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今年是袁世凯“帝制运动”100周年，也是蔡锷“护国战争”100周年。百年之后回头望，让我想起了袁世凯与蔡锷的关系。
一
在门户之见主导之下的历史叙述中，一个并非“自己人”的历史人物，要想不被遮蔽，就需要有足够的影响。因为有了足够的影响，遮蔽就非常困难。蔡锷有足够的影响，无法完全遮蔽，所以，从国民党的史家开始，就致力于另一工作：努力把蔡锷说成是自己的同道——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蔡锷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的作为，为这种改写提供了方便，所以一些人就把云南起义记到同盟会的账上，把护国战争也纳入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然而，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却使这种叙述有点为难，因为事实摆在那里：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支持的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众所周知，“二次革命”源自宋教仁案。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宋教仁要从上海乘火车赴北京，因为大总统已经几次催促，要他进京共商大事。按照当时人们的估计，这大事主要就是要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时间到了，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一帮国民党要人陪他走向检票处，这时却突然有人开枪，宋教仁中弹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至3月22日凌晨去世。
关于宋教仁之死，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人主导编撰的教科书开始，就一直认定是袁世凯主使的。直到今天，海峡两岸的主流史书依然如此。为了增强这种说法的逻辑力量，在讲宋教仁被刺之前，总要讲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因为这胜利构成对袁世凯的威胁，才会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结论却仍然停留于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与此同时，从宋教仁被杀当时，就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国民党的高层。当年宋教仁的秘书北一辉，在案发当时就认定孙中山脱不了干系；近几年来，张永东的《百年之冤》、张耀杰的《百年悬案》，以及台湾作家张大春、大陆作家叶曙明等都把暗杀宋教仁的元凶锁定在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不过，这种说法同样多是逻辑推论，没有提供可靠的证据。所以，宋案元凶到底是谁，客观地说，至今仍是悬案。
然而，回到当年现场，事情却是这样：宋教仁去世三天，孙中山即从日本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在黄兴住处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就咬定袁世凯是刺宋元凶，并且主张武力讨袁。虽然黄兴等革命元老都反对动武，但袁世凯是宋案元凶的说法却传播开来。
面对这种说法，蔡锷于4月14日致电大总统和各省都督：“宋案发生，浮言纷起……奸人乐架造蜚语，破坏大局”[1]，提醒人们不要为谣言所惑。半月之后，国民党人在上海召开全国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的罪行。蔡锷则马上致电参众两院和各省都督，认为大会“陷国家于至危极险之境地”，严厉谴责大会组织者“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并且表示：“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佥壬之手也。”[2]然而，“二次革命”还是爆发了。此时的蔡锷一面致电独立各省的将领，劝他们罢兵休战；一面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和参谋部，希望迅速出兵平乱。他甚至说：“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只是怕战事延长，难以收拾，所以建议中央“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3]。在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等人的联合通电中，他还表达了为维护国家稳定不惜决一死战的鲜明态度：“锷等岩疆孤寄，未知死所，然一息尚存，对于国家前途，惟有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苟反于此意，力所能至，歼除不遗。”[4]
由此可见，在“二次革命”爆发之际，蔡锷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反对“二次革命”，支持袁世凯。
二
从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开始，教科书就以是否“符合党义”为标准，面对现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以拥孙还是反孙、拥袁还是反袁划线。这样一来，凡是反对“二次革命”的，甚至在“二次革命”中不积极的，就都是错的。而蔡锷却是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从根本上不认可“二次革命”。蔡锷的这种态度，当然对神化“国父”是不利的。所以，此后的史书基本只讲蔡锷兴兵讨袁，而闭口不谈他在“二次革命”中对袁世凯的支持。
蔡锷曾经支持袁世凯，这一史实是不应回避的。值得追问的是：蔡锷为什么支持袁世凯？
首先，蔡锷认为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坛人物中最有魄力和声望的人物，是有能力稳定大局、创建共和的领袖。1912年1月，蔡锷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就说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虽然因为袁世凯终结帝制的工作进度缓慢，蔡锷也曾有过不满，但基本看法并未改变。南北和议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出现了“定都之争”等一系列争议，蔡锷都是支持袁世凯。
其次，蔡锷是辛亥革命元勋，他爱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民主共和国，而当时的袁世凯是共和国的象征，是选举产生的，代表着民意。这时候反对总统，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不尊重，也是对国民意志的不尊重。
再次，在蔡锷看来，这么大一个国家，国体政体新变，亟须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袁世凯正是这样的领袖。此时推翻袁世凯，意味着要使国家陷入战乱，破坏这个新生的民主共和国。
总之，蔡锷拥护袁世凯，不是出于私情，也不是出于党派利益。他反对的不是哪个人或哪个党派，而是危害民国的力量；他拥护的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派别，而是有利于民主共和国的力量。他的敌友之分很简单，谁背叛和破坏民主共和，谁就是他的敌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是共和国的大总统，他就支持袁世凯。当袁世凯不再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而要做“中华帝国”的皇帝的时候，就成了他的敌人。
三
蔡锷进京之后，袁世凯对其生活等方面做了很好的安排。蔡锷过生日，袁世凯送了一万元。工作上，袁世凯给了蔡锷一系列职务，薪水加起来每月可领5000多块大洋。袁世凯经常见蔡锷，有时甚至是天天见，大事小事与他磋商。袁世凯还让他的长子袁克定与蔡锷拜了结义兄弟。
各种材料证明，袁世凯把蔡锷调到北京，是准备重用的，当陆军总长，当总参谋长，重建国家军队，都在计划之中，只是付诸实践的条件尚未成熟。事情不难理解，即使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有些事也不能随心所欲。然而，袁世凯对蔡锷的重视有目共睹，别的职务不说，让他进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就足以证明。这个办事处只有6人，其他5人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还有萨镇冰、王士珍、陈宧。这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军事指挥部，可谓中央军委。而蔡锷自己说了算的单位是全国经界局。对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蔡锷心中有数，而且给予了积极的回报。
但是，1915年，袁世凯与蔡锷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袁世凯准备改变国体，当然想知道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看法。但袁世凯没有明问，蔡锷也没有直说。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两人虽然相互尊重，却没有真正走近，关系有点夹生。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在蔡锷身上。蔡锷进京之后，袁世凯一直努力亲近他，但蔡锷的态度却让袁世凯有点摸不着头脑。比如，袁世凯对他非常关心，不仅送钱送物，连生日都记着，而且给他许多兼职。任何人都明白，那是大总统的特别关爱，因为一个兼职一份薪水。然而，蔡锷却在五份薪水中选了一份较少的领取，其余都没领。这让袁世凯怎么想？
再比如，蔡锷进京后第一次觐见袁世凯，身为将军，自然是一身戎装，一丝不苟。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并且亲切地跟他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穿便装就行。第二次召见，袁世凯却穿起了大元帅服，而且通知许多将官参加，大家提前到达，只等蔡锷到来。蔡锷正点到达，并没有按总统的吩咐穿便装，而是依旧着装整齐，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袁世凯的这一招，曾经在浙江的朱瑞身上用过，朱瑞真的身着马褂去见大总统，结果是尴尬得汗流浃背，而袁世凯也从此不把朱瑞放在眼里。袁世凯所用的，是考察人的常用方法，可以一下子看到许多方面，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知礼节，是否宜于亲近。有些人不宜亲近，给个鼻子就上脸，居高位者是不喜欢的。袁世凯努力亲近蔡锷，蔡锷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半点不敢僭越。知分守分，显示的是一个人的自尊与自重。蔡锷谦谨自重，使袁世凯对他敬重有加。
然而，与这种谦谨自重的人交往，自身也必须谦谨自重。所以，面对年龄上是晚辈、职务上是下属的蔡锷，袁世凯一方面极力表示亲近，一方面却谦恭地称他“先生”。这种关系，很难说是蔡锷的成功还是失败。用句俗话说：他们把关系搞生分了。
根据中国传统，用人就要先收服。要收服人，无非几种办法：一是投其所好，满足他；二是乘人之危，救助他。这些办法袁世凯大都用过，但蔡锷的情况却不同：他不爱钱，不好色，没什么可以投其所好；他谨言慎行，不惹事，不犯错，你想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庇护他，他不给你这个机会。面对蔡锷这样的人，袁世凯这个有办法的人没了办法。蔡锷的表现，让袁世凯不敢轻视，却只能尊敬，而不能贸然视为亲信。
在帝制运动中，袁世凯弄不清蔡锷的内心，蔡锷也弄不清袁世凯的内心。如果是好朋友，蔡锷就应该对袁世凯有所劝诫。可是，蔡锷没有劝。因为他不知道袁世凯的真实想法，却知道做皇帝对一般人的吸引力。恢复帝制的列车加速，蔡锷做出了一个判断：复辟帝制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行之有效的阻击。谁来承担这个重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置身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自己有准确的估计，而且有足够的自信。这时的蔡锷已经是责无旁贷。既然如此，他就需要有所准备，不能暴露自己，在袁世凯面前，就更不能说真话了。
8月14日，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第二天蔡锷就到了天津，与梁启超讨论了一夜。他们议定，由梁启超写文章公开反对帝制，然后蔡锷离京回云南，袁世凯什么时候称帝，云南就什么时候独立。
面对这段历史，我总在想，如果蔡锷与袁世凯的交往更坦率一些，如果他在关键时刻能与袁世凯推心置腹，直言反对帝制，帝制运动的列车会开出那么远吗？遗憾的是，他们都不直言，而是隔着肚皮猜。
（原载《湘声报》2016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