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也就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我有幸参加《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从此走上研究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归路”。从那时至今，二十年来所写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文章都收录在这本《文人事》里了。显而易见，“书被催成墨未浓”，我写得不多，鲜有长进，与许多同行师友相比，实在汗颜。
聊可自慰的是，我研究的重点一直放在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上，一直放在对现代文人生平行谊、著译佚作的考证辨析上，在这些方面，我多少有些新的发现，对一些长期有争议或真相不明的文学史悬案多少有所澄清，对若干被忽略和被歧视的重要作家的研究也多少有所推动。从这本《文人事》中，读者也许可以窥见我力图通过一己的微观研究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宏观研究的治学路向，其优点，其不足，相信自有高明洞察。
感谢上海柯灵先生和香港董桥先生赐序，使这本《文人事》大为增色。
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关心《文人事》出版的海内外学术界朋友。
是为跋。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一日
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原载一九九八年八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文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