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武行过来把我拉到一边："你傻啊，怎么是真摔？人家有经验的人，哪有你这么直戳戳把身体往地上扔的？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我朝他笑笑，脑子里已经嗡声一片。
这一天，我拿到了五十块钱。
第二天，还是往地上摔，不过不是从梯子上了。我要被人扣住手腕，然后被扔到地上。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假摔"。这次摔完，眼眶乌青，一边脸颊上高高地肿了起来。
收工时，副导演朝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演的不错，很真实。"
第三天没有戏，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动弹不得。麻木恢复过来后，每一个骨节都疼得像碎了一样，似乎有成千上万只小蚂蚁在噬咬着每寸肌肉，每条韧带。我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粗大了一大圈。
歇了一个礼拜，我又上戏了。
从那部电影开始，许多穴头都知道了，有个替身叫王宝强，不怕死，别人假摔，他真摔。所以，我的活儿也就多了起来。我捡到了一个铁皮的饼干筒，把每次挣到的钱，除了必要的花销以外，都存在那饼干筒里。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饼干筒的钱，一天一天多起来。钱到我手里时，都皱皱巴巴的，我就一张一张地展平，再虔诚地把它们在饼干筒里安置好，像给它们安置一个家。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人在陕北问一个放羊的小孩：放羊为了什么？小孩子说，赚钱；那么，赚了钱又要做什么呢？娶媳妇。娶媳妇为了什么？生娃。生了娃呢？放羊。
这个故事似乎是讽刺性的，讽刺农民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事实上，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他确实想不到更高的追求。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没追求的人。我每天想的，是怎样才能再挣到五十元。我幻想，手里有一千块时，我就给自己买件好点的衣服，买双舒服的球鞋。在这个社会里，外表真是太重要了。
我没办法忘记，我穿着露出棉絮的棉袄，头发又长又油腻时，路人看我的样子。他们嫌恶地与我保持距离，小心地不让自己的衣角沾到我棉袄里露出来的已经是灰色的棉絮。他们看我的样子，仿佛我是长在这美丽城市脸上的一块丑恶的癣。或者，是好奇，他们好奇地看着我的长发，我的脸上的污垢，我的指甲缝里的黑泥，眼睛里的神色似乎在说："瞧啊，这些人有多么懒，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把自己洗干净些。"
我很想把自己洗干净些。在少林寺的时候，我们经常洗澡。
训练了一天，身上都是汗水和尘土。莲蓬头喷出热水，简陋的浴室笼罩在氤氲的热气之中，每个毛孔都翕张开来，水流过身体，带走汗水、尘土、疲累。你相信么，男人，也会欣赏同性的身体。年长我几岁的师兄，个子已经长成，水流过他们的肌肤，手臂上肌肉隆起，皮肤像缎子一样闪亮。人，原来是那么美。
那种美，让还没有发育完好的我自卑。
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山上的水潭里洗澡。山里的水，有一种自然的清凉，再热的天气，都被这清凉的水洗去了。
北京，那么美，那么大的城市，什么都有，却没有这样一块清凉的、可以让我尽情投入它怀抱的潭水。
住在北沙滩的时候，要洗澡，要走很远，到公共澡堂去。澡票不贵，两元。可对我来说，两块钱，是十个馒头，十个馒头，可以吃两天。
实在太脏了，我就接一盆凉水，用凉水擦洗一下。
慢慢地，我麻木了，习惯了。我甚至故意会走近那些拿那种眼光看我们的城里人，看着他们傲慢的眼神逐渐变成了厌恶，然后变成惶恐，我的心里会升起一种复仇的快感。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在那种眼光下瑟缩起来，瑟缩着，变成一只小蚂蚁。
我开始放弃。真的呢，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再干净，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贫穷和歧视，真的是会毁掉一个人。
小屋里的气氛，开始微妙起来。
六个人的运气，并不一致。我的运气好起来那几天，大哥的运气却似乎到了谷底，整整两个月，没有接到一个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