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伦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去世了。虽然他生前从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但法国总统德斯坦仍以个人名义亲自向他的遗体告别，政府官员和各政党领袖也纷纷发表悼念他的讲话。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看到，数万巴黎普通市民自发地拥上街头，为他送葬，场面是那样隆重，气氛是那样哀痛。与此同时，发自五大洲的电讯纷纷向这位逝者表示敬意。世界公众就是这样对萨特其人作出最好评价的。萨特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进步人类的朋友。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为失去一位朋友而深感惋惜。
萨特首先是以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40年代初，他提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简括他说，他认为人降生时并无既定的精神本质；人通过选择自己的义务而获得自身的价值；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萨特宣称他在不少问题上赞同马克思主义。他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无疑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的成分。但他脱离社会和阶级谈论个人选择的“绝对自由”，却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确立正值饱受德国法西斯蹂躏的欧洲解放在望的时刻，它适应了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抽象自由的渴求，因而风靡一时，在战后10年间，其影响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阶层。
萨特又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才能是多面的。以1945年为分界，前期的作品大都旨在阐发其存在主义哲学，后期的作品则偏重于发表其社会政治见解。后期，他的主要建树在于戏剧，其中除《脏手》流露出某种偏见外，其他剧本的思想倾向都相当积极可取：《死无葬身之地》暴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卖国政府对抵抗运动战士的残酷迫害；《特洛亚妇女》谴责了非正义战争，特别是殖民战争；《可尊敬的妓女》抨击了泛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中国广大电影观众都熟悉并喜爱根据萨特的剧作《可尊敬的妓女》改编拍摄的同名影片，不难想见他的作品锋芒之尖锐、说理之雄辩和艺术之感人。1964年，有关机关为表彰萨特的“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曾决定授予他以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尽管萨特谢绝了这一荣誉，但其文学成就毕竟已为举世所公认。
萨特不是那种幽居“象牙之塔”的书生。他与社会政治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面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总是明确地“选择”自己的立场，确定自己的“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就应召入伍，走上前线。他被俘后侥幸生还，又立即投身地下抵抗运动。祖国解放后，他热情支持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人们经常可以在集会和游行中看到他的身影。50年代初，他曾谴责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他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1968年苏联侵捷后，正在罗马休养的萨特愤怒地向全世界宣告：“我认为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历史一再表明，萨特作为社会活动家，经常都是站在正义事业一边，他是进步人类的当之无愧的朋友。
我们特别缅怀萨特对中国人民的热烈而诚挚的友情。新中国成立后，萨特一直关注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1955年秋天，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之行。在一个半月的参观访问中，萨特为中国大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惊叹，更为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所激励。这位思想锐敏、言词坦率的客人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中道出了他此行的最深切的感受：“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如此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会出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他回国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中国人民的成就，增进了法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我们欣喜地看到，20多年过去了，任凭风云变幻，萨特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始终不移。记得同样是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中，萨特曾站在未来的高度坦然地正视死亡：“如果人类在我死后还活着，而且我还能清楚地知道人类朝着什么方向前进，那么，我个人的生死问题是无所谓的。”今天，萨特去世了，但他会感到欣慰，因为中国人民在斗争，为了把祖国变成一个萨特曾为之祝愿过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世界人民在斗争，为了铲除萨特曾与之斗争过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人类将永远向着光明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