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一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共12卷，500余万字，是一个以外国文学研究为切入点的大型学术史工程。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担任总主编，参加本书写作的有国内数十位专家。本书的基础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的结项成果，该项目于2009年底立项。[1]项目进行中，首席专家陈建华与各子课题负责人达成共识，将研究时段往前拓展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即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初创时期开始直至当下。[2]项目涉及时段长，范围广，内容复杂，参与学者较多，完成有一定难度。2013年底项目成果送审，2014年秋天结项。又经半年修改，于2015年3月上旬定稿。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全书作如下架构：“总论”两卷，“文论”一卷，“国别卷”七卷，“国别综合卷”两卷。各卷负责人分别为：第1卷《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第2卷《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第3卷《外国文论研究的学术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研究员；第4卷《美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第5卷《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福建师范大学葛桂录教授；第6卷《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华东师范大学袁筱一教授；第7卷《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第8卷《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第9卷《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第10卷《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第11卷《欧美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第12卷《亚非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教授。
二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漫长的学术历程。据目前可考证的史料记载，中国对外国作家作品最初的评点始于1830年代。[3]到了清朝末年，这方面的引介和评点逐步增加。民国建立前后，开始有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史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其成果虽不能与近30余年相比，但并非一片空白，不能漠视。20世纪上半期的文坛，译介活跃，引进了大量的作品和理论书籍，在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建设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新中国成立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尽管总体水准受到局限，仍出现了一批原创性的成果和一批优秀的学者，为新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和人才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60余年，中国历史发生巨变。人民政权的建立不仅为积弱积贫的中国开辟了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也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当然，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得并不平坦，特别是前30年中颇多曲折，这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不过，尽管干扰颇多，前30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并非空白，还是出过一些成果，培养过一批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外国文学研究迎来了立足于新基点上的高潮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全方位展开，不仅成果数量大增，而且开始出现一些大型的综合性成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过去难以企及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为此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
在成绩面前，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外国文学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除了极个别人剽窃他人成果的不良行为外，更多的是学风不够扎实或学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某些研究者对所涉领域浅尝辄止，急功近利，对外来理论生吞活剥，粗疏、重复、浮夸，这一类现象并不鲜见。无怪乎有学者疾呼研究中的“原创精神”、“主体意识”、“原典性实证”等。有没有这种精神、意识和学术态度，研究的格局和境界应该是大不相同的。
认真梳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走过的学术历程，客观评价学界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对于新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本书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国内的人文社科学术史的研究自1990年代至今颇为学界关注，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在学界起了引领作用。文学界而后推出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等著作，同样引人注目。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学者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回顾和反思本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反映了继承学术传统，并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作新的开拓的意识。
相比之下，外国文学界起步稍晚，21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相关著述，如陈建华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2007年）、叶隽的《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2008年）等。[4]有评论称：“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史研究模式——陈著立足于文学研究本体，而叶著更侧重于包括制度史在内的学科发展考察。这两种研究模式各有特点，互为补充又不可替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例。”[5]此外，由陈众议领衔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也开始有成果问世，如《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013年）等。但就总体而言，外国文学界仍缺少“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当前的热点和重点、成就和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估”的学术著作。[6]因此，本书虽有重大项目作前提，但本质上则由上述因素所催生。
四
本书各卷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梳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二，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三，考察重要的外国文学现象的研究状况；第四，勾勒本学科学人群体的面貌；第五，整理归纳重要的文献资料。
本书第1和第2卷为“总论卷”。第1卷《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的问题。第2卷《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从宗教学、社会学、译介学、叙事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探讨了其他相关问题。这两卷约请陆建德研究员、杨慧林教授、刘建军教授、王宁教授、叶舒宪教授、聂珍钊教授、谢天振教授、张德明教授、王立新教授、王诺教授、麦永雄教授等国内著名专家，就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切入主题，阐述各自独到的见解。参与这两卷写作的尚必武教授、郝岚教授、范劲教授、温华副教授等年轻学者的文章也显示了他们深厚的学养。本书第3卷《外国文论研究的学术历程》，考虑到文论的特殊性，所以单独成卷。该卷关注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英美文论与欧陆文论等的研究，以每10年为一个时段，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经纬，客观记录与重现了几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足迹，希望以此为未来的“拿来”探寻出更好的战略路径。
本书的其他九卷为“国别卷”和“国别综合卷”，分别对有关国家的文学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九卷中，前七卷包括美、英、法、俄、德、日、印七国，后两卷分别为欧美诸国和亚非诸国。美国卷梳理了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的脉络和重要成果，对研究的源头和相关的学术机制进行了阐释。该卷借鉴计量史学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方法，对学科发展的状态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力求对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得出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评价。该卷还关注学术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关注当下青年学者群体的成果，强调学术自觉和学术创新的学科史意义。英国卷在全面梳理英国文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展示了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脉络和主要特征，评析了国内学者在英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该卷在总结英国文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该领域有待开拓的课题作了前瞻性概括。法国卷考察了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状况，对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该卷关注法国文学在中国的阐释主体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对法国文学研究中的某些个案的讨论，诠释在历史维度、读者期待与研究个体三重作用下的法国文学的研究特点。俄苏卷以俄苏文学研究的历程为线索，以学术转型为理论框架，梳理了俄苏文学研究的成绩和不足。该卷的重点是论述新时期以来俄苏文学研究的状况，包括对总体面貌的展示，对文学史和文论研究的分析，对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的考察，对俄苏文学专业期刊的梳理，并探讨了俄苏文学学人队伍的构成和特色。德语卷考察了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学科史状况。该卷以史实梳理和线索勾勒为主，对作为个案的学术史代表人物、对“经典”的研究著作、对学术史本身，均有较为透彻的反思。该卷关注德语文学研究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承继、发展，并由此生发出与此相关的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与思想史课题，初步探讨了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日本卷展现了中国几代研究群体的学术成就，对学者们在日本文学史研究、古典散文叙事文学研究、能乐等戏剧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了分析和评价。该卷认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经历了由文学评论到文学研究、由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由追求功用价值到追求纯学术价值乃至审美价值的发展演变历程，指出了日本文学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文学文化革新等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印度卷对中国的印度文学研究进行了考察和评析，对学科史作了回顾。该卷在研究史的大背景下，对学科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进行了评价。该卷关注重要现象、重大事件在中国印度文学研究史中的意义与影响，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欧美诸国卷涉及除美、英、法、俄、德以外的欧美诸国的文学研究。该卷关注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文学研究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学术史上的意义，探究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气候、社会发展和国内外思潮对上述研究产生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萌发、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的形成。亚非诸国卷涵盖的范围包括除日本、印度之外的亚非重要国家和地区。该卷考察了中国对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文学进行研究的历程，在整体梳理中国的亚非文学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归纳了各阶段的研究特点，并对一系列重要国家或地区、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具体探讨，评价了中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
五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讨与创新。本书的参与者对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学术史的研究理念，展开过多次交流与切磋。例如，2013年年底在上海召开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围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话题，对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介绍了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心得，阐述了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上挂政治史，下联教育史，左傍思想史，右带文化史”的视野。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指出，要重视中国已有的学术研究的传统，不能为西方话语所统治，在研究中应该提倡西方理论话语与中国理论话语的交融。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以“世界文学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为题作了发言，强调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要强化与域外学界的对话意识。本书的不少作者，如陈建华、周启超、江宁康、王向远、孟昭毅、葛桂录、袁筱一、朱振武和温华等，也都作了主题发言。所谈的问题针对性强，且建立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讨论对本书的完善颇有助益。
本书的作者对相关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很有价值。例如，王向远教授认为，“学术史的写法和其他历史著作的写法根本上相通，都要求科学合理的架构、丰富充实的史料、敏锐深刻的史识、客观公正的立场、包容百家的心胸”。他提出写学术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正确看待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学术性身份之间的关系。“评价一个学者必须坚持‘学术成果本位’的原则，以他的学术成果为主要依据。”（2）正确认识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数量多未必质量好，但很高的学术水平往往要从大量的学术成果中体现出来。”（3）处理好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形式——论著与论文的关系。“专著（包括专题论文集）更能集中地体现其研究的实绩与水平，因而以专著为主要依据来评述其学术成绩，是可行的、可靠的。”王向远教授还就日本文学研究史的特殊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见解是长期浸润其中的学者的可贵的经验之谈，值得珍视。叶隽研究员也在不同场合提出了治学术史的理念。在他看来，学术史研究不仅仅要将以往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有追求的学术史研究者必然会将某个知识系统的整体发展与演变的轨迹纳入自己的视野，会引入思想史等有价值的学术资源，从而超越简单的梳理概括的格局而构筑起自己的学术逻辑。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强化主体意识、对话意识和跨学科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强调的是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表现在方法论上有自觉的传统资源借鉴和建构努力。所谓“对话意识”，强调的是互动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应当在与各国学者共同提升某领域的学术研究中确立自己的基本定位。所谓“跨学科意识”，强调的是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自觉扩充自己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域。这些见解对于本书的研究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书的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例如，葛桂录教授强调要重视文献资料，提倡实学视角与比较视域，试图建立一种立足于文献、学术与思想的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框架。王向远教授也强调材料和实证的重要，但作者明确反对研究方法上的“和臭”（即日本气味）：“绝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材料、重实证、重考据、重细节、重微观，但其文章或著作往往结构松弛，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说空话和大话，风格平实质朴；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往往罗列材料、平庸浅陋、啰唆絮叨、不得要领，只摆事实，不讲道理。”对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这是需要警惕的。江宁康教授探讨了将计量分析与人文学术史研究结合的可行性。他主持的“美国文学研究”卷注重从实证的角度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特别是对具体数据进行了图标分析，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郁龙余教授认为，除资料的运用外，要更重视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学者的学术思维的更新。当下的中国不缺学问家，缺的是思想者型的学问家，而中国的学术振兴需要大批思想者型的学问家。上述具有新意和独立意识的探讨，既保证了书稿在史述与论述、纪实与分析上的统一，也为学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六
目前完成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国别研究为主要切入点的多卷本外国文学研究史著作。本书作者从各自的角度对长达百年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了全面观照，在充分展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不管是社会还是学界都变得更为多元，更为多彩。但是，价值危机、浮泛学风和评价机制，也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如何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健康发展，也是本书作者思考的一个方面。参与本书写作的学者们从诸多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作为本书的主持者，本人向所有参与这次撰写工作的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各卷的领衔者[7]：周启超研究员、江宁康教授、葛桂录教授、袁筱一教授、叶隽研究员、王向远教授、郁龙余教授、朱振武教授、孟昭毅教授。这些领衔者多为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年富力强的学者。选择这些学者作为合作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前期成果丰富。这些学者多数是与我有过长期交往或合作的友人，也有个别因此次合作而相熟的学者。这些学者均承担有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有的还担任着繁重的行政职务，但对于我的邀请，所有人均慨然应诺，并且以极大的努力合力完成了这部工作量极大的研究史著作。成果固然重要，但在研究中结下的友谊更为我所珍视。本书12卷中有几卷是由一人或两人完成的，其余则是由多人合作完成的。应该说，本书的撰写集中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相当一部分长期关注学术史、研究史的学者群体，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学者，这些年轻学者的出色成果代表了学科的希望。
这里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迈荣誉学部委员，吴先生一直关注本书的撰写工作，并拨冗为本书撰写“总序”；感谢为本书提供高质量文章的陆建德、杨慧林、刘建军、王宁、叶舒宪、聂珍钊、谢天振、张德明、王立新、王诺、麦永雄、尚必武和郝岚等专家；感谢对本书给予长期多方面支持的夏仲翼、郑克鲁、陈众议、戴玮栋、罗国祥等学者。感谢始终以极大的努力协助我工作的华东师大团队，特别是袁筱一、金衡山、杨明明、范劲、田全金、杜心源、温华、蒋向艳、陈静、刘苏周、杨克敏、陈婧、杜力、林辰、袁晓军等。感谢重庆出版集团陈兴芜书记、别必亮主任，以及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曾海龙、秦琥等所有编辑。此外，还要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等相关部门致以敬意，没有他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要完成这样的学术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写好一部研究史需要对相关的学科领域进行科学的梳理，要记录下众多学者以生命和智慧构建的知识系统和范式体系，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重要的学术问题，要有理性的反思精神，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更需要研究者具备较高的学术境界与创造力。尽管本书的作者以高质量、出精品为目标，但由于各种因素所致，笔者深知目前完成的书稿中存在着疏漏和不足，因此热诚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与指正。
2016年春于沪上夏州花园
注释
[1]与本项目组同时中标的还有北京大学申丹和王邦维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其成果为《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6卷）。这两个团队的成果各有侧重，分别以国别和类型形成互补。
[2]本书从项目限定的“新中国”拓展至成立前，一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延续性，不宜隔断；二是注意到国内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关注不足，因此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能有所补正。本书的侧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占了主要的篇幅。各国别卷因面对的对象不同，涉及新中国成立前部分的文字多寡有差异。第8卷作者已有新中国成立前德语文学研究的成果（《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故体例上略作调整，将上述成果浓缩作为附录放在书后。此外，本书在第1卷中另拨出相当的篇幅对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了总体观照。
[3]1838年11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论诗》，以及此前刊载的《诗》（1837年正月号）二文阐述了对中西诗歌的看法，并对两者的异趣有比较。《诗》一文介绍欧洲诗歌，称“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和马”即今译“荷马”，“米里屯”即英国大诗人“弥尔顿”。上述材料请参见本书第5卷第一章。
[4]新世纪最早出现的文章是吴元迈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此文收入《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最早出现的著作是龚翰熊的《西方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这两种研究模式中也在本书中共存。
[6]吴元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第6页。
[7]以下名单按全书次序排列。其他参与者的名单请见各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