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节刚过，早上外出散步归来，老伴对我说：“今日有贵客来访。你猜是谁？”我说：“猜不到。”她说：“是谭冠三将军的大儿子谭戎生。已经约好，9点钟即来。”谭戎生我没有见过，不过他的名字我熟得很。早在20世纪50年代老政委就经常提到他。
9时整，一辆军车在门前停了下来，我迎上前去。车里首先走出一位中年人，一搭话，他递上一张名片，啊！这就是谭戎生。他的长相像他妈妈李光明同志，圆脸庞，忠厚中显示出一股英俊豪气。接着出来的是一位比他年轻一点的中年人，大概40来岁，叫姚希虎，云南省军区边防一团团长。姚团长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是谭冠三将军的战友，因此他和戎生也成了战友，他俩今日约好来访问我。
我把他们两人和汽车驾驶员请到我家中。来到会客室，戎生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马上围着茶几把沙发摆成一个圈儿。他说：“焦叔叔，您别客气，今天咱们好好谈谈我爸爸的事迹。上午谈不完，咱们下午继续谈。”边说边取出小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其态度之诚恳、情绪之随和，令我感动，不禁使我想起老政委的高尚品质：他身居高位没有官气，经常以普通士兵的姿态出现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谈这谈那，如同家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你稍有不妥之处他就批评，批评得叫你心悦诚服，所以我们都愿意和他接触、同他说心里话。戎生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西藏军区任日喀则军分区副司令员，以后几经调动，最后调至军委总装备部工作。虽说不上是大的领导，也算是我军的高级干部了，但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完全像他爸爸——我的老政委一样，对人诚恳谦和，一见如故。
谈谈老政委谭冠三将军的事迹，谈什么呢？将军早已故去，他的儿子谭戎生在我的想象中应该还是位青年，可哪知他今年64岁了，已退休。我今年也快80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抚今追昔，一片茫然。沧海桑田，一言难尽。老政委音容笑貌犹在，功业事迹人人皆知，可人在哪里呢？我去哪里找他呢？想及此，我不禁潸然泪下，说不出话来。戎生像哄小孩似的：“焦叔叔，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咱们慢慢谈谈。”
在戎生和姚希虎团长的开导下，我们的谈话慢慢展开了。谈到愉快处，我们哈哈大笑；谈到伤心处，我们共同落泪。谈了整整一上午，我算完成了任务。这个材料本不应由我来写，应由戎生来写，但为了备忘，我择其要点而记之。
一
谭冠三，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初小读了两年，因家境不济，就失学了，只好回家放牛种田。以后在村里父老会的帮助下才读到初小毕业，又读了两年高小。这就是谭冠三的最高学历。他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大学毕业，是大知识分子，中学毕业，是中知识分子，我小学毕业，是小知识分子。”
谭冠三在农村教过私塾。1925年参加了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带领“八一”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来到湖南南部组织湘南暴动。谭冠三带领一支农民赤卫队参加了这次壮举。当时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派弟弟毛泽覃到湘南与朱德联系。毛泽覃到湘南正巧碰到了谭冠三，在谭冠三协助下找到了朱德和陈毅，接着就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朱毛井冈山会师”。
谭冠三跟随朱德一块儿上了井冈山。冠三同志给我们讲故事时常说：“上井冈山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我是带着部队上去的，有十几个人呢！”说完就哈哈大笑。他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对他说：“你带这么多人来不简单啊！按照绿林豪杰的说法，你这也算是入了伙。”毛泽东听说他上过高小，还教过书，高兴地说：“好啊，咱们是同行，你就做财经工作吧。”于是谭冠三被分到红四军军需处任书记兼组织干事，负责红军的筹粮筹款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反党集团中的一些人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要谭冠三写湘南暴动那段历史。他们的用心谭冠三很清楚。他们是想让谭冠三出来同他们一起吹捧林彪。谭冠三对林彪非常了解，湘南暴动时林彪仅是陈毅同志领导下的一个连长。他打过一些胜仗，但也犯过错误。要把他吹得那样高，谭冠三不干。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参加过湘南暴动的人确实不多了，谭冠三写这篇文章最合适。谭冠三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他只认真理，不认人，而且天不怕地不怕，坚决不写这篇文章，不和那些人一起吹捧林彪。
因为不写这篇文章，林彪那一伙人就整他，给他定了许多罪名，最大的罪名就是：反林彪、反江青。而且想尽一切花样整他，使其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他始终冷眼以对，泰然处之，绝不向邪恶势力屈膝。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他才慢慢恢复了自由。
二
提起当年进军西藏，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谭冠三的一句名言：“死在西藏，埋在西藏。”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就知道它的分量了。
1949年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以后，中央确定我们十八军的驻防地点为川南地区，即现在四川的泸州、自贡、宜宾一带。这里长江横穿其间，大小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温宜人，风光秀丽，姑娘也很漂亮。我们都高兴极了，非常感谢中央的关怀。特别是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尚未婚配的老同志更是欣喜若狂，决心在此找个对象，安家落户，过日子了。正在此时突然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不在四川安家了，大家都有些想不通，从中央开始各级领导都在为我们做思想工作。毛主席说：“进军西藏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大家心想：西藏再苦，反正就三年，没什么了不起，去就去吧。可是我们进军了一年多还未到达拉萨，显然三年一换不现实，不可能实现，于是中央又对我们提出长期建藏的号召。这个口号有点吓人。我是在昌都战役后在昌都城下听到这个口号的。说实话打仗我不害怕，这个口号确实把我吓住了。我有点头昏脑涨，天旋地转之感。心想：这一下完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永远甭想回内地安家了。这时我们的老政委谭冠三站出来讲话了。他说：“西藏穷困落后，我们可以建设嘛。共产党员就是要像柳树松树一样，不管走到哪，都要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藏、西藏，祖国的宝藏。表面上是不毛之地，实际上宝藏多得很。地上地下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要在西藏安家落户，世代相传。死在西藏，埋在西藏。”
谭冠三在十八军领导干部中资格最老，年龄最大，办事向来以身作则，说到做到。他这样一说，对我们震动极大。心想，老政委都能长期建藏，“死在西藏，埋在西藏”，我们还怕什么。再加上其他政治工作的配合，我们的长期建藏思想慢慢就树立起来了。我不妨在此透露一个秘密：我曾到拉萨西郊烈士陵园看过！心想这就是我的归宿之地了，没有想到还能回内地工作。
老政委提的“死在西藏，埋在西藏”不是一般的口号，也不是一般的豪言壮语。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井冈山精神在西藏的具体体现，也是共产主义信仰在西藏的具体体现。这个口号起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不要怕苦怕死，死了就埋在西藏。西藏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咱们活着是西藏的人，死了是西藏的鬼。二是西藏是咱们的家，办任何事情都要有长远打算，不能光顾眼前，光顾自己，要处处想到未来，想到西藏人民和后代子孙。
假若我这个理解能够成立，我认为，谭冠三这句名言就是对长期建藏思想的最好诠释和体现。这句名言在西藏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内容、口号和实践来体现。比如：修筑康藏公路并决定1954年年底通车拉萨时，筑路部队在波密地区遇到了泥石流、塌方等难以想象的困难，指战员们喊出了“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口号，拼力奋战，硬是把公路按时修好，年底通车拉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战士们喊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言壮语，排除万难，英勇善战，叫打就打，叫停就停，叫进就进，叫退就退，取得军政双胜，在世界战争史上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博得了中央和全国人民“非常满意”的美誉。现在西藏有人说长期建藏思想过时了，谭冠三的名言过时了。我说，不，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内容罢了。谭冠三不仅是这句名言的创造者，有他不可争辩的“专利权”，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这句名言的实践者，他为此实践了一生。他的骨灰最终葬在拉萨他亲手开垦的八一农场的土地上就说明了一切。
我们当年进军西藏时，谭冠三已是40岁出头的人了。但他很少骑马，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一步一步从四川走到拉萨的。我们路上断粮时，他和我们一样忍饥挨饿，照样爬雪山过冰河。
这里有个小故事，是当年任谭冠三同志的秘书魏振民告诉我的。1951年他和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首长进到丁青，在翻越一座大雪山前，为了吃饱点，提提精神，好过山，炊事班拿出仅有的一盒鱼肉罐头让首长们吃。魏振民看到后很是高兴，赶紧送到首长们的帐篷里，心想首长们吃不完，我也可以吃一点。殊不知首长们吃完饭他去收碗筷时，罐头盒空空如也，连一点渣子也没剩。要知道四位军首长（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刘振国）只有一盒鱼罐头，充其量不过半斤，再说很长时间都没吃过菜了，每顿饭只是喝点代食粉糊糊而已，岂能剩下星点。
第二天过雪山更是神奇，到了山顶找不到路下山，没有办法，大家急中生智，赶着牦牛踏出了一条道路。谭冠三和夫人李光明像《三国演义》中说的邓艾取川一样，用皮大衣裹起来，坐在雪山上，两旁由两个战士护卫着，由山上像坐电梯一样滑了下来。那真是惊险万分啊！但谭冠三把此看得如履平川，坦然自若。他常把此作为笑料来谈。
到拉萨以后，谭冠三身为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担子是很重的。他除了抓重大决策以外，具体工作抓得也相当多：为了改变拉萨的气候，他大抓种树工作。他常说：“树多氧气多，可以改变拉萨的气候，有利于子孙后代，要多种树。”他培植的柳树苗最为成功。20世纪50年代军区各机关和近郊部队种的柳树都是从谭政委那里要来的树苗。他的住地周围简直成了苗圃。拉萨大昭寺门前有一棵唐柳，据说是当年文成公主栽的，长得枝叶繁茂。可惜只有一棵。“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被摧毁致死，再也没有了。以后又补栽了一棵，但毕竟不是原来的树了，也不是原来的树苗传下来的。谭冠三培植的柳树在拉萨到处皆是，谁也摧毁不了，它们定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我们到拉萨后，谭政委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在西藏安家落户，长期建藏，必须深入西藏。要想深入西藏，就必须学会藏文藏语。”我们一到拉萨，谭政委就首创藏干校，他任校长，抽调部队和由内地进藏的部分地方干部来校学习藏语文。这批干部在以后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现在拉萨桥头的西藏大学，追根溯源，它的前身就是藏干校。
谭冠三对藏干校及其学员是非常重视的。说到这里有个小故事。1956年西藏实行“六年不改”政策，军队和地方的干部与工作人员都进行了大量缩减。当时谭冠三不在拉萨，军队在缩减人员时把一些学过藏语文的干部也缩减了。谭政委知道了此事，很是不高兴。有一次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闭幕时他作大会总结。别人写好的总结发言稿由他来讲。他事先也没看，只是照本宣科地念。当念到“我们的干部工作成绩还是巨大的”，他“啪”的一下把稿子甩在桌子上，气冲冲地说，谁说成绩是巨大的，把我培养的藏语文干部都处理了，还说成绩是巨大的。到会的同志哄堂大笑。事后我们议论说：这个老头真好玩。他自己念稿子说“成绩是巨大的”，他又反问道“谁说成绩是巨大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谭冠三对于学习藏语文和有一定藏语文水平的干部是多么重视。
凡是在拉萨吃到苹果的人都知道谭冠三种苹果的故事。但是，谭冠三为什么种苹果，这里有什么思想内涵，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原来拉萨没有苹果树，那时我们吃的苹果大都是从东北、山东运来的。路途遥远，车况路况包装都不好，再加高原气候寒冷，一汽车苹果运到拉萨，冻坏的损伤的实在不少。就是这样的苹果我们一年也只能分到一两斤。谭冠三说：“我们长期建藏要依靠内地是对的，但不能依赖内地。不能当伸手派、叫花子。内地有的我们要有，内地没有的我们也要想法子创造出来。只有把西藏的东西生产出来，我们才能和别人交流。交流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更好地建设西藏。西藏的水土这样好，昼夜温差大，日光充足，光合作用强，难道就不能栽种苹果？我看可以。”于是他从全国各地弄来一些优质树苗，开始种在他的小院内，以后又种到八一农场内。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亲自嫁接、剪枝、施肥，年复一年地试验，终于成功了。成功后又到林芝地区栽种，又获成功。他种的苹果又大又红，又甜又脆，人称“将军红”，又称“谭苹果”，在拉萨轰动一时。谭冠三栽种的苹果现在已布满全西藏，不仅西藏人民吃苹果不成问题，现在西藏苹果已经畅销到内地来了。每当我在内地吃到西藏苹果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政委的话：我们不能当伸手派、叫花子……我们要把西藏的东西生产出来和别人交流。交流的目的是更好地建设西藏。我想这样的思想远远超出了苹果本身，这应该是建设西藏的一项指导方针。
三
说到拉萨平叛，我认为那是谭冠三一生中最为忙碌、最为紧张的一段经历。叛乱是1956年下半年从昌都地区开始的，以后逐步向外蔓延。到1958年，拉萨、山南、林芝地区都出现了叛乱武装，经常袭击我过往车辆，甚至抢道班、抢仓库、攻击我军据点，连我们在拉萨近郊的行动都受到了威胁。这年下半年，张经武、张国华又因病相继奉命返内地疗养，西藏党、政、军一把手的重担全压在谭冠三一人身上。当时西藏自治区尚未成立，只有一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许多事情要同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解放委员会协商解决。噶厦政府表面上同意平息叛乱，实际上暗中支持甚至组织叛乱，斗争非常复杂。谭冠三除了同这些人斗争以外，国际上的外交斗争也很复杂。大概是1958年下半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不丹访问要从我国亚东路过，西藏出面迎送。谭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的代表身份率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到亚东迎送。据说，正式迎送活动后，尼赫鲁还私下接见了西藏噶厦政府部分官员，这期间他们讨论了什么，当然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段时间内，谭冠三常常是一会儿在工委开会，一会儿在军区开会，一会儿在筹委会开会，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我们找他审查稿件，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要知道这时的谭冠三已是快60岁的人了。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岁月中，谭冠三做出的贡献很大。不管是军事、政治、外交、统战各方面，他都向中央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宛如昨日，可是当年指挥战斗的军区首长都已作古，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都满头飞霜，真是光阴易逝，人生苦短啊！我别的想法没有，我只希望同志们，特别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们，不要忘记那些像谭冠三那样心里只有革命、只有人民、而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建设好我们的军队和国家，建设好我们可爱的祖国西南边防——西藏。只有如此，我们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愧为一个长期建藏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