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工作近40年，每年都要参加同学聚会，其中，参加历史系1977级的聚会是最多的。这一次在柳州参加纪念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暨1977级毕业35周年聚会，自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写些东西，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尽管期末工作繁忙，力不从心，但一定要写的冲动不可遏制。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因为自己与七七级同学很有缘分，当缘分积淀得越来越深厚的时候，文字的记录就必不可少了。没有文字的历史总是有缺陷的，学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一道理。二是因为感觉现在大家都已上了年纪，能在一起相聚的机会不多了，若不抓紧时间写出来公开表达，也许机会就会永远失去。
一
七七级同学入学的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当时，我们三位留校的同班同学中，只有我一人从事教学工作，由钟文典老师负责指导我。钟老师要求我以进修为主，中心任务就是读书、听课、写讲稿、帮助老教师批改作业等，这些任务多为独立进行，因此，与七七级没有交集。
其实，那时，要说与七七级同学没有联系也不完全正确。曹小瑾与我同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彼此很熟。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男生与女生之间是不怎么说话的，所以她进入王城后，我们俩就算偶尔碰面，也装作不认识。
后来，系办公室安排了几次集体劳动，全系师生大都参与其中，我与七七级同学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接触。在此过程中，一些同学称我“老师”。我们的年纪大致相仿，能被称为“老师”，我确实有种自豪感。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工农兵学员”所面临的挑战与窘境。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这批大学生没有学到多少专业知识。随着教学、科研逐渐步入规范化轨道，任教资格问题摆在我们这批青年教师面前。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全校各系对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出身的青年教师进行了一次十分严格的专业考核，校领导明确指出，要根据考核的情况，重新安排工作。那次考核，虽然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看到许多系尤其是理工科系的同伴被调离教学岗位，或者被迫到其他部门发展，我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认为自己迟早也会与大学教师的教学岗位无缘。1980年2月，当系领导通知我接替蓝宝铭老师担任七七级辅导员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这是调整我工作岗位的第一步。钟文典老师虽然反复劝我放下思想包袱，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对工作的自信却未能真正树立起来。
翻开七七级的个人信息表，发现一半以上的同学年纪比我大，有的已经当了多年的干部或教师，我的心里就更发虚了。第一次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话，虽然事前写了发言稿，站在讲台仍是颤抖不已。
七七级班委也许察觉到我的困境，极力维护我的教师形象，打消我的顾虑。班长袁荔生每周都会带着班委会的一些干部，如陶荣豪、陶士然、李建忠等，到王城后门城楼我居住的地方，向我“汇报”、“请示”工作，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社会阅历比我丰富，工作经验也比较成熟，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辅导员的尊敬及其工作的支持，所以，每次我都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对于班委提出的工作方案，基本都是认可。我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为“无为而治”。
不久，我发现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班级的方法非常明智，因为当时担任辅导员的另外几位年轻教师，每天都与学生商量工作，出现不同意见往往还要反复沟通，不断调整工作方案，非常辛苦。而七七级班委，却帮我分担了大量的工作，我曾对一些辅导员说，我们的身份虽然是教师，但是论管理经验，不少学生比我们强，为什么不放手让他们工作呢？事实上，当时几个年级中，七七级的状态是最好的，大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各项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得到系里和学校的认可。
我担任辅导员的这一年，也曾遇到过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随着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学生宿舍需要调整。原来住在王城墙外的部分“走读生”，必须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宿舍。这部分同学的年纪普遍较大，要他们与年龄比自己小许多的同学住在一起，确实很不情愿。记得我多次到宿舍做思想工作，均未能奏效，甚至有个宿舍的同学还与我争吵起来。我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告诉了班委，没想到，两天之后，这些“走读生”思想转变了，有的搬到了新的宿舍，有的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自己进行了一些调整，符合有关规定，与我争吵的同学还主动向我道歉。我知道，班委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走读的同学识大局、顾大体，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办学，当然，也支持我这个辅导员的工作。
评奖、评优涉及同学的切实利益，由于资源有限，评定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矛盾。班委非常了解实情，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帮助我制定实施方案。同时，他们本身也具有高姿态，主动谦让，所以，七七级的评奖、评优工作比较顺利。当我看到一些年级的学生班干到其辅导员那里不断提出诉求，甚至吵闹的时候，就深深为七七级同学的朴实、厚道而感动，为优良的班风而自豪，也为自己不被烦心事打扰而庆幸。
工作当中，我常常感受到七七级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记得何同学的母亲去世后，全班同学均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治丧期间，袁荔生、韦乃扬、莫毅等同学一上完课，就立刻赶到何同学家里，参与守灵，直至深夜也不归。我曾反复劝他们注意休息，不要影响学习，他们则说：“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这种时候，多陪陪何同学，他的心里会好受些。作为同学，应该这样做。”韦乃扬还告诉我，以前在村里，无论哪家有人去世，他都争着抬棺材。因为他认为：尽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多尽些力，实际上就是多积善。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些话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我在担任辅导员一年的时间里，虽然能力有限，但也尽力为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印象较深刻的是为李培礽同学结婚的事奔走。老李在七七级学生中属于年纪较大的一个，入学后不久在桂林城郊谈了对象，女朋友家里催着尽早完婚。根据当时的校规，不允许学生结婚。后来，发现老三届学生数量较多，不允许结婚的规定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学业发展，于是开始放松了限制，但是仍规定需要从严掌控。老李打了结婚报告，呈交系领导，很久没有得到答复。老李再催，系领导派我到老李女朋友家进行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我向系领导如实汇报，认为应该同意他们结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结婚报告还是迟迟批不下来。有一天，老李到我宿舍，非常坦诚也非常具体地介绍了他与女朋友相识、相处的过程，尤其是女朋友家长的意见，虽然语气很平静，但是我感受到他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因为我到过他女朋友家，对情况比较了解。当他说这事解决不了，女朋友会因家庭的反对而被迫分手的时候，我大为震惊。意识到，这事若处理不好，轻则影响老李的学业，重则影响到其一家人的幸福，所以，我后来多次向系领导阐述自己的看法，系领导也多次与学校有关部门协商，最后同意了老李的结婚请求。老李给我送来喜糖的那天，我真正理解成人之美的意义，也第一次认识到辅导员工作的意义。七七级在求学期间申请结婚的还有几位同学，我在此过程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协助系领导和学校有关部门客观处理相关问题，总的来看，该解决的都及时解决了，暂时未能解决的，也做通了思想工作，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二
1981年，七七级进入大四学习阶段，谭肇毅老师接替我担任了辅导员，我则回归教学岗位。
不久，根据系里的安排，我与七七级的一个组到平乐县中学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教育实习工作。由于这是恢复招生后第一届本科生的正规教学实习，系里十分重视，由主管系行政工作的黄荫荣老师领队，我则充当黄老师的助手。当时，我们住在平乐中学一栋尚未完全竣工的宿舍楼里。我和黄荫荣老师共住一间房。他过去带领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到永福县“开门办学”，曾因胃大出血动过手术，身体比较虚弱，我和他住在一起，便于生活上予以照应。旁边的一间空房，摆了几张课桌椅，架上一块黑板，作为平时大家试教的场所。当时该校历史教研室负责人没有大学的学历，但是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很高，无论是给我们上示范课还是与我们交流教学经验，都展现出非凡之处，启发性很强，让我们佩服不已。所以，每位实习的同学都不敢掉以轻心，唯恐让学生失望，给学校丢脸。按照规定，实习生上讲台之前，都必须把讲稿给指导教师审查签字，同时，还必须至少试教一次，得到指导教师的认可后方可上讲台，而事实上，多数同学都试教两三次。一个半月的教学实习，七七级同学用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受到广泛好评。在我的印象中，蒋元发的课设计简洁、精妙，语言生动；陶荣豪和欧薇薇的课逻辑严谨，知识丰富；江淳的课思路开阔，创新性强；赖向东和黄冲的课慷慨激昂，令人振奋；黄乘英、王缨、周伟光的课亲切平和，感染力强……
平乐县城是三条江（桂江、荔江和茶江）的汇合处，历史上是著名的水运交通枢纽。实习期间，每到星期日，我就和周耀全、黄冲、宁崇富等同学到周边的古街、古村落开展社会调查，这是历史系一直倡导及坚持的教学之道。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的调查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去过的地方，除县城老街外，还有几个古码头、县城教堂遗址、教会医院遗址、县文物陈列馆等。可惜当年没有数码相机，许多调查资料无法及时记录、保存。
实习后期，张一民老师来到平乐中学接替黄荫荣老师的工作。张老师在1981年平反恢复公职不久，就参与七七级的教育教学实习工作。他对学术的追求尽心尽力，矢志不渝。实习期间，经常看到他做资料卡片，无论是阅报、听广播，还是听课，只要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都及时记录下来。与我们参加完社会调查，他一回到宿舍，立刻开展资料卡片的整理工作。我和不少实习同学都非常敬佩他做学问的严肃认真。确实，做学问不是一句空话，优秀的习惯是常年形成的，体现在细节上。
平乐中学虽然是历史悠久的名校，但是，当时的办学设施还是比较简陋的。平时我们吃饭，多坐在伙房旁边的木柴堆上，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交流每天实习的感受与体会，所以也省了不少开教学研讨会的时间。艰苦的环境造成许多不便，却又在无形中创造一些意外的优势。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想必现在的教学实习已很难再找到边吃饭边研讨课堂状况的情景了。
我们住的宿舍与学生宿舍相距较远，厕所建在一柚子林旁。女生晚上如厕很不安全，不得不打着手电筒，结伴而行。男生为避免尴尬，只好舍近求远，到建在坡下主要供学生使用的厕所方便。一个半月，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抱怨与责怪，真是很不容易。用“思想觉悟高”“意志坚强”“能吃苦耐劳”等词语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我在七七级只上过一次课，那就是根据钟老师的建议，传达“文革”之后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影响很大。钟老师为我争取到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非常珍惜。回校后，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对会议的成果进行了学习与研究，之后，在全系教师会上做了一次以呈现学术动态为主题的汇报，得到老教师的普遍赞赏。钟老师为了培养我的教学能力，增强我的自信，希望在七七级再传达一次。严格说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学进行专业教学活动，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加上有过一次汇报的经历，所以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课后，黄明光同学对我说：“不错，简明扼要，信息量大，对我们有所启发。”
回想起来，自己的大学教学起点，实际上开始于七七级。虽然只有很少的工作量，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不仅初步掌握了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专业发展的信心与勇气。所以，这段经历，印象特别深刻。
三
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继续跟随钟文典老师学习、研究，与我同时考上的，还有七七级的何龙群、朱杰军、王缨等同学。在此前一年，欧薇薇、梁颖、黄明光等同学也考上了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于是，我与他们之间由原来的师生关系变成同学关系，欧薇薇、梁颖、黄明光等同学还成为我的师兄、师姐，因为入研究生这个门，他们比我早。
对此，我心里很坦然。我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在大学立足、发展，都要争取获得研究生学历及学位。现代社会，人的社会角色会随着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与人及事业的发展需要相比，身份改变所带来的不适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迅速调整心态，与这些同学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之中。这三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学术修炼的艰难与痛苦，也体会到进步与成功的快乐。略微不同的是，他们住在集体公寓，我作为在职人员，住在青年教工宿舍里。他们和我一样，已经成家，但是由于家在外地，家务事无法承担；而我的家在桂林，必须承担必要的家务。
当时，我和七七级几位同学由于年纪偏大，更因为初中和高中时逢“文革”十年，在需要学习的青少年时代，学到的知识很少，英语的基本语句、语法、时态的运用，始终是稀里糊涂的。进入研究生阶段，面对高标准的英语学习，显得比较吃力，每次上英语课，尤其是口语课，我都尽量坐在后排，实在抢不到后排位置，就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以免被教师提问。我们深知学习任务必须完成，困难必须自己克服，唯有发奋努力，才能摆脱困境。所以，第一年，我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英语学习当中。当最后通过英语考试时，我和七七级的几个同学都如释重负。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后，我们的优势开始得到发挥，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年轻同学要强些。毕业答辩时，普遍取得较好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交谊舞风靡全国各高校，被认为是社会交往必备的能力之一。研究生的数量很少，备受青睐。当时担任研究生党支部和学生会的干部多为七七级的同学，他们看见我不愿接受交谊舞训练，先是思想动员，继而示范，最后警告，均未奏效，无奈只得宣布我为“无可救药者”，被迫将我抛弃。
我与七七级同学共同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有共同的经历，还有共同的学科平台及导师。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中，这种缘分具有唯一性。
四
七七级同学毕业后，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经常见面，有的很少见面。时光在不断流逝，缘分仍使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无论于公于私，缘分处处以各种方式显现。
七七级留校工作的同学较多，常年在一起工作，交集甚多，仅以若干碎片铭之。
潘香华老师担任系主任期间，曾派我和梁颖到环江县的一个小村庄购买一套毛南族的傩具。那次旅程，翻山越岭，困难重重，充满艰险，虽然在傩具制造者家里吃到原汁原味的香猪，味道鲜美无比，却没有勇气再次进山，所以只能委托他把傩具挑送到拔贡车站，由系领导另派人到车站取回。每次在学院博物馆看到这套傩具，都要感慨一番。
黄健荣常年在外进修，回系工作期间，正值修订各门课程的“三基方案”，他主持修订的“世界中世纪史”最翔实，也最有新意。我当时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经常拿这份方案让其他课程的老师参考。
徐学莹、李露、王缨和黄琦工作认真，不计个人名利，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树立了大学巾帼的形象。
吕启翔担任系副主任，先是协助潘香华主任，继而协助我开展行政管理及创收工作。在中国高校“二级分配”体制下，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促进学科发展，各系在组织教学、科研活动，完成人才培养任务的同时，还要积极创收，争取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朱杰军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部调回学校后，也曾担任主管行政及创收的系副主任。他积极引进一些项目，虽然带来一些麻烦，但促进了王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开拓意义无法否认。
……
七七级不在学校工作的同学，同样以各种方式支持系及学校的发展。
历史系原来只有中国近现代史一个硕士点，中国古代史硕士点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获得的。我担任系主任及学院院长之后，学科的建设成为工作重点。何龙群曾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的校长及自治区学位委员会的成员，对我们申报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史等硕士点予以很大支持。
黄苹担任广西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根据工作需要，拨付一定科研经费，支持学院开展民族经济的调查与研究。
平时系里的教师和学生到博物馆、档案馆参观学习，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学如唐奇岭、杨柳等都会尽力予以关照。
当然，对系里及学校工作支持最多的是在各中学和各教科所工作的同学，可以这样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学校，历史专业的师生只要有见习、实习的要求，大家都尽力满足。而且，每次与大家见面，都会受到热情接待。记得有次到柳州地区民族高中联系工作，陈藻玲在上课很忙的情况下，仍抽空看望我们，并把我们送出很远，与她挥手告别的情景，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黄志开在钦州、合浦陪同我考察的情景，也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是面对历史遗址的时候，这种记忆更加深刻。
欧薇薇长期在广西出版部门工作。《北洋〈政府公报〉中的广西资料》（三卷本）是钟老师和我带领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历时三年收集整理完成的一部资料书。由于市场有限，出版过程曲折复杂，欧薇薇从中斡旋，积极争取各方支持，使其最终面世。10年前，《广西大百科全书》开始编写。历史卷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是核心力量。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欧薇薇、朱杰军等同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通过参与编写工作，逐渐成长起来。欧薇薇在自己的工作权限内，将不少史料贡献给学校和学院资料室，为史学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就我个人的科研成果出版而言，更是得到江淳的大力支持。江淳博士毕业后回到学校出版社工作，颇受重用。1991年，我是历史系的一名讲师。在一些史学前辈的指引下，开设了历史年代学这门选修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之后，系领导支持我将讲稿发展为教材。江淳看到后，觉得有出版价值，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历史年代学的教材，具有创新及探索意义，于是积极予以推动。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经过评审，同意资助出版。江淳亲自担任编辑，而且以精装本的形式出版发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不少内容还不够科学、完善，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是，作为讲师，能够独立出版教材，而且被出版社重点推介，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后来，该教材获得广西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的专业发展道路就逐渐开阔起来。接着，钟文典老师主编，我作为重要成员参与编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一书，也因江淳的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出版。当然，江淳对书中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客气，严厉批评。钟老师曾应学校出版社邀请，担任“我的祖国丛书”主编，我和梁颖、朱杰军等参加了这套丛书的编写。其中，我和另一位军校教员负责编写的是《中流砥柱》一册。由于当时我在武宣县中学带实习生，而那位军校文化教员的工作也很繁忙，所以写出的初稿比较粗糙。江淳看后，当着众人面直言不讳地说，这套丛书是团中央提供给全国青少年的历史读本，你们这册书，既不通俗，新意也不足，根本不符合要求。那一刻，我们无地自容。回来后，我们全部推翻原稿，精选内容，尤其是在文字表述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最终通过了审查，顺利出版，并获得了社会的好评。这本书虽然只有十多万字，却耗费了我们大量的心血，因为其体例、内容及呈现方式，均与传统的史书编写不一样。通过锻炼，我们的写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写作能力得到了加强。江淳调到广西教育出版社担任领导后，我承担的一个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教学改革项目“新概念近代史研究”也在她的支持帮助下顺利出版。我的许多科研成果，都凝聚着江淳的辛勤劳动，所以我对她非常感激。
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七七级同学在学术研究方面给我及学生的启发更有意义。莫世祥、李向平等都是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我经常拜读，并推荐给学生学习、研究，因为他们均从王城独秀峰下走向辉煌，其成功的经验，对后来者有很大的激励作用。王熙远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几十年来在传统文化研究、传播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的勤奋、才华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送给我的《真水无香》《神巫毛拜陀》等书我都曾认真拜读过，他用散文表现历史的文风文采让人感觉与众不同，别有风味。文章不长，寓意却很深刻。在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他的描写与反思，给人无限遐想。我当过知青，对农村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书中的许多片段，都唤醒了我的知青回忆。以记录大学生活为主的《独秀擎天情》，结构篇章虽然随意，提供的素材却异常生动、具体。在深圳，我拿到的当天晚上就阅读到深夜三点钟，回来后，又推荐给一位博士生，作为教育人类学的标本。
生活方面，我的家人也得到七七级同学的许多帮助。
2003年10月，我在新疆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部安排的疗养，突然收到岳父去世的噩耗，急忙赶回。当天，只有一个航班从乌鲁木齐飞南宁，到达南宁的时间是次日凌晨两点左右。由于事情紧急，我向韦乃扬同学求助，他满口答应。从南宁机场走出来，乃扬在门口迎接我，深秋的夜晚，他穿着单薄的衣服，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提醒我节哀、保重，并派车将我送到柳州岳父母家中，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一路上，我都为他的这种深情厚谊而深深感动。
2005年，我女儿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由于通信环节出了问题，她的材料没有及时送达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影响到她的录取。我得知消息后，立刻打电话给李向平，那天，向平恰巧外出办事忘记带手机了，联系不上。当时，黄乘英在华东师大研修，于是我又急忙找到她，希望尽快联系向平。黄乘英深知此事对我女儿至关重要，所以不停地打电话寻找向平，时间先后有两三个小时。正当绝望时，向平回到办公室，最终，通过他的沟通协调，女儿的录取障碍被排除，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位硕士研究生。由于有这样的基础，她后来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师。回顾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我很感慨地说道：这真是天意。若没有与七七级同学的这种缘分，我相信女儿的这次机会很可能会丧失。也许她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继续深造，但道路肯定会曲折艰难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与历史系七七级相识已近40年，缘分一直延续至今。以上所记，只涉及很少的部分。挂一漏万，敬请谅解。
唐凌
2017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