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7月末的一个午后，我从炎热带来的昏睡中醒来，非斯[3]的那个夏天真的很热。我还记得那个幽闭的房间里凝滞的空气。“我会打开这扇窗，”我想道，“下面就是奥雷恩的港口，夜晚的空气凉爽宜人。”我已经进入了自己开始动笔的这部小说。我待过的那个令人窒息的旅馆小房间一定会出现在第一页里，只要打下了这个根基，我就能随心所欲地引导后面的发展。我知道前路漫漫，但我觉得身边应该有个女人——最好是一位妻子——她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平生只跟一位女孩一起旅行过，那便是我的妻子简。所以，我立即请出了这位妻子，我知道她将伴我度过整个旅程。仿造的简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同伴。毫无疑问，我和简在旅途中真实经历过的传奇故事对此影响重大。否认她的存在或者坚称本书纯属虚构并非自传对我并无益处。所以，虽然简一直安静地坐在康涅狄格州的游泳池旁，从未踏足过非洲大陆，但评论家们自有他们的一套看法，普遍觉得简一定和我一起去过撒哈拉。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有个疯狂的想法，他想把这本诘屈聱牙的书拍成电影，他觉得它很有大卖的潜质。他把德博拉·温格[4]尽可能地塑造成简的模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八十岁了，但他似乎丝毫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不用说，电影和我们的私人生活其实全然无关，那只是一种宣传策略。但在这里，我们最好尽量别提那部电影。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认为应该在书写到一半的时候让男主角死掉。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罹患伤寒时没得腹膜炎并不公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欠了那边的敌人一条命。多亏了纳伊的美国医院和21岁的健康身体，我侥幸躲开了腹膜炎的魔爪。十五年后，我的主人公倒在了这位静候多年的敌人手下，我在这本书中缓慢构建起来的那位虚拟的妻子只得自己照顾自己。最后，在摆脱掉被写作驱使的状态后，我知道主角的死亡不可避免，因为归根结底，我想体验死亡，不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而是身临其境——我必须成为那个垂死的人。我发现自己虚拟的死亡推动了这部小说，伴随死亡而来的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一切都取决于姬特，取决于她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叙事的可能性是无穷的。剧情按照姬特的幻想继续发展，不过在某些评论家看来，这完全是我自己出于男性视角——因此并不真实——的幻想。必须承认的是，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里，无论叙事的场景如何变化，姬特始终是个客体。
本书的出版几经波折。起初，双日出版社很干脆地拒绝了它，因为他们觉得它不是小说。接下来的一年里，它受尽了每个看过它的出版商的冷眼。最后还是我——而不是我的经纪人——把打印的手稿送到了新方向出版社的詹姆斯·劳克林手里，幸运的是，他喜欢这本书并决定出版它。当时劳克林的会计师已经递交了1949年的所得税申请表，他没有冒险将这本他觉得一定会亏损的书作为一个利润项目进行申报（他出版这本书完全是出于文学方面的兴趣而非商业上的考量），所以他把首印册数减到了3500册，而不是《出版人周刊》推荐的10000册。十二月的第二周，这本书终于面市，然而出于上述原因，假期的销售十分有限。
不过，哪怕经历了重重考验，这本书依然平安问世，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生命力已经比它的作者更强。
——保罗·鲍尔斯，于丹吉尔，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