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先生是香港神州图书公司的老板。说“公司”其实只是夫妻店，我到“神州”那么多次，除了偶尔见到他的夫人值班，其他时间都是欧阳先生亲自坐在门口接待读者。店中除了一位专事复印资料的“打工”青年，别无他人，用内地的说法，“神州”是典型的“个体书店”。
香港的书店也真多，不管什么书都能买到，与三十年代的旧上海颇有几分相似。但我最为中意的不是漂亮宽敞的商务、三联、天地等大书店，而是那些富有个性的旧书铺和小书摊。犹记一九九〇年初首次到港，由有名的藏书家方先生热心引领，一天之内，马不停蹄，从港岛到九龙，竟跑了十多家大小旧书店，弄得两手乌黑，连中饭都顾不上吃。就是在那次闪电式的访书中，我结识了欧阳先生。
那时的“神州”位于中环士丹利街三十二号阁楼，闹中取静，与在香港几乎无人不晓的陆羽茶室仅数步之遥。但“神州”太小了，毫不起眼，不走到门口是无法发现的。读者登上十几级小楼梯，推开一扇玻璃小门，才能进入“神州”的书香天地。在二十多平方米极为有限的空间里，“神州”的旧书重重叠叠，书架直顶着天花板，读者要翻阅最上层的书，必须借助梯子爬上爬下。在靠近入口的书架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旧书细读多犹味，佳客能来不费招。”虽然比不上九龙另一家享有盛名的波文书局店堂里的对联“远求海内单行本，快读人间未见书”气派大，倒也使人感到亲切温馨。
欧阳先生与读者一见如故。熟悉的老读者来了，还会冲上一杯浓茶或咖啡，与你聊几句家常，再请你选书。三年后我又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抵港的第二天傍晚就到“神州”旧地重游，没想到欧阳先生还认识我。也许我是他老主顾方先生的朋友，也许我来自内地大学，他对我很客气，凡我选购的书，一律按书后标价的七折优惠，总价还可去掉零头。从此以后，我每周总要去“神州”淘书两三回，留连忘返，成了“神州”的常客。
“神州”以供应文史哲旧书为主，古今中外，品种十分丰富。看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艺术成就的作家作品混杂排列在一起，我常常有时光倒错的奇异感觉。无论它们曾经产生过多大的影响，有过怎样的曲折经历，而今都静悄悄地等待着有心人的发掘。当然，“神州”的旧书极少复本，那就要看哪位读者与好书有缘，捷足先登了。我有幸买到过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旧藏和香港另一位有名的藏书家黄俊东的旧藏。前者是上官牧的小说《大漠恩仇记》（香港大公书局初版），扉页上有作者题签：“良镛兄指正 弟阳申敬赠1953.6.9”；后者是徐葆炎译王尔德《莎乐美》（一九二七年光华书局初版毛边本），扉页上有黄先生的亲笔签名。当我把书带给黄先生看时，他也大感意外。我还买到过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早期诗集《万圣节》（一九六〇年台北蓝星诗社初版），前年余先生到苏州大学开会，我请他在书上签名，他很惊讶，连问你怎么会有这本书，原来即使在台湾，《万圣节》也早已绝版，可遇而不可求了。
与欧阳先生熟了以后，我又得寸进尺，开出一长串书单请他为我配书。他二话没说，多次亲自到书库里为我翻找。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初版本，张爱玲译《爱默森文集》初版本，聂绀弩的新诗集《元旦》，郑子瑜编《达夫诗词集》再版增订本，史学家、旧体诗人周策纵的新诗集《海燕》，四十年代香港作家平可的代表作《山远水长》，全套《海光文艺》和《文艺伴侣》杂志，以及徐<讠于>、曹聚仁作品的许多初版本等内地无法见到的书刊，就是这样让我觅得的。那段时间里，我每次到“神州”总会有意外的惊喜，欧阳先生总是笑嘻嘻地说：“又找到几本，你看看吧。”有的书我翻了半天，最后决定不买，或是请他暂时保留，让我再考虑取舍，他也不以为忤，一口答应。
欧阳先生受过高等教育，默默无闻地从事旧书业多年。每次与他见面，我总会想起金耀基的名篇《剑桥一书贾》中的台维先生。欧阳先生像台维当年开办剑桥旧书摊一样，辛苦地守护着“神州”，爱书、敬书，乐于把书的信息、书的尊严、书的快乐传递给远至欧美日本、近到香港本地的读书人。他也从不利用读书人“溺书”、“迷书”的心理“弱点”，即使是名家签名本，也不加价，蝇头微利，惨淡经营。读书人遇到这样以保存和传播文化为己任的旧书店主，真是有福了。
前不久读到黄俊东先生的《逛旧书店的乐趣》，始知香港“老字号旧书店神州已经悄悄地搬走了，有人还以为它已不存在”。我想我应该赶快写信给已移居澳洲的黄先生，打听“神州”的新址。下次如有机会重到香港，一定要再造访新“神州”，问一声“欧阳先生，别来无恙？”相信他又会笑嘻嘻地捧出一大堆旧书让我挑选……
（原载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