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
日前，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她自报家门：“我是汪曾祺的女儿——汪朝，正在编我父亲的全集。前些天碰到你们作家出版社的萌娘，谈起此事，说她手头还存有我父亲给她的信件。她提供给了我，真还挺有意味。我想你手上也会有我父亲给你的信吧？麻烦你也找一下好吗？”我一想，明年该是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了，能出他的全集，当然是件好事，便答应汪朝：“我马上就找！”曾祺先生1997年5月16日逝世之后，我搬了一次家，第二次装修也已过了十年，书房里堆积的资料杂乱无章，好不容易才找出两封他给我的信，好在我电脑中还存有他三封信的电子文档。这样，他就至少给我写过五封信。
我一边找信，就一边想起与曾祺先生结交的往事。“文革”后期，我从干校抽调回京，分配到筹办中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1975年秋，兼任艺研院一把手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从艺研院挑选了几个人去当编辑。我找到他，恳求他把我也带走。未料他说：“你将来还是搞创作吧！我记着你的事，有合适的机会再给你安排。”就这样，到了1975年冬，我就被借调到了北京京剧团创作组。当时北京京剧团是所谓的“样板团”，采取半军事化管理，全团人马都在剧团吃住。巧的是，我与曾祺先生的创作间兼卧室是门对门，直到1978年春我回艺研院，朝夕相处近两年半时间。尽管他与我及杨毓珉、吴祖光分别合作的两个剧本（一人执笔写三场戏）都先后报废了，但作为晚辈，我还是有幸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受用至今。
离开京剧团两年后，我是在1980年6月24日开幕的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上见到曾祺先生的。我在这次找信时意外地发现我还保存着一份《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分组名单》，其中文学界代表162人。如今被人称作“文学巨擘”的汪曾祺却不在此列。他的名字列在戏剧界代表的最后一组。记得那天他一见到我，就很惊异地问：“你怎么来啦？”因在搞完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之后，北京京剧团就回归北京市，不属文化部管辖了。我告诉他，我已调离艺研院，到即将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工作了，是应邀作为驻会记者来采访和组稿的。我知道，在“清查”运动中，他因“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亮过一次相而迟迟过不了“说清楚”关，所以直到出席这次市文代会，仍像经霜打过的花木，蔫蔫的，不像其他代表那般兴高采烈。我知道他师从沈从文，年轻时曾写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就问他为什么不也挪挪窝？他说，都已年满花甲，就在京剧团离休算啦！我问他手上有短篇小说没有？《新观察》7月10日复刊，想在复刊号上发一篇小说，尚未有着落。他答，手头倒是有篇小说，好不敢说，但绝不是“大路货”。有家杂志不敢发，你拿回去试试你们主编的胆量！
这篇小说叫《黄油烙饼》，是林斤澜帮把它投给一家杂志的，退了回来，依旧在林斤澜手上。正好林斤澜也是大会代表，他当即去取来交给了我，说：“你可是新时期第一个来向我约稿的编辑呵！”
《新观察》复刊前夕，编辑部也就五六个人，为了确保复刊号一炮打响，几乎所有组来的稿件都要在编辑部传阅一遍。文艺组组长费枝、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副主编杨犂读过《黄油烙饼》后，都说这小说写得地道、老到，有滋味儿。认为与他“文革”前写的《羊舍的夜晚》一脉相承，不愧为小说老手。然而，送到主编戈扬手里，却险些给“毙”了。她把稿子交还给我：“让汪曾祺改一改，调子总还是高一点好嘛！”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就意味着让我退稿。这下我作难了。因为不只是我与曾祺先生共过事，也曾错划为右派的杨犂与他在西南联大还有同窗之谊呢！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集体说服了戈扬。但《黄油烙饼》错过了复刊号，延至第二期才发表。而戈扬作为主编，顽强地表现出了她的态度，愣是把这篇小说排在了末条，也没有上要目（那时《新观察》每期都在《人民日报》登要目广告）。所幸的是，《黄油烙饼》在文坛赢得了普遍好评，并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年选。
在我写信告诉曾祺先生《黄油烙饼》将在第二期上刊出后，他立即就给我寄来了新作《果园杂记》，并附一短简：
寄上散文一组，请阅后转交领导审处。有人说这是散文诗，我看就叫散文吧。此稿字数不多，但我未留底稿，如不用，望能破格退还。
《果园杂记》经领导审阅后，只同意用其中的两章。我立即将此意见写信告诉了他。他于8月28日回信说：
散文，你们领导拟选用两章，我估计是《波尔多液》和《葡萄的来历》。我拟同意。但只此两章，似乎“撑不起来”。——也可以吧。我自己倒是比较中意《涂白》，因为生活确实曾改变了我的审美理念。但谁读了也不怎么欣赏。那么，只好“归卧碧山丘了”。稿一时排不上，本是意中事。我一时无处可送，先存在你们那里吧。
他的《涂白》，我倒是很欣赏的。经过力争，他的这组《果园杂记》，在第五期上刊出时，就以《涂白》打头，外加《粉蝶》和《波尔多液》，共选用了三章。余下的几章我没留存，及时奉还给了他。但后来收入他的新时期的第一个散文集《蒲桥集》的《果园杂记》，却依然只有《涂白》、《粉蝶》和《波尔多液》。这就使我想到为什么他要说“我一时无处可送”这样不免凄凉的话了。
1980年夏天，确实是汪曾祺正处于稿子“一时无处可送”的苦恼期。那时，他的小说《异秉》，托林斤澜寄给了《雨花》副主编叶至诚。叶至诚看完后很兴奋，就拿给当年“探求者”的“右派”弟兄方之、高晓声和陆文夫看。他们仨轮流看完后大为赞赏，一致认为如此深厚纯朴、毫不装腔作势的作品实在久违。同时也觉得奇怪，这样好的作品为什么不在北京的那几家大刊物上发表，而要寄到江苏来呢？叶至诚这时才透露，《异秉》是在北京的两家大刊物吃了闭门羹后，才托林斤澜向《雨花》求救的。于是，他们就去鼓动主编顾尔镡，顾尔镡二话不说就拍板放行。不过，发出来已是《雨花》1981年第一期了。
就在1980年8月，曾祺先生以自己的初恋故事，写了篇自娱的小说《受戒》。想到这篇小说旨在赞颂被压抑而待解放的人性，不会有刊物敢发表，他就让几个朋友传阅，聊作消遣。不承想杨毓珉看过之后，在北京市文化局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把《受戒》作为一种试图突破写作禁区的新动向在会上作了通报。主持《北京文学》的李清泉闻讯后，立即赶到汪处要来了《受戒》原稿，并违反编辑部的工作程序，由他直接签发，免得横生枝节。就这样，《受戒》破例在《北京文学》10月号上发表，成了传诵一时的当代名篇。按例说，《受戒》是应该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但因饱受争议而终成遗珠之憾。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他的《大淖纪事》作为一种补偿，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曾祺先生迎来创作上的又一个青春期，一发而不可收。
此时，我为曾祺先生的创作实绩终于得到官方认可，并开始确立他在文坛应有的地位而感到高兴，但我知道他毕竟年逾花甲，应付门庭若市的约稿编辑准够老夫子呛了，就有意与他拉开距离，不去向他逼稿，免得增加他的负荷。然而，他并没有忘了我。1982年5月18日，他主动给我寄来了新作《旅途杂记》，并附信写道：
久不见，你好！
《新观察》一直给我寄杂志，我长期未给杂志写稿，很不过意。我4月初由陕西到四川旅游了四十天，回来准备写点游记。已写出四篇，寄上请你们看看。如有可用，请酌用。不合用，尚祈退我，以搪别处文债。这四篇都有得罪人处，因旅途中有所感触，未能除尽锋芒。这些，也请你们斟酌。
《旅途杂记》中有篇《兵马俑的个性》，他这样写道：“塑像总是要有个性的。即便是塑造兵马俑，不需要、不要求个性，但造俑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地赋予他们一些个性。因此他塑造的是人，人总是有个性。”曾祺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只是好些人只看到了他平和、优雅、淡泊的所谓“道家风范”，而忽视了他亦多有愤世嫉俗的一面。也可以说，虽经历了像1957年那样的沉重打击，却总也“未能除尽锋芒”。而带有点锋芒的文章，正合《新观察》的胃口，于是，《旅途杂记》就顺利地在1982年第十四期上全文刊出了。
1984年8月，我调离《新观察》，到作家出版社参与《中国作家》的创刊。1985年4月28日，曾祺先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较长，主要说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我在《新观察》发表过两篇小文，《果园杂记》和《旅途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一本散文集，我想把这两篇收进去，但刊此两文的杂志我已丢了，你能不能想法帮我找到这两期《新观察》？”我当即给他寄去了《果园杂记》和《旅途杂记》的复印件。第二件是：“前寄‘拟故事’两篇给贺新创，不知收到没有，看了没有，便中代为一问。”“拟故事”两篇，近似《聊斋志异》，一篇叫《螺蛳姑娘》，另一篇叫《仓老鼠和鹰借粮》。贺新创时任《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我向他询问此稿时，正好他要出差，主编冯牧、副主编张凤珠决定由我代班，统筹第四期的发稿工作。这样，我就当了《拟故事两篇》的责编，并安排在短篇小说一栏的头条位置刊出。第三件是：
你（手札中笔误为“我”）曾建议我把写过的诗拿到《中国作家》发表，我的诗稿早已不知去向，现在想也想不全了。那几首诗也没有多大意思，里面还提到“越境的熊”，于中苏邦交不利，不宜发表。
你最近写什么？写诗还是写报告文学？
还在北京京剧团创作组时，有天我收到载有我几首小诗的《解放军文艺》样刊，刊中还夹有诗人李瑛（时任《解放军文艺》诗歌散文组组长）给我的一封信。我拆信时曾祺先生正好坐在我身旁，他顺手饶有兴趣地看了我的诗和李瑛的信，笑道：“李瑛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说起来和我还是校友哩！我前两年去内蒙古草原深入生活时写过一组新诗，说不定《解放军文艺》也可以用。”我随即去了他的房间，请他找出他的那组诗给我看。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我刚接过他的诗稿，他就说，你先别看，也许我还背得起来。结果，他果真一字不差地把这几首诗背诵了出来。这组有关内蒙古草原和鄂伦春族风情的新诗，风格清新明快，朗朗上口，汲取了边疆少数民族民歌的营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就说：“挺好、挺好！就给李瑛寄去吧！”他迟疑了一下，说：“我和李瑛还是在北平临解放的时候在校园里见过（当时他夫人施松卿在北大任教，他闲居在燕园），但后来从未打过交道，贸然投一组诗去，不怎么好吧？”他随手把诗稿塞进抽屉，作罢了。1984年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我作为驻会记者，到他所住的房间拜访，希望他支持一下即将创刊的大型刊物《中国作家》。他笑道：“四年前，在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上，除了你，没有一家文学报刊向我约稿。这一次，我一来报到，就被各路记者、编辑围追堵截，我手头哪还有存稿呀？我都想逃会，躲起来了。”我说：“旧作也可以。就把你以前你写草原的那组诗给我吧！小说家的诗一旦发表，说不定更引人注目。”他回答：“也不知塞哪里了，让我回家找找再说吧。”接着，他问我最近写诗没有？我说，临离开京剧团时，你嘱我今后如果还写诗的话，得“变法”。这几年“朦胧诗”崛起，我自觉跟不上了，诗写得很少了。到《新观察》当记者后，写了有关史铁生、陈丹青、谷建芬等作家、艺术家的报告文学。因此，他在给我的这封信中，还关心地问：“你最近写什么？写诗还是写报告文学？”
1985年秋，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从维熙出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将我调离《中国作家》编辑部，担任作家出版社刚组建的小说编辑室主任。当时，我策划了一套“文学新星丛书”，专为青年作家出第一部小说集。列入这套丛书第一辑的五名作者是：阿城、王兆军、莫言、刘索拉和何立伟。我刚将选题确定下来，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蒋子丹来访，当她得知我在编选“文学新星丛书”时，显得很兴奋，大加赞赏。并说，何立伟的小说集已列入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她就是责编。何立伟是她很好的朋友，为朋友考虑，也为文学湘军的整体利益着想，何立伟的第一个集子当然是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更好，于是她便慷慨地把这个选题让给了我社。我说，这套丛书的每个集子，都得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或评论家写一篇序，你看请谁为何立伟作序合适？她告诉我，前不久，她和何立伟一起来京出席《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家座谈会，曾去拜访汪曾祺。汪说他看过何立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白色鸟》，觉得很新鲜。还认为何很有才华，是个有自己特点的作家。不如就请他作序。我们就这样谈定了。蒋子丹是个很讲义气的朋友，她自告奋勇地把这件事包揽了下来。
11月10日，我收到了汪曾祺为《小城无故事》写的序和他11月8日给我的信：
何立伟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序。上星期写的。为天津《文学自由谈》一编辑“抢”去，今天才将原稿及复印件寄来。兹将原稿寄上，看可用否。此序须得立伟同意后方可发稿。我已写信寄立伟，他如同意，可直接写信给你，或给我。
你几时调作家出版社了？相（手札误写成“想”）当好。
曾祺先生在《小城无故事》的序中提到，他在见到何立伟时，曾说何的小说与废名有某些相似处，而何却说此前并没有读过废名的小说。但何后来写信给他说：“我回来后找到他（废名）的书细细读，发觉我与他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颇接近，便极喜欢。”于是，汪曾祺感到，“这是很耐人深思的。正如废名，有人告诉他，他的小说与英国女作家弗金尼·沃尔芙很相似，废名说：‘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后来找到了弗金尼·沃尔芙的小说来看了，说：‘果然很相似。’一个作家，没有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却彼此相似，这是很奇怪的。”因此，他写道：“我的这篇序恐怕将写成一篇何立伟、废名异同论，这真是始料所不及。”他在序中说，废名是开一代文学风气的作家，沈从文、何其芳都曾受过废名的影响，而何立伟与废名的相似处是哀愁。令他高兴的是，“何立伟在小说里写了希望”，“对立伟的这种变化，有人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是好的”。他还对何立伟“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重意境、重感觉很是欣赏：“与其说他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不如说他用小说的形式写诗。”
看过曾祺先生长达4500字的序后，何立伟复信给我：“汪老的序，写得极好，是难得的文字。序写出这种温暖来，怕也是不多见的。”还说：“汪老的序，原本是《人民文学》拟发，不想叫天津《文学自由谈》拿去了，真有点可惜。汪老的文章，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文体美，有一种谁也没有的文气。您遇着他，代我向他致礼。”
立伟说得极是，这样美的序文，非常难得。也难怪曾祺先生刚一写得，就“为天津《文学自由谈》一编辑‘抢’去”了。看，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十分传神的“抢”字！距他对我说稿子“一时无处可送”，仅过去五年时间，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声望真可谓今非昔比了。而这五年，恰好是新时期文学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令人难以忘怀！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