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记得，丹麦水手辛德贝格在他生命的黄昏之时，曾撰文，说他一生漂泊于世界的海洋，跟蓝色的大海、摇曳的棕榈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如今，他人生的船泊在退休的公寓里，但他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眺望远方的眼神，内心依然激荡着去海洋漂泊的渴望。
一匹老骥，却志在千里。
一个酷爱大海之人，即使到了生命的黄昏，他那鼓满帆的心灵依然渴盼着大海的呼唤。他那曾经强悍的臂膀仍然盼望着与海浪的搏击，就像飞行员渴望蓝天、运动员渴望赛场一样。
我不是水手，我昏花的眼睛里，闪烁的不是眺望远方的眼神，但同样闪烁着对人生追求的向往，尽管早已过了激情四射的追梦年龄。但梦于我来说，却像大海于水手、骏马于草原一样。如今，我人生的船同样泊进黄昏的港湾，但对崇高仍然充满了敬畏。虽然现在并不是敬畏崇高的时代，但是崇高于我来说，却像虔诚的教徒朝拜圣灵一样。这可能是我们那代人所受的教育影响太深的缘故，也可能是我傻乎乎的运动员性格使然。
总之，我敬畏文学，敬畏崇高，为了获取素材，我不惜一切代价，多次独闯俄罗斯当“倒爷”，去过战火纷飞的车臣，去过乌克兰、韩国、中国香港、欧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记得1999年11月，第一次赴比利时采访，怀揣羞涩的钱包，独自一人飞往布鲁塞尔，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住过华侨家，住过没暖气，连褥子、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的临时住处，受过委屈，哭过鼻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采访一位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母亲”的中国女性，一心想把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让全世界都记住她，让她人性的光辉永远照耀着这个充满杀戮与掠夺的世界！当时，我很想去德国寻找那位纳粹将军的故居，可是，15年前的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远不像今天这么近；欧洲的门槛，也远不像今天这么低，我只好抱憾地离去了。
如今，15年过去了，漫长的岁月滤掉了多少世间铅华，筛掉了多少无足轻重的素材，但是，想采访纳粹将军的夙愿却像一个顽强的特工，始终在我心底潜伏着，从不肯退却。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渴望了。
2014年晚春，一个深沉的声音从遥远的国际滚来，强烈地呼唤着我：去吧！去挖掘那些素材，再不去就更晚了。去写写他们，写写那些拯救了许多生命的人物——钱秀玲、法肯豪森将军、拉贝、辛德贝格、昆德、何凤山……用他们崇高的人性，去冲刷兽性的龌龊，从而唤醒那些未灭的良知吧。
是啊，当世界被疯狂的侵略剥去点头哈腰的虚伪，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戮之时，有人却巨人般地出现在众生面前，不顾个人的安危，用燃烧自己生命去点燃正义之火，去照亮那片血染的夜空，从而给人类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人性之光芒！
这种崇高的境界的确很值得去写，很值得去挖掘。
这种深切的呼唤，抵御着我内心的虚弱与犹豫，给我并不年轻的生命注入一种不可抗拒的活力，呼唤着我去完成这个多年未果的夙愿。然而，最后促使我决心完成这次欧洲之行的，却是几位与我毫不相干的政要。
2014年4月，新闻报道，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去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使我想到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受害者下跪的一幕；想到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极右势力，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慰安妇”，一再叫嚣“修宪”，恢复“自卫权”，把中国的钓鱼岛列为日本领土等一系列行为。
我是东北人，我的父辈饱尝了14年亡国奴的滋味，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历史罪人，为什么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人性与良知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东北作家，一个阅尽民族苦难的老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呼唤着我，使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一题材，并满怀激情地投入创作前的准备。
二
我知道，这次的选题很大，无论是采访还是书写，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说真的，我早已过了接受挑战的年龄，但我喜欢挑战，有挑战才会有超越，才会有成功。我的创作生命就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中，搏击着，提升着，继续着！
但我深知，这次去欧洲采访这么多过世的人物，寻找他们的后代、故居等重要线索，绝非我个人能力所能完成的，必须借用国家驻外使馆的力量。
于是，我向文化部打报告，阐述我的采访计划，希望得到中国驻欧洲几国使馆的帮助，没想到，文化部对我此次采访高度重视，给予我大力支持。文化部外联局北欧司司长郑浩先生与中国驻德国、丹麦、奥地利、比利时四国使馆文化处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几国使馆文化处的同志按照我提出的采访提纲，费尽周折，帮我联系到拉贝的孙子、辛德贝格的外甥女，找到了法肯豪森将军的故居等诸多线索，并约好了采访时间。尤其是驻德使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李文小姐，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决定带外孙女张润乔一同前往欧洲，张润乔在美国留学多年，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能给我当翻译，我就不用揣着一把中英文对照的纸条那么狼狈了。
2014年8月1日，一切准备就绪，明天就要启程了。可是，就在我们准备登机的前一天早晨，润乔忽然高烧39度，晕倒，吐泻不止，急性胃肠炎。我一下子懵了，怎么办？不能改签了，因为德国那边，李文小姐已经跟拉贝的孙子约好，8月3日上午我去海德堡采访。并约好8月4日，去法肯豪森将军的故居拿骚市采访三位市长。无奈，我只好带着对润乔的牵挂，独自一人，于8月2日飞往法兰克福了。
没有翻译，我急忙请李文帮忙，帮我解燃眉之急，请一名在海德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当翻译，陪我去拉贝家采访。驻德使馆请驻法兰克福参赞邓卫幸先生，驱车前往拿骚市，为我采访市长当翻译。
没想到，8月5日傍晚，润乔小脸煞白，居然从北京飞来柏林了。小家伙很懂事，怕没人给我当翻译，影响了我的采访，竟然拖着刚刚大病初愈的身子跑来了。有了润乔当翻译，我的采访就方便多了。
20天里，我们跑了德国、丹麦、奥地利、法国等多个国家，采访了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参观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采访了纳粹德国将军冯·法肯豪森的生前老友拿骚市的三任市长，听他们讲述了法肯豪森将军晚年的故事，他们送给我一部珍贵的、内部发行的法肯豪森将军所撰写的自传；采访了丹麦人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妮等数人，听取了辛德贝格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找到了刻在维也纳约翰街22号公寓大门石柱上何凤山博士为犹太人签证的纪念牌；参观了柏林墙、纳粹集中营、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碑群、犹太人纪念馆；去郊外墓园，瞻仰了向犹太人墓碑下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墓碑；采访了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还采访了许多德国人。
欧洲之行，使我的采访获得了圆满成功，获取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我到北京，又采访了对日本颇有研究的高级外交官王泰平先生，采访了托马斯·拉贝的中国秘书姜郁春先生。
之前，我曾两次赴南京日军大屠杀纪念馆查阅史料，走进拉贝先生的故居；两次跑到南京江南水泥厂采访老工人，查阅厂史；曾跑到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在“中国的辛德勒——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生命签证的文物史料馆”里久久伫立；曾跑到益阳郊区，走进何凤山博士的故乡，聆听乡亲们讲述何凤山的故事；曾赴北京、上海采访江南水泥厂总经理陈范有的后人陈克宽、陈克俭先生，以及他们的朋友徐尔欣、徐祖哲等数人；早在1984年，我就采访过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循着她在中国工作过的足迹，跑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与她共事的学者、世界语者及她的亲人叶君健、叶籁士、陈原、李益三、先锡嘉、黄一环、刘维等数十人，出版了长篇纪实作品《绿川英子》，叶君健为其作序。
除此，还看阅了几百万字的相关资料。
三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沉浸在创作之中，每天与我主人公的灵魂对话，触摸他们灵魂的脉动，探寻他们生命的真谛。
却发现，同为人类，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性、兽性与羊性。
几位主人公的事迹，深深地震撼着我，鞭策着我。其忘我救人的崇高境界，一次次净化着我的灵魂，检验着我人性的优劣。而那些魔鬼般的法西斯分子，则充分展示出他们毫无人性的兽性，昭示出非人的丑陋。
在创作中，我常常忘了自己，正因为忘记，所以甩掉了自身的盔甲，不再以作家的自律来约束自己，而是让手中的键盘信马由缰、酣畅淋漓地宣泄，甚至为自己的行为叫好，怕什么？中国人缺钙的年代、前怕狼后怕虎、被人欺凌、自身欺凌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活出真实的自己吧！
说真的，我的情感从未像今天这般痛快淋漓地宣泄，我的思绪从未像今天这般率真、这般野马脱缰般地自由驰骋。
我也曾多次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过于感性，只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观。可我手中的键盘，却常常不听从我心的指挥，常常激情烧焦理性，文字变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带刺的棍棒，敲击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健忘的神经……
在创作中，我用史料佐证来剖析日本极右势力猖獗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以此呼唤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呼唤国人要自省、自律、自强，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免遭他国的欺凌与宰割。
我把这部凝聚了多年思想的作品，献给我亲爱的读者。
最后，我向给予我很大帮助的文化部，向中国驻外几国使馆的文化处，向接受我采访的各位人士，向法文翻译范秀、英文翻译张润乔，向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士，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相助。正因为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才使我推出了这部来之不易的作品。
在此，谨向重庆出版社，向为本书付出巨大努力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2015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