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于修身养性都十分重视，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尤其注重自身修养的修炼。他始终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内外兼修，终被后人尊为一代奇人。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以诚为本，诚信做人
《中庸》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故执之的主观精神——诚。曾国藩以诚为本，认为诚就是天道。掌握做人学问，诚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所以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他威震三军，权倾天下，但他待部下却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诫”。他还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的人了。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
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天讨胡檄》。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胡说八道！天诛地灭的贼长毛！”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
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
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恪守“血诚”。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
曾国藩回答道：“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
罗大纲哈哈大笑，他说：“先生，你也太认真了。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方孝孺不值得效法。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老先生若是对此感兴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榷。”
曾国藩没有料到太平军中也有人才，谈起历史人物是颇有见地。罗大纲临走时希望曾国藩抄几份告示，因为第二天要用。曾国藩说自己病了，头昏脑胀，无法胜任。罗大纲上前摸了摸曾国藩的额头，果然滚烫，便不再为难他，叮嘱手下人去找医生来给先生看病。
谁知与罗大纲一起来的一个湘乡籍士兵认出了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大纲。罗大纲惊讶不已，他冲到曾国藩面前吼道：“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面对怒气冲冲的罗大纲，曾国藩只要向反贼乞求饶命，不仅性命可保，还会捞个官当当，但那就不是曾国藩的为人风格了，宁做方孝孺，不做姚广孝，大不了一死罢了。儒家讲中庸，但并不提倡明哲保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通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于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血诚”作为实践导向的大门。
曾国藩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任凭罗大纲威逼利诱，就是坚守对清政府的“赤诚之心”，让罗大纲无计可施，后来，曾国藩在义士康福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大营。假使曾国藩没有逃脱太平军的魔掌，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定会心怀“血诚”而慷慨就义的，因为忠诚之心已经作为他的人生准则而不可动摇。
在曾国藩看来，“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能体现人的文明与高尚。
曾国藩修身绝学
要让自己的话使别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够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字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来说明“诚”字的重要，并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严以律己，身先士卒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服众，就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树立威信，才有资格对别人加以指导。最好的推出自己的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不苛责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曾国藩却是这方面的典范。
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官员作出示范，使大家深受教育。秦淮河是古都南京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后，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没过多久，曾国藩约来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以身作则，不只凭个人喜好处理事情，对秦淮河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任人唯贤并听取贤者的意见和建议，是为官之人的基本素质。但曾国藩自认为有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还是尽力而为，在选用人才上尽量做到宽容有度，贤者优先。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员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息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对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凡是那些在官场上奔波的人，仕途大都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也为数不少，有些人因为无形中卷入党派之争、官场是非，稀里糊涂地就被罢官免职了。曾国藩总结出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昏惰任侠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居官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善任才可构成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队伍。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究原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义气用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军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嫉妒，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并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耳闻，火并事件发生后，他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讲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只是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一般认为，做官的人都很贪图安逸，而曾国藩则是一个例外。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及其简朴，对家人也同样这样要求。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儿媳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织麻纺纱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却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曾国藩在过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日并不穿在身上，只有遇到庆典或者过年时才穿一次，所以，虽然那件衣服伴随了曾国藩几十年，拿出来仍然如同新衣。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必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借鉴前人，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曾国藩修身绝学
《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曾国藩严于律己，凡事都以身作则，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总之，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为下属、子女以及后人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坚韧不屈，成就事业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景德镇城下。曾国蒲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
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曾国藩修身绝学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知足慎独，戒傲自律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出道入仕之初的最大缺点了，这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戒傲为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深知其理。
曾国藩为人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1）为官戒傲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一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2）居家戒傲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对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他便力戒子弟不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桥“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3）为学戒傲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已之所做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
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为人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一军事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入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曾国藩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平静之心，以静修身
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修身养性中的“静”就十分注重，并有箴言教训流传于世。例如，孔子说“仁者静”，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生和良好的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
在社会动荡、战火连天的险恶环境里，曾国藩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与他的修养关系密切。曾国藩是一个内心涌动着极大热情的刚烈之人，在使得他最初在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有不少纠结，往往在动与静的牵引下左右徘徊。他每天坚持静坐来平息内心的躁动，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这种做法使他得到很大的好处。翻阅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曾国藩非常赞同借鉴前人，他能将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通过反省自己以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过后，面对众多大事，他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以便从容应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浪潮。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正在老家为父亲守丧，朝廷命令其编练团练，用来抵抗太平军。那时的他在朝野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他在众多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时，朝中大臣都为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而惊叹，一介儒生竟然在军中龙腾虎跃，这怎不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并向他竖起大拇指呢？其实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抓住时机给自己充电，并且能在清静中立下大志有很大关系，这也体现了诸葛孔明所说的“宁静致远”。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学业超群；中年率军打仗，屡败屡战，直到胜利；晚年勤政为官，编纂古籍，致力洋务，追求不息。他不仅具有百炼成钢的魄力，而且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在追求事业的人生征途上能够始终保持坚不可摧的意志、矢志不移的进取精神和充沛精力。这正是因为他能将“养其身”与“有作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思想引领行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时代使命。
茫茫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熙熙攘攘，这容易引起浮躁的心理。为了克浮止躁，曾国藩在“静”字上狠下功夫，他说：“治身不静则身危。”然而，这也需要有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像平常人一样不懂得如何保持内心清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应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可见心浮气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不断完善自己。
由于“静”字功夫欠缺，曾国藩也曾吃过大亏。他刚刚踏人社会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懂得如何收敛自己，造成了很多不愉快。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做客，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不欢而散。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无意中在人前流露出高傲不凡、咄咄逼人的神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功夫。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他经常指责别人的不是，与绿营兵勾心斗角，摩擦不断，与湖南官场开始貌合神离，后来分道扬镳，他还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明争暗斗，这些事情都把他推人尴尬艰难的困境，无意间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障碍。锋芒毕露、心气过高、性情过烈，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绊脚石，从而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陷阱。
咸丰三年（1853年），因团练刚刚建立，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皇上多次催促他出兵，他都陈述理由按兵不动。但经过一段时间招募训练，湘勇人数逐渐增长，多达万人，他就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了，以致失去了平静，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一切功名利禄将信手拈来，更显得有些心高气傲。其实，那时的他对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根本就不太清楚，对敌手的战术更是不甚了解。他熬了一宿亲自执笔的《讨粤匪檄》，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他由于对这个檄文不满意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讨粤匪檄》并没有直指太平天国的要害而重手出击，他绕开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而大谈卫道保教，里面提到了“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等等，这些都不是太平军的致命点。与其说曾国藩不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不如说他事前不够心静，并没有潜心分析、仔细研究太平天国的战术战略和指导思想。
曾国藩当时不但不了解太平天国最有号召力的“蛊惑”究竟是什么，更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军事布署，对沿途的军事要地也没深人研究，便带水陆两万湘勇迎兵出击，以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明明进了圈套，他还不知误入虎口，自以为旗开得胜，为轻易地得到了岳州城而洋洋自得。由于他放松警惕，甚至连夜间巡逻的人都不派出就高枕而眠，结果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由此亦可见平心静气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
曾国藩修身绝学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崇尚节俭，戒奢戒侈
“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美德。《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所有恶行中最为严重的。这部先秦经典将“俭”字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上，充分地展示了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祟尚节俭的精神，在以后历代都受到推崇发扬，有的人从学理上阐发之，更多的人则是在行动中实践之。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媳妇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了30多年，到他去世时，还像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其实，曾国藩的节俭的作风，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他的父亲曾麟书虽是个穷教书先生，生活贫寒，却刚强自立，主要是凭借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在山村教育子弟，经常告诫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曾国藩两个友人的父亲、也都以此告诫。曾国藩认为，他们“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曾国藩的生长、交游环境，使他培养了俭以自立的志气。
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教育子侄说：“‘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其中的“俭”字，又与“勤”字相关联，所以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不用奴婢和仆役，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子娶妻，也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惰之习。纪泽刚刚结婚，曾国藩就告诫儿子，要他引导媳妇织布做衣：“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而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位尊权重的大军统帅、封疆大吏了。
清朝官吏的俸禄很低，尤其是在清初的时候，县官、知府每月薪银只有几两、十几两。许多人无以为生，只好借机克扣，导致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的局面。雍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风气，设立养廉银制度，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缓解了贪污现象。但京官的俸禄仍然较低，特别是没有实权的翰林等闲职。因此许多人科举之后，一心希望散馆外放，得到肥缺。
曾国藩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当时这是储才之处，预示着后来的飞黄腾达。但他一开始就面临着清贫的生活。他给家里写信说：“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作为长男，他要寄钱孝敬父母，作为长兄，他要接济兄弟，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供养一家人。此外，官场应酬，更是不可缺少的开销。但一个闲职官员，又没有别的收入渠道，要想生活，只有自力更生了。曾国藩的交游圈子基本上是与他同时或前后考中的进土，也都是穷翰林。为了共渡艰难，他们经常互相拆借，彼此接济。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办法。曾国藩认识到，节俭才是惟一的良策。
其中吴廷栋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曾国藩以师礼事之，极为钦服，后来成为理学名臣。他的节俭，较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所任都是京官清要之职，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他又从不贪取，以至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日食不给，他也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于贫寒，中秋节时，带着300两银子，亲自去探望。询问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意思是贫寒惯了，不愿打扰人，实际上则是以俭自强，不希望求助他人。曾国藩知其深意，竟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如此。因此培养了一代自强的风气。
曾国藩为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坚定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他曾告诫曾纪泽：“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向别人借钱，低声下气，看人脸色，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另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借人一回钱，就欠一份人情，不是简简单单还钱就能了结的。次数越多，心里的包袱越重，最后总觉难安。倘若持身节俭，偶尔一借，别人敬重，也会鼎力相助。但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借给，会被人轻贱。用度奢，往往是欠债难还，债上加债，既失信于人，又进一步刺激了自己的物欲，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个人形象，也将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所以，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积少成多，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富翁。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1万多两银子，比一般士绅富户都不如。他的真正目的是使自己保持勤俭风气，更主要是为了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他经常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有余财则子女必趋于骄奢，只有保持节俭自立，才可成才：“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同时，曾国藩重视勤俭持家，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看法，他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终。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写信告诫说：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廉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他曾专门给四弟写信，告诫他要节俭。节俭之法，是戒好动：“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他的告诫，简直不厌其烦。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在信中说：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诸住不知俭约者，弟常常训责之否？
曾国藩的节俭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他认为，日常持家应当把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都要收集起来，以备使用。如他所言：“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积少成多，就会变废为宝。这样家里既显得整齐，又节省了财物，还养成勤动手、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曾国藩从政治军，每件书信、文牍、奏章都要抄一副本，收藏在家中。早在成丰四年（1854）五月，他就对几位兄弟说：
凡谕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务宜好为藏。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他还特别告诫：“余寄回片纸只字，俱请建四兄妥收。”经过日积月累，曾家所藏的书籍、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堪称无价之宝。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节俭，对“自立”二字看得极重，这就使他的认识又提高了一层。“俭”字不仅可以使有限的财物发挥最大的效益，还可以塑造自立自强的个人形象。
不求名利，淡泊明志
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做人，于名于利，不刻意；为官，不媚上，不欺下，如此，才能活得清爽。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
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进入翰林院，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儿就打道回府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碌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名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感身心疲惫至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国藩对此充满了羡慕之情。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句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的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若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一个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曾国藩矛盾徘徊的复杂内心世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曾国藩认为，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又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除了排解自己心中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心思外，还在于养生、长寿。他对幕僚李续宜说：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为名之心，没有了为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为了去掉好胜争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内容。“忮”是嫉贤害能；“求”是贪利贪名。怠惰的人自己没有修养，嫉妒别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曾国藩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而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求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就都是卑污。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取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至。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的窥伺。为此，曾国藩也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断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别人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出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其修养非平常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妙用之故。
曾国藩修身绝学
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纾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自强不息，立身之本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而战胜自己的人才算坚强。自强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自强者未必都能成功，但“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曾国藩读过《周易》之后，他对自身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仁者以厚德载物。”并且，他还对《周易》中的“自强”思想加以发挥补充，使“自强”一直贯穿于他处世应变的行为当中，并且内化为了自己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的一生。从个人的求自立，到国家的求富强，一直贯穿着这种自强的思想。他对王大之刚直不阿的性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子弟说：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王而农（王夫之）……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甘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正是有了这种刚强的意志，曾国藩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是“立言、立功、立德”，这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或许可以说挽救了清王朝，使清王朝统治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立德，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谨慎小心，注重品德修养。他既是湘军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洋务运动的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曾国藩的成功来自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没有任何权势支持，全靠自己努力奋斗。他身患重病，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其事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曾国藩经常谈论“刚强”二字，以懦弱无刚为大耻，他一生的事业，与他刚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提倡自强、倔犟，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治人所必不可缺的。曾国藩常以自立自省并省人，对子弟从不娇惯纵容。在家不染无赖之气，为官不染官宦之气，哪怕是在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上，都体现出曾国藩决断的高明之处。
曾国藩的性格使得他养成了不求人的习惯，自己站直了腰，别人便把他当成可以乘凉的树。曾国藩曾说办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如果自己立得住，很多人都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恐怕仍是形单影只。对此，曾国藩有切身体会。在他治军从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
咸丰七年（1857年），他因不满清廷不重用，索性借口父亲去世，回乡守制。当时军中情势危急，许多人对他都很不满，包括一些亲朋好友。有些人认为他不能成大器，因此离开了他。幸亏他后来反省了自己，重新出山，人们才回到他身边。从此他知道了，别人之所以帮助你、跟随你，是觉得你能成大事，也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利益，并非因为你个人，但每个人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予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其有多高的天赋，也不在其有多好的环境，而在其是否具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明确的目标。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自强是什么？是努力向上，是奋发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所以可贵，在其依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奋斗，而非父辈的荫庇提携。自强是自立的前提，不自强无以自立；自立是奉献的前提，不自立何谈奉献。
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省自强确实令人感佩！
曾国藩修身绝学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敢于改错，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有什么好处。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技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却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并通过每天的《日记》反省自我，以促进自己改正缺点。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
《日记》日：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类择者矣。
过了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侯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在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成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又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此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古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苟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曾国藩修身绝学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通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持之以恒，死而后生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一种坚强的信念。坚持了，说明已经尽力，即使没有成功也会无怨无悔；没有坚持，就等于早早放弃，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曾国藩自始至终担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责，在连年的征战生涯中，他遭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磨难，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
曾国藩的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持到底，并不断努力。其弟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扎营时，曾国藩劝说曾国荃道：“太平天国军气势犹如旺盛的火焰，现在不可对他们有什么意图。”他又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希望曾国荃明了清军所面临险境，速速退兵。曾国荃却认为在坚固的城池下面驻兵，可以持久，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退兵。
当时整个战局对曾国藩很不利，曾国荃不听劝阻轻兵冒险前进，力量薄弱，这时湘军各营又遭到疾病的困扰，战斗力大大下降。一旦天京城下的湘军被太平军击溃，再想组织足够的力量形成包围之势简直难上加难，其结果不只是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曾国藩无法向朝廷交代。所以，曾国藩根本睡不着觉。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己这两个月十分忧心战事，牙痛得也厉害了，心情更是糟糕。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曾国藩费尽心思，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用以援助危在旦夕的雨花台大营。为了得到最为真实的消息，从而做到没有私毫偏差的判断，曾国藩躬身前往雨花台大营进行视察。一路上劳苦奔波，未加休息的曾国藩就急于听取曾国荃的汇报；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下，曾国藩又亲自视察了雨花台的防护措施，看到曾国荃的所有防御工事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此后，曾国藩从大胜关赶赴金柱关、龙山桥，随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看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涧埠、无为洲，接着从神塘河出发回到了北京。短短一个月内，曾国藩不顾舟车劳顿，查阅了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的防御工事，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楫睦”，决心取消撤兵的念头。曾国藩将双方力量进行反复对比、全面分析后得出湘军不能撤，撒军恐怕扰乱军心，军心动摇则胜利遥不可及的论断。
最终，曾国藩凭着自己坚强的忍耐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耐力是人适应周嗣环境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的总和。曾国藩的战略中最忌打持久战时“势穷力竭”。他认为作战时将士们的精力、士气，整个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布局、全部的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都至关重要。两军对峙时没有这些准备，根本就没有力量与对方抗衡，更谈不上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国藩带兵打仗并不求胜心切。与此相比，他更注重战势的发展，认为在持久战中要让士兵充分休养，养精蓄锐，抓住时机再举兵攻打，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在《有恒箴》里说道：“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即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曾未间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义说：“闻同知录：易经有日‘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日：小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曾国藩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小断反省自己认识到有恒实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他在日记中说道：“我几十年来因循守旧不肯下苦功学习作文，现在我已渐渐衰老，悔恨也来不及了。”
由此可见，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
自咸丰三年曾国藩带兵作战，直到攻下安庆，在这个时期，他可以说天天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坚持不懈，奋勇进取，从困境中寻找生机，终于获得成功。曾国藩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屡受挫折，但愈挫愈勇，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忘坚韧和进取，令人不得不佩服他。
曾国藩的有恒和进取不仅表现在战事上，更在家训中。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暮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叮见年五分老少，事五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可见，为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观点虽然简单易懂，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