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潘际穅先生
“潘际穅”这个名字，是与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一同为大家所记住的。最初我知道他，就是读巴老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谈起《随想录》写作缘起时说：“朋友潘际穅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报》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穅高兴地答应了……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正是这个专栏的开设，巴金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辉煌的写作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寻找自己良知的路途上有了一块界碑。如果说潘际穅是《随想录》的催生者，我想恐怕并不过分吧。
这两年，我重读《随想录》，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想见见潘先生，因为有一桩关于《随想录》的公案，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而潘先生无疑是其中的知情者。这就是《大公报》的编辑在1981年秋天删改巴老的《随想录》中的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事件，编者将这篇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或者牵连的词句全部删除，甚至连鲁迅的“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也因为“牛”跟“牛棚”有关难逃屠刀。一向宽厚仁慈的巴金对此事反应极为强烈，立即写了《“鹰的歌”》表示抗议，他甚至有中断这个专栏的想法。在十一月七日给潘际穅的信中，巴金说：“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说：“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表面看来巴金的大为光火似有小题大做之嫌，其实联系当时的背景，我们就会理解老人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件事。《随想录》的不断发表，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的不断深入，深为一些仍然坚持“左”的保守思想的人所忌，说巴金“持不同政见”等叽叽喳喳的声音不绝于耳，也有不少人“宽宏大量”地说：“要忘记过去，向前看，不要揪住‘文革’不放。”巴金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在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中，巴金的文章被删并非偶然，他要奋起捍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研究《随想录》的思想背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巴金的抗议文章和后来发表的他给潘际穅的信，难见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更多的疑问则一直徘徊在我的心头，比如说潘际穅当时在哪里，他的同事为什么要删文章，是编者个人的敏感还是确有“来头”？这些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回答。
可是潘先生并不容易找，他已经退休，身居海外，找不到具体通讯地址。有一次，我听李辉老师说曾在香港见到过他，兴奋异常，要他帮我联系，李辉老师答应，后来又告诉我潘先生可能回美国了。天遂人愿，去年襄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李辉老师说：“潘先生现在在北京，我动员他到襄樊去参加会。”我听了非常高兴，去襄樊的一路上，生怕潘先生不来，因此一到宾馆，就打听潘先生到没到。李辉老师说：到了，我还安排你们住在一起呢！相隔这么远，费了这么多的周折还是见到了，我备加珍惜这个机会。
听到有年轻人研究巴金，潘先生非常高兴。那几天里，关于巴金的话题就谈个没完，在我心头压了好多年的疑问，终于有机会问出。后来，根据他的谈话，我整理了一个稿子，他对文章删改的事情是这样叙述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在鲁迅百年诞辰之前，国务院外事办的负责人召集了香港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对各报总编主编说：海外报纸发表关于“文革”的文章太多了，有负面影响，中央既往不咎，可是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打你们屁股了。巴金文章被删不是我值班，当时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可是回到香港后，我就收到了巴金十一月七日信，信上说：“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看到信后，我大吃一惊。隔了几天社长把我找去，说他到北京开会，胡乔木的秘书特意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删应该事先通知他一声，否则就太没道理了。听了这话，我就用洋泾浜英语说了一句：Youaskme, measkwho？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呢？乔木批评社长，其实社长也是秉承上面的旨意而办的。后来我才弄清楚，发生此事，主要是总编辑胆小，他怕挨打，就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编辑说你们应当把巴金的文章缩短一些。编辑说随便删名家的文章说不过去吧？总编说：你们修改，我看看。他也怕承担删改巴金文章的罪名，就说了这样的话。删改后总编认为是过关了，谁知，巴金很愤怒，毫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写了。这回最紧张的当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写了，我怎么向读者交代？黄裳在上海，我对他说，一定要巴老写下去。巴老说有一个条件，要写必须把《鹰的歌》登出来作为抗议，我想了想接受了。结果这一篇发表时有题无文，只是“鹰的歌巴金”五个字，跟着是下一篇。朋友说你们这是变相“开天窗”。港版《随想录》单行本《真话集》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
多年萦绕在心头的疑惑弄清了，我们轻松起来了，几天会上会下，彼此熟悉了，我对他的了解也更深了一层。潘先生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江苏淮阴，中学的时代就爱好文艺，曾经和几个同学组织过文学社，办过刊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刊物的资助者就是江上青烈士。后来进了浙江大学，读的是数学。四十年代，进入新闻界，在《大公报》编副刊，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也是在那个时候结识巴金等人。五十年代初，他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任过教。后来调京工作，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反“右”期间，因一篇杂文几成“右派”；“文革”下放干校，返京后入自来水公司，“文革”后奉调香港《大公报》主编“大公园”。潘先生的作品种类丰富：有《末代皇帝皇妃秘闻》、《慕尼黑阴谋》等纪实文学，有《牛顿》这样的传记，以“唐琼”为笔名写的《京华小记》、《娱情集》、《快意集》等小品集。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朋友遍天下，兴致来了的时候跟我聊丁聪，聊黄永玉、茅盾、曹禺、吴世昌等等，从他们的家世到作品，还有许多逸闻趣事，那些超越了文字的鲜活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提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我常常会问起相关的人和事，他拍拍头，啊，某某啊，脸上荡漾着笑容，接着是慢条斯理地讲开了。一老一少，躺在床上兴致勃勃讲个不休。印象最深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雨，时急时缓，我们住的房间外面有片小竹林，雨打竹叶，簌簌作响，别有一番情致，而昏黄的灯光下，潘先生一件件往事，好像与这气氛很吻合，我们都忘记了疲劳，伴着潇潇秋雨谈到后半夜。
会议结束了，告别时，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在一起畅谈，并且一直惦念着这位可爱的老人。不料，前天（七月七日），忽然接到李辉老师的一个传呼，说了一件事情之后，他说：潘先生昨天去世了。我当时一愣，顺口说出：他不是身体很好吗？李辉老师说：他是癌症晚期。
我没有再说什么，生老病死，真是转瞬间的事情，可是雨夜长谈却刻在了我的记忆中。还记得开会那些天，每次开会前，他都要仔细地打好红领带，穿好笔挺的西装，戴上帽子，像个老绅士一样出门。下雨天，我们年轻人想为他撑伞，他怕麻烦人，总是客气地拒绝。于是，一个细高个子的老人，独自撑着伞，在雨中渐渐走远，渐渐模糊……
会议结束的前夜，潘先生要送我一本《唐琼随笔》，题字的时候，他说：“我该怎么称呼你？”我说：“我是晚辈，随便什么都可以啊。”但他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而是认真地想了一下，兴奋地说：“青年巴金研究者！”他觉得这个称呼很恰当，我也欣然接受，是巴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据说有人经常问他，这些年你在做什么，他回答：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请巴金写《随想录》。这是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大事，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就足矣。他退休时，巴金的《随想录》还没有写完，他跟报社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人虽然退了，工作还要做完，《随想录》这个专栏他要负责到底，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虽然退休可仍然到报社上班，看大样。这里没有为生计而奔波的意图，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巴金尊敬和热爱，出于一种文化责任，是为了思想文化的传播。这样的人虽然不是光芒四射的宝石，可是做一块最普通的石头，他也沉甸甸的。
二〇〇〇年七月九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