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的人，不会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痛苦与磨难。没经历过的人，不相信会是那个样子。
经历过的人，不会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痛苦与磨难。饥饿留下的印象永生难忘，只有经历才能深悟。没经历过的人，不相信会是那个样子，难以感同身受。
大锅饭
1958年9月的一天晚上，生产队召开大会，爆出前所未闻的通知：各家各户熄火封灶，大人小孩全都到集体办的大食堂吃饭，以后各家劳动力只管到生产队里干活，油、盐、酱、醋等生活琐事，都集中收归公共食堂统一安排，猪、鸭、鸡、鹅等家畜家禽也不准饲养。就是“拉大帮”干活，“归大堆”吃饭。这突如其来的生活大变故，有人高兴，有人彷徨，更多的人听之任之。
大食堂设在村东屯老刘家的四合院内，吃饭的时候，大人小孩从四面八方向大食堂奔去。石头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等。大大的锅里，玉米饼子像一个个枕头似的躺在里边，用铁锨铲下来，厚厚的饼嘎渣要用砍刀才能剁开。剁成一块块的黄玉米面饼子，人们争抢着吃，那厚厚的饼嘎渣嚼起来满嘴的玉米香味。大锅熬出的玉米粥黏稠滑润，全屯的大人小孩锅前锅后围满舀粥，或蹲或坐在院子里喝起来，满院都是突突的喝粥声音。个个都吃得满头大汗，有的人吃不了热饭，吃得慢了些，等第二轮去盛饭时，锅已经见底了。饭嘎渣也是人们争抢的目标，铲下来的饭嘎渣团成球，捧在手里嚼起来又香又垫饥。每顿饭人们都像是在抢饭吃。
舅母长得傻大黑粗，有点儿呆，吃饭的时候抢不上食，舅舅就给她买了个大号碗，像个小盆似的，一次盛满了就不用再盛第二次了。她双手端着小盆似的大碗喝粥，顺着碗边右吸半圈，咽下去，再向左吸半圈，每转吸一次都发出哨子似的响声。人们看着她那个吃相，笑喷了饭。
西屋五婶刚生下四狗，正在月子里，自家不让烧火做饭，大食堂又不能给产妇单独开灶，可苦了五婶。每天家里人从大食堂给她带点儿玉米面饼子和稀粥，奶水越来越少，四狗吸不出奶，整宿地哭闹，吵得我们也跟着闹心。没有办法，家里人只好在家里偷偷地给五婶做点儿吃的。这时，生产队又开始了大炼钢铁，把收集来的破铜烂铁砸碎后，扔到土法砌成的小高炉里煅烧，炼出一块块铁疙瘩、铜疙瘩。各家各户的铁锅、铝锅以及箱柜上的铜鼻子、铜盆和妇女的装饰品都被收去炼铜炼铁。家里人没有灶具给五婶做饭，只好断了四狗的奶，每天从大食堂撇玉米沫喂四狗。
白天、晚上，小高炉的炉火冲天，众人围着炉子添铁加柴，情绪高涨，很是热闹。现在岛里农户家里的老式箱柜都没有了铜鼻子。小高炉很快把山上的树木烧尽了，人们就伐果树代替柴。
那个年代，家里做饭要烧柴草，冬天烧炕取暖也得用柴草，这个生活中的大项目就落在我们孩子们的身上。每天放学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拾草捡粪，我们手拎镰刀，肩扛竹耙子和挑筐光着脚上大山坡搂草砍柴。冰雪覆盖着大地的寒冷冬天，赤脚拾草，脚冻得麻木难忍，看到牛刚拉出的屎还冒着热气，赶紧跑过去把脚插到牛粪里暖暖脚。铁蛋的父亲给铁蛋缝了双靰鞡，也叫“乌拉”，就是将猪皮卷起来，用线绳缝得像鞋状，里面塞些梳细了的苞米窝子的丝。脚放进去用绳系紧，缠上绑腿，铁蛋穿着它在雪地上走，咯吱咯吱地响，可展扬啦。那个时候，山上只有贴地皮的毛毛草和槐树杨树叶子，用耙子搂成一堆一堆，割点儿枯树枝夹到一起挑回家。还有一种拾草工具，在一个大竹耙子的杆上挂上一个用高粱秸秆穿到一起再卷起来的筐状似的装草物，叫“帘子”。用肩头拖着大竹耙子在草地上来回地拉，把竹耙子搂上来的毛草用小木棍敲打到帘子里，装满了就卸下来，像行李卷似的一垛一垛地摆放在地上，收工时用挑筐挑回家。入冬前要拾一个大草垛子，以备冬天做饭取暖用。冬天的傍晚用带杈的树棍将毛草从炕洞口捅到炕洞里，睡觉前点着，不一会儿炕就热得烙皮烙肉的。但睡到半夜就被冻醒了，像是躺在冰冷的铁板上，屋子四周透风，蜷曲着身子在冰冷的被窝里盼天明。更悲惨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尿了炕，只好在那尿湿的冰凉的被窝里熬到天亮。那时候冬天出奇地冷，水缸里的水冻成厚厚的冰圈，只能从中间舀水。为了生存，每到秋冬，我们拖着帘子在草地上来回地搜刮，把大地刮得光秃秃的。大竹耙子扒着地皮激起一道尘埃，小伙伴们每个人拖着一个帘子在草地上并排前进，后边飞扬起来的灰土像兵马在奔腾。拖了几天竹耙子的钩就直了，把大竹耙子扛到舅爷家，舅爷笑嘻嘻地收下，用灯火烤，重新使钩弯曲，再用刀把耙钩削尖，我们再继续用。地面上的柴草搜刮干净了，我们又把目光瞄向树上面，树上面的鸦鸟窝，也叫“乌鸦窝”，可都是些上等的烧柴。我们就冒着危险爬到树上捅鸦鸟窝，捅下一个鸦鸟窝就是半担草。爬上树后，两只鸦鸟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当看到我们拆它们的窝，它们就急了，轮流俯冲下来嘴啄爪挠我们的头和手臂。我们挥舞着镰刀进行反击，于是就爆发了夺草与保卫家园的人鸟大战。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我们的头被啄起了包，手臂也被抓出了血。我们一边用镰刀在头顶上飞舞，一边拆鸦鸟窝，鸦鸟怕被我们击中，就改变了战术，在我们的头上面往下投掷屎蛋。我们的头上、身上都被击中，仍奋不顾身，直到把鸦鸟窝全部捣毁，它们才鸣叫着飞走。我们的战利品不仅仅是柴草，有时还能在窝里捡到鸟蛋。
鸦鸟的智商在鸟类中是比较高的，它们看斗不过人类，惹不起躲得起，再选址筑窝就把窝建在树梢上，我们只能望窝兴叹了。
有的时候，我和捂住子、铁蛋、狗剩等小伙伴各自从家里偷出来几个地瓜、土豆，拾草休息的时候，在地里挖一个坑，把柴草烧旺后留下未烧尽的余火和灰，将地瓜、土豆放进坑里埋上，上面再用土封严。然后，我们再继续去拾草，待把草拾够担了，去把土扒开，焖烤出来的地瓜、土豆就会外焦里烂，金黄色的瓤冒着热气，润而不燥，黏而不粘，津汁香甜，大家快乐地分享着。
晚上，小伙伴们又聚到一起，在微亮的油灯下，抡着膀子甩扑克，谁输了就往谁的脸上贴纸条，抹锅底灰，大呼小叫，玩得乐不可支。有一天晚上，狗剩输得很惨，脸上贴满了纸条，出去上厕所由于纸条遮住眼睛看不清道，一跟头栽到粪坑里，浑身是粪水，臭气熏人，大家乐翻了天。狗剩跑到盐坝沟圈里一顿狠洗，第二天就感冒了。从此，小伙伴们就改口叫他“臭狗剩”。那个时候虽然贫困艰辛，却对美好生活充满了热望和憧憬。
记得在大山坡脚下有两棵杜梨树，每年春天，吐出圆圆的绿叶后开出雪白的花朵，到了秋天就结出一嘟噜一嘟噜青色的果实。每嘟噜都有十多个果粒，像樱桃果似的，但颜色青灰，这时咬上一口，酸得满口流水，而且嘴巴涩得发麻，久久不消。只能等到了冬天，果粒变成乌黑色才能吃，那时风干了的果粒吃到嘴里，酸甜酸甜的，那种口感是任何仙果都无法相比的。我们兄弟和小伙伴们约定，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后，大家一起来分享。大炼钢铁的那年冬天，我们到大山坡拾草，已见不到那两棵陪伴我们成长的杜梨树了，而且这个树种也从此在岛上灭绝了。
那个年代，我们小学生也经常被生产大队安排到生产队的地里拔草间苗，还要和社员们一起上山深翻地，到北甸子盐碱滩挖沟修水利。山坡上的地里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
全体社员们和中小学生昼夜奋战，灯笼挂在牛角上，平地下翻一米，山坡地一直翻到砂石层。盐碱滩挖出五米宽、两人深的大沟，说是能堵断海水，让盐碱地变成稻花香。这种不讲科学的盲干乱干，不仅乱了土层，把生土和石头翻了上来，把熟土和有机质压到土层的深处，造成连年减产，而且盐碱地挖的大沟，根本挡不住海水，几场大雨就冲平了。现在北甸子那片盐碱地已被改造成养虾圈。
红火热闹的大锅饭吃了一年，就渐渐地开始衰败了。到了第二年秋天，大食堂搬到下边舅爷家的前门房，由集中就餐改为打饭。打饭就是到吃饭的时候，每家每户提着小桶去领饭。粥饭变得稀汤寡水，而且还要按人头定量分配，两个人一马勺。打回家每个人只能分得一碗粥，喝一碗稀粥根本就填不饱肚子，每个人都把碗舔得锃亮。每次我和弟弟去打饭时，都眼巴巴地瞅着打饭的老大娘端马勺的手抖没抖、马勺歪没歪。有时打完饭看四下无人，就请求老大娘再给一点儿，老大娘故作生气地再舀一点儿倒到桶里说道：“好了，去吧。”这种大锅饭也没吃多长时间，到了1960年3月，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热闹一时的大食堂宣告解散。
代食品
1960年，饥饿无情地向这个靠吃返销粮活命的海岛人群袭来。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粮食歉收，岛上群众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三两粮，每月二两豆油，没有其他副食品。从此，岛里的人们经历了为期三年的“三两粮”和“低标准”。
饥饿逼迫人们扛起五齿耙、铁锹、镐头对秋后的大地进行扫荡，尤其是对地瓜地、花生地、菜地从头到尾地又刨了一遍。刨出来的花生蒂、地瓜须子、地瓜蔓子、菜帮子、菜根等都留着食用，有时也能刨出遗漏的地瓜、花生，人们如获至宝，这可是可以充饥活命的粮食啊。那年的初冬非常寒冷，凛冽的寒风和人们较着劲。为了活命，天刚蒙蒙亮山上就已经布满了大人小孩，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
进入深冬，冰天雪地，山上难以找到填充胃口的东西，人们就下到带着冰碴的海水里捞海草，拿回家剁碎充饥。上级也号召大家用“代食品”来填充饥饿的胃。所谓的用代食品充饥就是用柞树叶子、玉米骨子（剥完颗粒的玉米棒子）、剥皮的玉米秸秆瓤等物代替食品充饥。这些东西难咽又难出，尤其是剥了皮的玉米秸秆瓤，用筛箩底磨成细末，看上去白白的，做成粥饭很难咽，咽到肚子里更麻烦，排不出去。我肚子胀了五天没排出便，躺在炕上那滋味比挨饿还难受。母亲看我难受的样子非常心痛，就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抠。
就在被代食品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救命的东西——玉米秸垛。房后的场院旁边是生产队的牲口圈，秋后收割的玉米秸秆就垛在场院边，像一座小山。饲养员每天去拿玉米秸秆铡碎喂牲口，他们最早发现玉米秸秆里有时能捡到遗漏的小玉米棒子，这可是金灿灿的粮食啊，饲养员就偷偷地把它们拿回家。后来这个秘密被泄露出去了，很快屯里的大人小孩鱼贯而来，把玉米秸垛团团围住。人们像疯了似的扒翻玉米秸垛，北风吹起的玉米秸秆在人们的头上四处飞舞。不大一会儿，玉米秸垛就被蚕食了一大半。饲养员和生产队的干部发现了，远远地就粗脖大嗓地边嚷边来撵，人们像败兵似的往山上逃跑。我和几个兄弟气喘吁吁地跑到山沟里躲起来，看没有人追上来，我一摸兜里两穗小玉米棒子还在，急忙掏出来像饿狼似的啃了起来。玉米粒在嘴里咯噔咯噔地响，在这铿锵的旋律中，玉米粒被风卷残云般地囫囵咽了下去，饥饿的肚子立刻感觉舒服多了，对我来说这可真是救命般的粮食啊。天黑了，看见生产队的干部撤了，人们又悄悄地从山上下来，继续扒翻玉米秸垛，直到把小山似的玉米秸垛扒倒。第二天早晨，人们又对遍地横七竖八的玉米秸秆从头开始梳理，之后还有不死心的去玉米秸垛寻找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人们又扑向豆秸垛……
人都快要饿死了，我们家里养的那条通人性的小狗欢欢更是饿得走路都打晃，可它仍坚持着颤颤悠悠地去寻屎充饥。后来就饿得站不起来了，它用乞求的眼神瞅着我们，我们也都心疼、可怜它，但无能为力。看到它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痛苦的样子，还不如让它痛快地死去，还可以用它那皮包骨头的身躯缓解我们的饥饿。经过兄弟们几天艰难的抉择，一天早晨我拿着绳子走到欢欢跟前，用颤抖的手抚摸它的脑袋，它温顺地努力将身子向我靠了靠，眼睛里流露着温情和盼望，有气无力地伸出舌头舔我的手。当我把绳子套在它的脖子上，让屯子里的小伙伴强迫带走的时候，它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我也泪流如雨。欢欢一边被拖走一边回头看着我，它那忧伤痛苦、无助又绝望的眼神，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转过身不再去看它。
欢欢长了一身雪白的长毛，相伴五年，除了上学，它都和我形影不离。每天放学回来，刚走到屯口，欢欢就能听到我的脚步声，从家里跑出来迎接我，摇头摆尾地往我身上扑，高兴地用舌头舔着我的手。菜园子里进了牛、羊、猪、鸡等牲畜，只要用手一指，它就会立即冲过去，将它们驱赶走。欢欢的灵性与人相比，就差不会说话了。
有一年初春的早晨，我徒步到交流岛粮站购买返销粮。从西中岛到交流岛要在圈坝上绕行，能有二十多里地，为了省路程，我从结冰的鲨鱼圈踏冰穿行。当走到圈中间时，突然脚下的冰块塌了下去，我身不由己地掉到冰冷刺骨的冰窟窿里。开春的冰虽然厚实，但没有承重力，我挣扎着用双手扒着冰面往上爬，但边爬冰面边断裂，冰冷的海水呛得我喘不上气。死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往下沉。就在这时，肩头的衣服被谁扯住往上拉，我睁开眼睛一看，竟然是欢欢。早晨欢欢要跟我走，这么远的路程我不想让它去，在路上几次往回撵，没想到它竟悄悄地远远跟在我的后面，看到我掉到水里就冲了过来。它死死地咬住我的衣服拼命地往上拽，我借着它的力趁势一跃，滚到冰面上，欢欢也累得躺在冰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看见它的牙齿间有丝丝血迹，紧紧地抱着它，亲吻它。它抖抖身上的冰水，箭步往家狂奔，兄弟们在它的带领下把我接回了家。欢欢救过我的命，我与它情深似海，可如今，在饥饿面前，我竟然无情地抛弃了它。
后来，小伙伴们告诉我，欢欢死不瞑目。他们把欢欢吊到树上，它挣扎着瞪大眼睛看着他们，直到死去也没有闭上眼睛。也许它至死也不明白，人类这样的朋友为什么会对它这么残暴。
如果，你也曾感受过那种无边的饥饿，你就会理解当年我抛弃欢欢时的心情，心痛而无奈。直到今天，在街上看到白色的小狗，我仍忍不住驻足呆看，总是会有无尽的遐想。欢欢那矫健憨态的样子、摇头摆尾与你亲昵的表情、勇猛的身躯，还有它最后看我的眼神，一幕一幕从记忆深处浮现，心中隐隐阵痛，却从中领悟到一种精神与力量。欢欢一直活在我心底深处，从未曾离去。
瓜菜代
磕磕绊绊地活到第二年开春，上级又推行“瓜菜代”，即倡导人们用瓜果蔬菜代替粮食充饥。可那个时候哪有瓜果蔬菜，大家就到田里和山上挖野菜，采野果，凡是吃进嘴里没有中毒的野菜、野果、野花和各种树皮树叶都被吃光了。槐花刚刚吐蕾就被一扫而光，榆树钱、榆树叶采光之后，又把榆树皮剥下来碾碎充饥。接踵而来的是浮肿病、干瘦病患者越来越多，我们兄弟几个都瘦得皮包骨头，肚子大，脸也不知不觉地肿得像个馒头。到学校一看，全校学生大部分脸都肿了，说是肿痄腮，也叫“腮腺炎”，是急性传染病，学校无限期地放假。屯子里好多户全家人浮肿，卧床不起。
当死亡向我们这个家逼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救了全家人的性命。那天傍晚，我和弟弟无精打采地在盐场会议室外面的野地里拾草，无意中从盐场会议室的玻璃窗户看见里面的讲台上放了一堆干白菜帮子，已经干成了黄色，像黄烟叶子，有的已经发黑霉烂，这是秋天盐场收的落地菜帮子，准备喂猪用的。会议室窗户缺玻璃，伸手就能把窗打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回到家后，我把这个情况向母亲详细地做了汇报，建议去拿点儿回来。母亲沉思了半天没有表态。
当天晚上，天特别地黑，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待到半夜，人们都睡熟了，母亲喊起我和三弟，拿着麻袋去了那个盐场的会议室。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阴风凄凄，枯草在风中作响，光秃的树木映出张牙舞爪的阴影。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加上害怕，浑身都哆嗦起来，仿佛四周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三弟从那个缺玻璃的窗户口钻了进去，往外递干白菜帮子，我和母亲瑟瑟缩缩地在外面往麻袋里装，先后拿了两麻袋干白菜帮子。第二天，盐场的人发现白菜帮子丢失了，就把窗户用木板全钉死了。
这两麻袋干白菜帮子使全家人如获至宝，我们把它藏到了里屋，每天做饭的时候先拿出来一小把，剁碎了拌点儿面熬粥，每顿饭每个人能分得一碗菜粥度命。就是这两麻袋干白菜帮子，使全家人勉强度过了寒冷漫长的冬天，没有被饿死。
到了1962年春天，上级拨来了救灾物资，还派医疗队进岛普查和救治浮肿病人。按照新政策，每户又分到了菜地和自留地，人们可以在自留地里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还允许农民开垦一些荒地种粮自救。
母亲、姐姐和大哥带领我们开垦荒地种玉米、栽地瓜。我有一种像电影里演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感觉，刨荒地、打草坯，披星戴月地干。姐姐采取了奖励的办法，激励我们多开荒，每刨下四块草坯，抖净土，奖励一分钱。我们还在新开垦的荒地上种了花生、大豆、绿豆等。到了秋天，收回的金灿灿的玉米棒子、紫红色的长条地瓜、花生、豆子等堆了一院子。每家每户炕上都有地瓜囤子，地瓜垛得接近屋顶。人们渐渐地摆脱了饥饿的状态，气色和体质也慢慢地得到了恢复。
渡难关
正当全家人为温饱而齐心协力奔波的时候，一场灾难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头上。傍晚，父亲上夜班去盐场大泵泵水，临走的时候说：“不知道怎么的，两条腿有些发麻。”第二天早晨，工友把父亲抬着送回来，父亲全身瘫痪，手脚都不能动弹。全家人围着父亲痛哭起来，家里的大梁断了，像天塌下来似的压得我们喘不上气。这时，盐场的领导、父亲的工友、亲戚、街坊邻居们一拨接着一拨地来看望父亲，并殷切地安慰着我们。那年，大哥在谢屯初中读书，我和三弟读小学，四弟和五弟还没上学，六弟范全刚出生。这个家还要支撑起来，日子还要过下去，大梁重重地压在了母亲的身上。在巨大困难的压力下，好心人劝母亲把六弟送给一户姓管的人家，让他有个好的生活条件。全家人都不同意，一家人绝不能分开，再苦再难也要在一起坚强地活下去。
大哥那年16岁，因此而辍学回家到生产队里干活。身材瘦小的大哥非常要强，在生产队里与壮劳动力一起锄地铲草、挑水抗旱、赶车拉粪，样样重活都不落后，每天都能评上一等工分。家里有了在生产队里干活的人，分口粮要救济就比较好说话了。我一直很崇敬我的大哥，他为人随和，豁达开朗，吃苦耐劳，乐于助人。辍学后他在生产队里表现突出，不久就被任用为会计，后又被选为政治队长。记得那是1966年11月份，公社安排大会战，组织东（东北大队）、西（西海头大队）、南（南庙大队）、北（北炭窑大队）、交（交流岛大队）、马（马路大队）、大（大山大队）、和尚（和尚大队）、庙（三官庙大队）九个大队的人力物力修建交流岛大山前至凤鸣岛的跨海大坝。每个大队都分配了一段任务，并规定了时间和进度，每个大队又向每个生产小队下达了具体的任务。那个时候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人力锹挖镐刨、肩挑手推，各大队都昼夜不停地赶进度，大哥也带领着本队的社员昼夜奋战在大坝上。一天晚上，夜战在紧张地进行中。突然，工地上发生了塌方事故，东北大队女社员岳桂英被埋在了土中。人们慌忙地把她从泥土中扒出来送到了医院，大夫检查后决定要锯掉她的双腿，这样才能保得住性命，但在抢救中需要输大量的血。公社领导为抢救因工负伤的女社员，号召动员全公社的社员献血救人。大哥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家里人都不同意他去献血，可他不顾家里人反对，义无反顾地去献了血。由于当时家里很穷，没有及时地给大哥补上营养，再加上他体质本来就虚弱，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哥都整天迷糊、嗜睡，知道原因的社员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迷糊队长”。几年后，大哥又被公社任命为农机站站长、农机助理等。
小时候，大哥处处护着我们。有一次我和大哥一起上山拾了一大捆槐树枝，捆好后，他把扁担从绳子中间穿过，我在前面，大哥在后面。我蹲下去弯腰使劲地要站起来，两条腿直打战，我刚要直身，大哥在后边一使劲也要站起来，他往前一拥，把我拥跪在地上。我为自己没能站起来气得哭了，大哥赶紧来哄我，并把槐树枝拉到他自己的胸前，给我留出长长的扁担头。
三伏天的傍晚，天幕早早地就拉上了。兄弟几个踩梯子爬到屋顶上，铺上凉席躺在上面数星星。岛里的房子大多是用石头、黄泥砌的墙，碱泥压的房盖被雨水冲刷后，上面硬硬的。夏天的夜晚，天空像一口大锅罩着大地，上面镶嵌着许许多多璀璨的星星。白练银河，离我们仿佛近在咫尺，却又够不着。我们数着北斗星、牛郎织女星……突然，有流星飞驰划过，大家一齐惊呼：“扫帚星！扫帚星！”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雾露、海碱、青草的清新气息。海风习习吹来，那么地清凉舒爽。耳朵聆听着四周青蛙彼此呼应、毫无顾忌的爽朗放歌，还有蛐蛐时断时续的伴奏声以及玉米拔节的咔嚓声；萤火虫飞来飞去，点点闪耀；蚊子像一群一群的轰炸机嗡嗡地从耳边飞过，但不咬我们，因为白天我们在盐坝外圈洗澡，浑身是碱；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小虫哼哼唧唧地凑热闹；偶尔几声狗吠像在维持静谧山村夜晚的秩序。好一首自然界美妙动听的合奏曲。
家乡的夏夜是那么地热闹而又美丽、纯净。兄弟们躺在房顶上聚精会神地听大哥讲故事，讲天上的牛郎织女、月宫里的嫦娥玉兔、孙悟空大闹天宫，地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保尔·柯察金、林则徐等人物的故事，让我们听得入神，放飞着所有的梦想。也不知道大哥从哪里借来书，白天干活没有时间看，晚上得偷着看。那个时候，晚上用来照明的是一种简易的煤油灯，就是在玻璃瓶里装上半瓶煤油，用棉绳做个灯芯。那灯光是昏黄暗淡的，真是一灯如豆。用这种灯照明，最珍贵的是煤油。家里很穷，几分钱一两的煤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节省煤油，晚饭都吃得很早。大哥为了有故事讲给我们听，有时候就偷着点灯看书，如果被母亲发现了，就会被大声呵斥：“别点灯熬油！”大哥赶紧吹灭，有时候会用被子将灯光遮住。
还记得有一次，屯里有一个姓刘的欺负我，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大哥，大哥怒气冲冲地去找那人理论，后来竟拉起了大架。大哥长得瘦小单薄，被对方摔得一跟头一跟头的，但他爬起来继续上，要和那人拼了。我见此情景也冲了上去。最终，我们两个人把那人摁倒在下面教训了一顿。虽然往事已随风远去，但却一直留在记忆深处。
大姐范桂香那时已出嫁，当时在三官庙卫生所上班，一有空就回家忙里忙外，照顾父亲。她四处求医寻药，还要想方设法别让未成年的弟弟们饿着。大哥和大姐成了家里的两根顶梁柱子。我和弟弟们也都开始变得乖巧懂事了，不用大人催促，放了学大家都自觉地拿起工具去拾草捡粪。此前的童年生活清贫而快乐着，每天都有一种愉快向上的心情，而此后我们默默地努力去干自己能做的事情，为家里分忧。我和弟弟们担负的重要使命是为家里准备柴草，供家里做饭、烧炕取暖用。那年，我们拾的柴草垛子在院子里堆得像一座小山。全家人团结一心，有两个目标：一是给父亲治好病；二是积极向上，好好地活着。大家每天都不停地忙碌着，使得这个家一直没有垮下去。
父亲是由于常年在潮湿寒冷、噪声大的泵房工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神经麻痹症，在普兰店盐工医院住院治疗了一年后，经人搀扶勉强能坐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扶着父亲第一次坐起来的那天早晨，父亲看到窗外地里干活的黄牛，高兴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对生存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大夫说：“你父亲的病只能治到这个程度了。”于是就让我们办理出院。
回到家后，母亲和大姐、大哥仍然坚持给父亲治病，用了不少的偏方，甚至还烧香烧纸求佛、请跳大神，期盼着父亲能重新站起来，但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后来，又从长兴岛请来一位姓王的老中医，他说针灸能治好父亲的病，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样，这位老中医就得住在我们家里。
平日里，我们吃饭只是一碗稀粥、一块咸萝卜，饼子和地瓜之类的干粮要留给下地干活的人吃。现在家里住了位大夫，他是客人，我们还一心盼望着他能把父亲的病给治好，那就不能怠慢了他。拿什么给他吃呢？这个问题可难坏了母亲。我和弟弟们又担负起给大夫弄吃的的任务：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向大海索取菜肴。我们在心里想着，把大夫伺候好了，他能精心给父亲治病，父亲的病就能快些好。抱着这个念头，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喊了一声，我们就一骨碌地爬起来，往北海奔去。当时仅仅7岁的四弟好像很明白家里的处境和大人们的心思，谁也没喊他，他就自己悄悄地爬起来和我们一起赶海去。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啊。
大海给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那年南海盛产白蛤，我们又称它为“不愣头蛤”，往常挖这种蛤要找海滩上的小沙眼，那是白蛤喘气的地方，然后用蛎钩顺着小眼一个一个地挖。那年不用蛎钩挖，而是用刨菜地用的五齿耙在海滩上随便地扒。一耙扒开，有五六个白蛤露出来，扒一会儿，再蹲下来一把一把地往筐里装，一潮每个人都能挖满满的一大筐。
老人们说这种白蛤会飞，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了这么多。记得那一年，岛上家家户户门前的街上都有一堆一堆的蛤皮。新鲜的蛤肉吃不了，就晒蛤肉干。说来也奇怪，一年后，这种白蛤在南海突然就消失了，也不知道又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一天去赶北海，一天去赶南海，早潮过了，里江海滩退不出来，我们就在外海滩捡拾“独鼻波螺”，这种小波螺很像陆地上的蜗牛。有人说，陆地上有什么，海里就有什么，还真是如此。这种小波螺在海滩上移动缓慢，拖出长长的痕迹，顺着痕迹就很容易发现它。有时候它拱进泥里，外面鼓起一个小泥包，捡起它，它的身子立刻就缩到壳子里，同时喷出一股水进行自卫。不论大潮小潮，只要退出点儿海滩，就能捡拾到它，我们起早贪黑地天天去海里捡。涨潮了，把筐放到沟水里摇晃冲洗，再拿出来一看，一筐灰褐色圆圆的独鼻波螺闪闪发光，一摇筐哗哗地响。
回到家后，把独鼻波螺倒到锅里煮熟了，再一个一个地把波螺肉挑出来。波螺肉是浅黑色的，波螺的黄是浅黄色的，螺旋状。用独鼻波螺肉炒鸡蛋，吃到嘴里，螺肉硬硬的，嚼咕起来又鲜又香又有咬头。长兴岛老中医王大夫在我们家里住了两个多月，几乎每顿饭都有波螺肉炒鸡蛋、小葱拌蛤肉、酱焖小胖头鱼、青炖鲮鲫鱼，把老大夫吃得非常高兴。经过他的精心治疗，父亲能拄双拐下地走动了。
多年后，四弟到我家来做客，特意到市场上买来这种独鼻波螺，我们俩四目相对，会心地相视一笑，不言而喻。
父亲拄双拐能下地走动，给全家人带来了喜悦和希望。为了给父亲解闷，我们给父亲买了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能有手掌那么大，父亲每天拿在手里听戏听新闻，情绪很好，也能笑着和我们说说话。这是家里购置的第一件电器设备，父亲去世时，我们把这台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到父亲的棺材里，让它永远陪伴着父亲。
那个时候多么希望能发生奇迹，盼望着父亲丢掉双拐，像以前那样领着我们去打鱼摸虾，那该多好啊！为了能让躺在炕上的父亲安心养病，增加营养早日康复，兄弟们起早贪黑地开荒种地，打鱼抓蟹，改善生活条件，把卧病在炕多年的老父亲伺候得高高兴兴、白白胖胖的。
1980年5月25日上午，父亲看到四弟从公社回来，高兴得边喝着汽水边和家里人唠着家常，之后说：“我想睡一会儿。”就这样，瘫痪在炕上十八年的老父亲安详地睡过去了。
父亲患病卧床十八年，母亲以豁达的心胸、聪明的头脑、勤俭持家的本领和勤劳能干的双手，精心照料着父亲，抚养教育着七个子女，使子女们长大成人，并分别走上了站长、主任、局长、部长等领导岗位。她经常对子女们说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没有过不去的坎”，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她都能沉着冷静地坦然处之。她常说的第二句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1999年四弟范俊出版了《往事》一书，书中《母亲的生日》《那盏老油灯》等章节中叙述的内容吸引了市局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去看望母亲，她也当着人家的面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在位就是普通老百姓，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驴大马大值钱，人大乎了不值钱。”她说的“驴大马大值钱”是说牲畜高大强壮能干活，人大乎了就会招人恨。她常说的第三句话是“喝凉酒花官钱早晚是病”。母亲用喝凉酒打比喻，说人是不应该喝凉酒的，喝了凉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毛病的，喝的次数多了，量大了，身体总有一天会出毛病的，就像贪占公家的钱财一样，一回两回得手了，十回八回上瘾了，次数多了，量大了，总有一天会暴露的。母亲常说的第四句话是“不孝顺的人不值得交”。对自己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对别人能有爱心吗？这种人不懂得感恩，因此不要与这种人交往。母亲的言行让我们很早就知道了“百善孝为先”，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并历经苦难将我们抚养大；感恩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帮助；感恩社会。父亲患病卧床十八年，每年盐场都对我们家给予救济，父母反复告诉我们，不能忘记组织上的照顾，长大了要报答社会。我们长大后都尽全力认真工作，孝敬父母。父母抚养、爱护子女是本能，子女孝敬老人是道德。我参加工作出门在外，能抽出空闲就回家看望父母，平日里注意父母喜欢吃什么，就往家里买什么。每次回去都首先给卧床的父亲理理发，刮刮脸，洗头洗脚。父亲走后，我回家总要和母亲睡在一铺炕上，陪她老人家说说话，让她高兴。可惜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每每怀念起二老，总觉得二老在世的时候自己孝敬得不够，心有内疚。母亲说那几句话的时候，眼睛总是亮亮地看着我们，她那朴实的语言说明了一些做人的深刻道理，让我们深有领悟，她在启迪和警示着我们！母亲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有着严格的要求，甚至我们遇见熟人没有主动打招呼，她知道了都要不客气地教训我们一顿，这些对我们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教会我们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才会摆正自己的位置；二是让我们谦和做人，善待包容他人。
2012年农历九月十四，母亲吃完午饭后坐在床上安详地离世了，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