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武行过来把我拉到一边:"你傻啊,怎么是真摔?人家有经验的人,哪有你这么直戳戳把身体往地上扔的?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我朝他笑笑,脑子里已经嗡声一片。
这一天,我拿到了五十块钱。
第二天,还是往地上摔,不过不是从梯子上了。我要被人扣住手腕,然后被扔到地上。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假摔"。这次摔完,眼眶乌青,一边脸颊上高高地肿了起来。
收工时,副导演朝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演的不错,很真实。"
第三天没有戏,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动弹不得。麻木恢复过来后,每一个骨节都疼得像碎了一样,似乎有成千上万只小蚂蚁在噬咬着每寸肌肉,每条韧带。我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粗大了一大圈。
歇了一个礼拜,我又上戏了。
从那部电影开始,许多穴头都知道了,有个替身叫王宝强,不怕死,别人假摔,他真摔。所以,我的活儿也就多了起来。我捡到了一个铁皮的饼干筒,把每次挣到的钱,除了必要的花销以外,都存在那饼干筒里。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饼干筒的钱,一天一天多起来。钱到我手里时,都皱皱巴巴的,我就一张一张地展平,再虔诚地把它们在饼干筒里安置好,像给它们安置一个家。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人在陕北问一个放羊的小孩:放羊为了什么?小孩子说,赚钱;那么,赚了钱又要做什么呢?娶媳妇。娶媳妇为了什么?生娃。生了娃呢?放羊。
这个故事似乎是讽刺性的,讽刺农民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事实上,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他确实想不到更高的追求。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没追求的人。我每天想的,是怎样才能再挣到五十元。我幻想,手里有一千块时,我就给自己买件好点的衣服,买双舒服的球鞋。在这个社会里,外表真是太重要了。
我没办法忘记,我穿着露出棉絮的棉袄,头发又长又油腻时,路人看我的样子。他们嫌恶地与我保持距离,小心地不让自己的衣角沾到我棉袄里露出来的已经是灰色的棉絮。他们看我的样子,仿佛我是长在这美丽城市脸上的一块丑恶的癣。或者,是好奇,他们好奇地看着我的长发,我的脸上的污垢,我的指甲缝里的黑泥,眼睛里的神色似乎在说:"瞧啊,这些人有多么懒,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把自己洗干净些。"
我很想把自己洗干净些。在少林寺的时候,我们经常洗澡。
训练了一天,身上都是汗水和尘土。莲蓬头喷出热水,简陋的浴室笼罩在氤氲的热气之中,每个毛孔都翕张开来,水流过身体,带走汗水、尘土、疲累。你相信么,男人,也会欣赏同性的身体。年长我几岁的师兄,个子已经长成,水流过他们的肌肤,手臂上肌肉隆起,皮肤像缎子一样闪亮。人,原来是那么美。
那种美,让还没有发育完好的我自卑。
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山上的水潭里洗澡。山里的水,有一种自然的清凉,再热的天气,都被这清凉的水洗去了。
北京,那么美,那么大的城市,什么都有,却没有这样一块清凉的、可以让我尽情投入它怀抱的潭水。
住在北沙滩的时候,要洗澡,要走很远,到公共澡堂去。澡票不贵,两元。可对我来说,两块钱,是十个馒头,十个馒头,可以吃两天。
实在太脏了,我就接一盆凉水,用凉水擦洗一下。
慢慢地,我麻木了,习惯了。我甚至故意会走近那些拿那种眼光看我们的城里人,看着他们傲慢的眼神逐渐变成了厌恶,然后变成惶恐,我的心里会升起一种复仇的快感。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在那种眼光下瑟缩起来,瑟缩着,变成一只小蚂蚁。
我开始放弃。真的呢,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再干净,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贫穷和歧视,真的是会毁掉一个人。
小屋里的气氛,开始微妙起来。
六个人的运气,并不一致。我的运气好起来那几天,大哥的运气却似乎到了谷底,整整两个月,没有接到一个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