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清朝政府开始实施教育改革方案，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这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废除中国传统考试制度的重大改革。当时，欧美和日本成功地建设着富强的近代国家。为了振兴中华，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要求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于是，中国普及新学之风日盛，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蔚然成风。
四川也和全国一样，开始废科举，办学堂。朱德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欢迎这个变化。科举考试落第，朱德回到家里，要求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去上新学校。家里人说没有钱，不让去。朱德解释说，这学堂是公立的，一切免费，只需要些零花钱。家里人还是不同意，说这么多年来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培养出个子弟来做官，绝不能让他去上新式的学校，说不定哪一天它就关了门，过去好多新学校都是如此的。几年来改革运动的社会现实使家里人对当前的改革表示怀疑，不相信改革能维持多久。
和家里人讲不通，朱德只好又去请席先生代为说情。席先生本来笃信“新学”，他的话对朱家又具有权威性，于是朱家欣然允诺了朱德的请求。席先生把朱德的伯父请到他家，长谈很久。最后，家里人才同意朱德去上新学堂。上学的学费都是求亲告友东拉西借来的，前后总共花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朱德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这笔债。
顺庆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川北许多县的学生都来此求学。能从仪陇到顺庆新学校读书，对20岁的佃农的儿子朱德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新的世界仿佛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切是那么新奇，一切是那么陌生，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探索。到顺庆后，朱德先在高等小学堂就读，半年后，在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又进入顺庆府中学堂。
顺庆府中学堂是由日本留学回来的几个新派人物创办的一所新学校。张澜和刘寿川都先后担任过该校的监督（即校长），他们两位对朱德影响较大。张澜先生（即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是一个反清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留学日本时，因反对慈禧太后被清朝驻日使馆押送回国。张澜利用学校讲台，经常慷慨激昂地向学生宣传：“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管，就是牺牲性命，也要去救国家……”朱德对张澜先生的这种爱国精神十分敬佩。他经常与同学们到张澜家，畅谈国是，讨论反对旧制度，拯救国家等问题。刘寿川先生与朱德有乡亲之谊，桑梓情殷，过往甚密。刘先生经常和他促膝谈心，向他介绍日本如何通过明治维新成为强国以及当时日本科学事业的发展情况；还向他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勉励他发奋读书，特别要注意学习西方科学、军事、体操等，为振兴祖国干一番事业。这些民主革命的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革命烈火开始在胸中燃烧。
顺庆府中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格物（动物、植物）、修身、图画、体育等。入学后，朱德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寻求新思想、新知识。在张澜和刘寿川的影响下，学校里的教师大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们在讲课和谈话中都隐约地夹杂着反清的政治宣传。他们虽不明显地提到清朝两个字，只是笼统地提反对旧制度，但朱德和同学们都深知此中意味，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仅仅读了一年书，由于受到张澜、刘寿川的启蒙教育，使他喜好科学，热爱体育。这一年，不仅是朱德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而且是他在十年私塾生活中树立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发生动摇，开始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等民主、进步思想的开端。
新知识、新思想像阳光，像雨露，沐浴、滋润着朱德，他吸收着，追求着，思考着。朱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像展翅的大鹏飞向远方。
1907年，朱德从别人的谈话中，听说成都新设立了一所官立高等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而且附设有体育学堂。该校除了体育外，还教授数学、生理卫生、儿童心理学、教育、图画、音乐唱歌、修身、教授法等课程。一年毕业，出来可以当初等小学、高等小学的体育教师。这对于正在努力寻求新知识的朱德又是一个新的契机，自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抱着以教育唤起民众，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和改变外国人诬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这样一个志向，决定去成都上这所学校。
在步行去成都的路上，他独自一人一边赶路，一边欣赏着“天府之国”的大自然风光。心中不由地赞叹，天底下哪里会有像四川这样美丽富饶的地方，巍巍峰峦，滔滔江水，穿过幽静的河谷，翻越巍峨峭拔的大山，踏上川西平原，沃野千里，良田万顷，一望无垠。他每天拂晓便起身上路，农民歌谣不离嘴边。到了黄昏，脚步倦懒，满身尘土，便随意拣个农家住宿，在卖饭挑子上填填肚皮。
到第五个黄昏，还不及一般人到成都所花费时间的一半，他已在川西平原上看到了成都那高大的、古老的城墙。远处，巍峨的山峦耸立在赤色的晚霞里。
路边小河流水潺潺，他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把草鞋换成平时舍不得穿的布鞋。一个小时以后，他从成都北门踏进了熙来攘往的街道，他看到了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宽阔的马路，五颜六色的招牌，无数的饭馆、酒店、药铺……还有那摆满了四川丝绸和外国商品的大小商店。有志者事竟成，朱德欣喜若狂，忘记了疲劳。他终于来到了中国西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时的成都，呈现在朱德眼前的处处是充满着新旧交织的图景。一方面，新式的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使用新机器的兵工厂、缫丝厂、棉纺厂、造币厂、机器制造厂开工了。胶皮轮的人拉黄包车出现了，外国人开办的洋行商号也日益增多。官办、民办、教会办的各类新式学校遍及城乡。学生和老师头上的真辫子也陆续为假辫子代替。鼓吹新法，传播新闻的报纸、杂志也开始出版。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和朱德所见过的其他城镇一样，有大批破产的农民沦为乞丐，流落街头。面临末日的清王朝还在垂死挣扎，更加变本加厉地压榨人民。在成都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前面走着戴顶子的人边走边敲锣，喝道：“大人来喽！清路（又叫‘净街’）！”市民听到吼叫声，赶紧四散躲避。而后，是一乘八人抬着的大轿缓缓而过，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物。最后，只听见“站起来！站起来！”的吆喝声像演滑稽戏一样地可笑。成都的街市五颜六色，光怪陆离，朱德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真是哭笑不得。
到成都的第二天，朱德就办理了进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的手续。在学校里，给朱德第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教师们都没有真正的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随着帽子自由取下。辫子，这在当时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没有辫子就认为是反叛朝廷，得定死罪。朱德对这些如此大胆的老师十分崇拜，非常敬羡，认为“这些人是革命的”。此外，学校里还有女学生，而且这些大多是天足的，这在那“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中是不可饶恕的叛逆行为。学校里开设有数学、理化、体育、外国语等新学课程。还有实验室、图书馆，里面有许多宣传科学技术和新思想的仪器和书籍。总之，学校处处都有新的气息。这一切都使朱德精神振奋。
朱德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努力获取科学知识。入学以后，他最先参观了实验室，他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从国外进口的显微镜和一架人骨。当时，学校里挂有许多大地图，在体育学堂的教室里还挂了几幅外国陆战和海战的彩色挂图。朱德经常对这五颜六色的地图加以研究。直到几十年以后，他对这些东西仍记忆犹新。
朱德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技能。在这里，他每天很早起床锻炼身体，先围绕校园附近的南校场跑上几圈，然后到操场翻单双杠，跳木马。有时还和同学们一起切磋教学中一些动作的技术要领。通过刻苦顽强的学习，掌握了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学会的全部动作，胜利地完成了学业。
在四川高等学堂里，追求民主和科学是占据主导的思想潮流。朱德尤其爱听那些戴假辫子的老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虽然这些批评还太少，太少，还不敢明斥清王朝，但在他的脑海中却产生强烈的反响。他第一个脱下长袍，换上学生装。他愉快地过着集体生活，经常和同学们研究、辩论怎样富国强兵，怎样振兴国家，同时他开始注意打听谁是当时处在绝对秘密状态下的同盟会员，以便请求他们作为自己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由于他平时思想进步，言辞也相当激进，因而受到了学校同盟会员的注意。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了一张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张报纸显然已经过了许多手，一部分铅字字迹已模糊不清。这张小报揭露了君主立宪派的保皇嘴脸，指出他们所谓的改革是“企图维护腐朽朝廷的欺骗行为”。朱德把这份小报看了又看，使它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然后又把它塞到另外同学的枕头底下。这时朱德加入同盟会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他思想上却建立了这样一个信仰，就是“只有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民主国家，才是出路”。
革命的火星在中国大地开始迸发，革命的种子在朱德心田已经播下，这种子在时代阳光的照耀下，在从灾难与饥馑中走出来的佃农儿子的血汗浇灌下，萌芽，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