喜欢采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比较等思想资源或理论模式。这与印裔流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跨文化内涵密切相关。例如，R.S.帕塔卡主编的《印度英语小说的问题与前景》（1990）的论文既有以精神分析论解析安纳德的作品，也有以原型理论来解读拉贾?拉奥的《蛇与神》，既有以存在主义解读安妮塔?德赛的长篇小说《山火》（Fire on the Mountain），也有以后殖民理论探索拉什迪对文化疏离的艺术描写，还有以东西方对话的姿态探讨贾布瓦拉的长篇小说《艾斯蒙德在印度》（Esmond in India）。N.D.R. 钱德拉的两卷本《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也是如此。该书两卷中的多篇论文使用了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分析，多元文化主义、话语、流散写作、身份问题、身份探索等关键词在论文标题中随处可见。再以拉什迪研究为例。拉什迪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有一段关于穿孔床单的描叙。他自己非常珍视这一段，因为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解构主义技法。后来他在1997年与人合编印度英语文学作品选时，毫不犹豫地将包含这一段情节的那一章收录进去。娜丽妮?纳塔拉江在关于拉什迪的论文中认为，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拉什迪此处关于有孔床单的描写大有深意：“床单上的空洞变成一种欲望的空间……当他治疗她的部分肢体时，他开始想象起她的整个身体。这与他想象自己的‘整体’印度人身份而非克什米尔的地方身份相一致。”她认为，这是一种类似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制作法，与拉什迪曾为艺人的经历有关。
印度学者还有一种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将后殖民流散作家与殖民文学作家如吉卜林、康拉德和福斯特等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奈保尔研究为例。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P. 潘沃尔的《吉卜林、福斯特与奈保尔作品中的印度：后殖民批评》。潘沃尔历史纵向地选取了三位不同时代的英国涉印题材作家作为考察对象，其中的奈保尔又属印裔流散作家。潘沃尔认为，奈保尔对印度的书写保持了对吉卜林和福斯特的思想承继。他说：“一个眼光敏锐的读者阅读《黑暗地带》时会注意到，吉卜林作品和奈保尔早期作品存在相似处。”他还说：“在后殖民时期，一些作家的殖民和霸权心态并没有随着殖民地政治独立而消失。”其他印度学者的著作也有这一趋势。例如，乔西在论著中将创作过《黑暗之心》的康拉德作为解释奈保尔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认为：“在‘存在的阴影’中关注自己命运这点上，奈保尔无疑是康拉德的继承人。”旁遮普大学迈尼教授说：“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不是我们的印度。”他认为，《黑暗地带》是“向自我内心世界进发、通往个人意识的刚果地区的旅行。它是奈保尔式的《黑暗之心》。”不仅是研究奈保尔，研究其他流散作家如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和安妮塔?德赛等人时，印度学者也常常采取历史比较的方式，为后殖民流散创作进行历史定位。
印度学者的流散文学研究成果斐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多反响。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有的印度学者对于奈保尔、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等人的印度书写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研究的客观理性。例如，印度学者对于奈保尔关于印度卫生习惯的负面描写反应异常激烈。早在1965年即《黑暗地带》出版的第二年，迈索尔大学纳拉辛哈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进行反驳：“奈保尔对印度人大便谈得太多了！”在纳拉辛哈看来，某些印度人随地大便实际上是印度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轨期发生的正常现象，越来越多的无地者涌进城市，而相应设施供不应求。纳拉辛哈认为：“奈保尔先生应该学会接受这些明显的事实，然而他却指责印度人对这些熟视无睹。”纳拉辛哈的早期论断对后来印度学者的影响甚大，如旁遮普大学D.S.麦尼教授认为，使《黑暗》得以出名的是奈保尔对印度人随地大便的“发现”。他不无尖刻地说：“奈保尔对于这一问题太过痴迷，使人纳闷，他是否真的也患便秘”查特吉则怀疑，奈保尔对于印度的负面描写是否“给白人提供一本真实可信的通往印度的指南”？从印度学者的反应来看，奈保尔的描写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奈保尔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创作，将印度的负面放大，展示给他心目中的西方读者，这当然会招致部分印度学者的批判。
印度学者的流散文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跨文化研究，带有后现代研究的解构色彩。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双语（如印地语和英语、孟加拉语与英语）甚或三语的解读能力，这使他们的印裔流散文学研究比之西方或中国学者更有特色。但是，他们和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中国同行一样，注重透视跨文化文本的政治、历史甚或其他各个方面的内涵，忽略甚至完全放弃思考流散文学的美学价值。他们的流散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这就自动放弃或过滤了对于流散文学文学性的深度体验。语言层面的文学技巧、结构方面的文学叙事等等基本不在考察的视野中。无论对于流散文学创作还是流散文学研究，这均非福音。
印度学者的流散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印裔流散作家、尤其是印裔英国作家、印裔美国作家和印裔加拿大作家。目前，中国已经有一些学者如梅晓云、石海军和黄芝等人关注印裔流散文学，其中，梅晓云曾经出版关于奈保尔研究的论著，并以南亚裔女性流散作家的研究课题获得教育部基金项目的资助，黄芝以关于当代印度英语小说的研究课题获得了2010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奈保尔和拉什迪逐渐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热点，芭拉蒂?穆克吉、安妮塔?德赛和维克拉姆?赛特等人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中。反观印度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华裔流散作家的研究。这是他们关于流散文学研究的最薄弱环节。这可能与华裔流散作家缺少引起世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奈保尔和拉什迪式代表作家有关。毕竟，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人没有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或布克奖。但是，华裔流散文学作为世界流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也是认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变异的机会，印度学者在此领域应该有所重视。笔者所见的范围内，也有极少数例外，例如，2005年印度第七届比较文学会议上，印度西孟加拉邦布达万大学英语系高级讲师H.拉希里（Himadri Lahiri）提交的论文涉及华裔流散文学。该论文的题目是：《再现流散的边缘性：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比较研究》（Representing Marginiality in the Diaspor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China Men）。这说明，印度学者近年来有人开始关注华裔流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