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通，姓周，名冲，号静庵，江苏宜兴人。曾从学于王阳明，后又从学湛若水，合会王、湛两家。历任知县。]
◎吴生、曾生二位后生到我这里来，详细谈了道通你恳切为道的志向，我甚感欣慰，也十分想念你。像你这样，真可算得上笃信好学的人了。只是现在我正为父亲守丧，不能与吴、曾两位细谈。但他们俩也是极有志向、肯下苦功的人。每次相见，都感到他们有所进步。对我来说，实在不能辜负他们的远道来访；对他们来说，也就不会辜负远道而来的意愿了。他们临走之前，我写了这封信以转达对你的问候。荒乱困顿中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好就你在信上所问及的几个问题，稍作说明。匆匆奉答，极不详尽，两位后生想必也会亲口向你作仔细的转述。
◎来信说：“平常的日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我对于先生的教诲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体悟，现在更加明白了。但是，我片刻工夫也离不开朋友的帮助。如果有朋友和我一起探讨研习，我的志向就能专注健全、广阔宏大，就能生机勃勃。如果三五天都没有朋友和我讨论，就会觉得我的志向软弱无力，遇事就会疲劳，偶尔还会健忘。现在，在没有朋友聚首讨论的日子里，我要么静坐，要么读书，或到外边游玩散步。举手投足之间，我都不敢忘了培育这个志向，感到非常平和舒适。然而，终究不如和朋友一起研讨那样精神振奋、饶有生气。离群独居的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志向呢？”
你讲的这些，充分表明了你平时用功的收获。立志的功夫差不多就是如此了，只要你持续不断，练习到完全纯熟后，感觉自然就不同了。一般而言，我们做学问，最关键的就是“立志”。你所说的疲劳、遗忘的缺点，也仅仅是因为一个“真切”。比如，好色之人，未曾有疲劳、健忘的毛病，也只是因为志向还不够真切。自己身上的痛痒，自己一定知道，自己必定会去搔挠。既然自己知道了痛痒，自己也就不可能不去搔挠。佛教管这个叫“方便法门”，自己必须去调停琢磨，别人总是难以给予帮助，更不能为你想出别的方法。
◎来信说：“谢良佐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这些道理，只是生发得太早了。’就学者的功夫而言，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是，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放在一个整体考虑才对。如果不明白这个气象，就会有盲目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但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功夫，只怕又会堕入虚无的境地，是否应该不执着于‘有’，又不执着于‘无’呢？”
你所讲的大致是对的，只是体悟得还不够彻底。谢良佐的提问与程颐先生的回答，仅仅是他们二人的观点，和孔子《系辞》的本义略有不同。《系辞》上说“何思何虑”，意思是什么呢？是指所思所虑的只是一个天理，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所思所虑的了。一定要注意，孔子说“何思何虑”，不是说无思无虑。所以，他会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讲“殊途”，讲“百虑”，难道是无思无虑么？
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要去思虑的？天理原本寂然不动，原本是感应贯通的。学者下功夫，即使千思万虑，也不过是要恢复天理本来的体用罢了，并非要用自己的私欲去安排思考出来。因此，程颢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君子做学问，应该心胸宽广而公正无私，有事发生则顺其自然）。”如果用私欲去安排思考，就是为了私欲而使用智慧。“何思何虑”正是修学的功夫。就圣人而言，自然能如此；就学者而言，需要努力去做到。程颐先生则把它当成功夫的效果，所以他才认为“发得太早”。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就是他自己也觉察到前面的话还不完全。周敦颐先生所讲的“主静”也正是这个意思。就你在信中所说的，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见地，但还是把一件功夫分开当作两件事来对待了。
◎来信说：“大凡学者一开始懂得做功夫，就一定要认识圣人的气象。大概认识了圣人气象，把圣人气象当成标准，真切实际地下功夫，才不会有错失，这才是成为圣人的功夫。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首先认识圣人气象，从前也有人这样说的，不过，这个说法缺少一个要领。圣人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们能从哪里认识呢？如果不是从自己的良知上去真切体认，就像用没有准星的秤去衡量轻重，用没有开光的铜镜去照美丑，就成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圣人的气象怎么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良知原本和圣人没有区别，如果能清楚地体认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那里，而在我自己身上了。程颐先生曾经这样说：“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看着尧学他做事，没有他那么聪明睿智，又怎么能像他那样举动容辞都符合礼仪呢）？”他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心与天道相通，然后才能辨明是非）。”现在，你说说在哪里可以与天道相通？从哪里又可以得到聪明睿智呢？
◎来信说：“在具体的事情上磨炼修行，一天之内，无论有事没事，只要专心致志地培养本原。如果遇到事情有了感触，或自己产生念头，这样心中就会有想法，怎么能认为是无事呢？但是，依循着这些事情认真考虑，就会觉得事理应该如此，只是当作没有什么事对待，尽我的本心罢了。然而，为什么还有处理得好与处理得不好的情况呢？偶尔事情特别多，需要一件一件地处理，常常因才力不够而被事情搅昏了头脑，即使竭力挺住，但也觉得精神疲惫不堪。碰到这种情况，未免要先停下来反省自己，宁可不急着把事情处理完，也不可不去培养本原、存养本心。这样做对吗？”
所说的功夫，对于你个人而言，也就是这样了，但未免还有些出入。一般人求学，一生只做这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就是所谓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可不去培养本原，那么还是把它当成两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情一来，只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良知来应对便好。这就是所谓“忠恕违道不远”。处理事情有时尽善有时未尽善，以及有困顿失序的问题，都是由于太在意毁誉得失，而不能切实地实现良知。如果能切实地实现良知，就会发现平日所谓处理得好的不一定就是好，所谓处理得不好，大概就是因为在意毁誉得失，自己毁掉了良知。
◎来信说：“有关致知的学问，春天里再一次承蒙先生的教诲，不胜受益，已经明白应该怎样用功，觉得比从前简易多了。然而，我还是认为，和初学的人谈‘致知’，一定要加上‘格物’的意思，让他们明白从什么地方着手。本来‘致知’‘格物’是不可分割的，应该一起下功夫，但是，初学的人不知道从何入手，还是要先说‘格物’后，才明白‘致知’等等。”
“格物”正是“致知”的功夫，明白了“致知”就已经明白了“格物”。如果不知道“格物”，那么，“致知”的功夫又何曾知晓？最近，我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它寄给你，相信你认真读后，就会明白。
◎来信说：“如今，围绕朱熹先生和陆象山先生的学问，争论是非的现象仍然存在。我自己经常对朋友们说，天下不见圣道的光明已经很久了，不应该为朱、陆争是非而枉费心力，只需要根据先生您的‘立志’两字来指点教育人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人果能辨明这个志向，决心要学习圣学，那么，他就已经大体上明白了。就算不能辨明朱、陆的学说，他也能感觉出其中的种种。我发现，朋友中有人听到别人批评指责您的言论，就十分愤慨。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功夫还不精炼、纯熟，难免有意气用事的弊病。而程颢先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时说：‘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把我的观点全部告诉王安石先生，即使对他没有益处，也一定对我有益处）。’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我曾看到您写给别人的信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很希望朋友们都能如此。是这样吗？”
这一番议论精彩极了。希望道通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议论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去议论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是用行动诽谤，就很严重了。现在，天下那些议论我的人，如果能从中得到益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对我来说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进品德。古人说：“攻吾短者是吾师（攻击我短处的人都是我老师）。”既然是老师，又怎么能讨厌他们呢？
◎来信说：“有人引用程颐先生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问朱熹先生，为什么不容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熹这样回答：‘不能说，是因为没有性可言；不是性，是指说了以后，就不可能没有气掺杂在里面了。’程、朱两位先生的话，我一直不太明白，每当读书读到这里，就感到疑惑，特向您请教。”
“生之谓性”，“生”字就是“气”字，就是说“气即性”。气就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这样人性就已偏向一边了，不再是性的本原。孟子讲性善，是就本原而言的。但是，性善的端倪，只有在气上才能看到。如果没有气，也就无法看到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气。程颐先生讲的“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不明白”，也是因为学者各自看到了一面，所以他们只能这样解释。如果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人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就没有性和气的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