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专职新闻记者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新闻记者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职业。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许多革命领袖非常重视新闻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编辑过十多种报刊。列宁也亲自领导过《浪潮》《前进》《无产者》等日报和《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他主编的《火星报》曾经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1921年3月8日，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履历表中有一个栏目是：“现在是哪个工会的会员呢？”列宁在这一栏里写着：“是新闻记者工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早在1919年就主编过《湘江评论》。这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设有“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等栏目，其中有许多文章是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湘江评论》在当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许多有识之士把《湘江评论》比作“湘江的怒吼”，称赞它“真正代表人民说话，对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同志曾经担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和《觉悟》的领导人。恽代英同志曾经是武汉《学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新闻事业多么倾心。
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都与新闻工作有缘。英国18世纪四大著名小说家之一的笛福所写的《鲁滨孙漂流记》，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是雅俗共赏的名著。笛福在写这本小说之前，曾经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英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查理斯?狄更斯，出身贫苦， 12岁开始独立谋生，上过两三年学，主要靠自学获得广博的知识。16岁时他到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学会速记后，担任了报社的采访记者。他目睹了议会政治的肮脏内幕，从1828年到1836年，为伦敦几家报纸撰稿，是很有名气的新闻记者。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曾经担任过《萨马拉日报》新闻评述栏的编辑。《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尤利乌斯?伏契克，曾经担任过《创造》杂志总编辑和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
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新闻工作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新闻记者已经成为令人羡慕的社会职业。许多文科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到新闻单位工作。许多学生家长也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在新闻界谋求一个职位。“新闻记者”像一块磁铁，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吸引到新闻工作岗位上来。
可是，假若我们问这些年轻人：“你们为什么愿意当新闻记者？”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回答不出来，有的甚至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1981年夏天，我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时，曾经读过一本名叫《报人之路》的书，其中谈了这么一件事：
1931年4月1日，燕京大学新闻系举行新闻讨论周时，《大公报》的张季鸾因在外地旅行，未能应约参加。后来，他补写了一篇题为《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的新闻学论文，投寄燕京大学新闻系。在这篇文章中，张季鸾开宗明义地向新闻系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为什么入新闻系？张季鸾认为在成为新闻记者之前，有两层必须觉悟：
“第一，或者有人想，做记者可以得到物质上优厚的享受，这是错误。中国经济发达以后，经营报业的人可以获利，但是单纯作一个记者，靠薪水吃饭，我想在二三十年内，恐怕很难有得到优厚酬报的……所以从平凡而正当的途径上讲，做记者大概要一世穷。”
“第二，或者以为记者这种职业好玩，有兴趣，这话不假……不过诸君要知道，有兴趣的另一面，是格外劳苦。任何职业，办事时间都有一定，记者生活，独没有一定。而且夜间工作多，满天下的人类，都在黑甜乡的时候，新闻记者还拿着秃笔，写稿子，听电话……所以新闻记者生活的兴趣，只能是在紧张兴奋忽歌忽泣之中找兴趣，绝不是舒适享乐的生涯。”
张季鸾曾任《大公报》总编辑、总主笔，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报刊评论家。他的这些话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个“老报人”，他的确道出了新闻记者的甘苦。
我是1964年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的。宣布分配方案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班的班长在走廊里悄声对我说：“你的工作分得不错，是走南闯北的。”我叫他说得具体一点，他不肯说。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在琢磨“走南闯北”这四个字的含义。第二天一大早，中文系应届毕业的200多名同学都集中到合堂教室。大家屏着气，静听着中文系负责同志宣布分配方案。当我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时，心情非常激动。老师和同学也向我表示祝贺。教我们文学史的华钟彦教授还为我们题写了一首《满江红》:
“壮志凌云，驰天马、骁腾横逸。
当今日、干将出匣，荆山呈壁。
举世都称神异器，何人不重连城值？
但金锋玉瑱若为功，须人执。
说培养，由党力；论运用，凭才德。
要全心全意，听伊驱策。
事出丹心通万里，行从民望生双翼。
待明朝，展翅起高飞，知南北？”
我的辅导员老师郭双成也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这样两句格言：
“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
1964年8月，我告别了母校，来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成为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
“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辅导员老师的这两句题词那么快就应验了。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艰辛。一些蒙在“新闻记者”这块牌子上的浪漫色彩渐渐褪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将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新闻记者的“苦”
根据这些年的切身体验，我觉得新闻记者的“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优哉游哉”，也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到处受人尊敬。记者“享福”的时候有，吃苦的时候也有，总的说来，采访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1965年夏天，我到山东省菏泽地区定陶县万福公社采访一所半耕半读的卫生学校。那时，从菏泽到万福公社不通汽车。我从菏泽县沙土集往南走，正赶上大雨。大平原上的路，没有明显的标志，加上雨下得天昏地暗，一道又一道的台田沟横在我的眼前。我迷了路，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天色渐晚，我有点发慌。忽然，发现了一排电线杆子。我想，电线肯定是通大集镇的，顺着电线走，说不定会找到公社驻地。我索性不去找“路”，沿着电线指引的方向，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万福公社。当我走进公社党委办公室时，已经成了一个“泥人”。记者要深入到生活的底层，要深入到山乡僻壤，而这些地方往往是不通汽车的。不能因为有些地方上海牌小汽车和北京吉普进不去，就一生一世不去那里采访。遇到不靠公路的地方，就要步行，有时还要带着行李作“负重行军”。即使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尽管可以坐汽车、坐火车，但有时列车超员，车厢里人夹着人，一站几个钟头。每当这时，如果在车厢门口能找到一小块空地，哪怕是在提包上稍坐一坐，也会觉得舒坦得不得了。
除了“走路”，还有“住宿”。有些地方的招待所认“车”不认人。坐小卧车去的，食宿都好安排；骑自行车或步行去的，少不了吃闭门羹。1966年夏天，我们到郓城县一个大队采访。80多里土路，骑自行车走了三个多钟头，到了招待所，真成了“风尘仆仆”。我们想在招待所住一宿，休息休息。一位姓刘的所长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介绍信看了又看，最后说：“这里客满，没地方住了！”我们在县城找了好大一阵儿，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我铺开稿纸，正要写稿，县委书记推门进来了。他听别人说来了两个新华社记者，就到招待所去找，没找着。这位所长急了，到处打听，才从小旅馆里找到了我们。当着县委书记的面，刘所长显得格外热情，说：“还是搬到咱那里去住吧，后边还空着三排房子呢！”“在咱那里，谈情况也方便。”记者就是这样，有时住高级宾馆，有时住车马大店，蚊子、臭虫、跳蚤，全都得学会对付。前些年到沂蒙山区采访，进一次山，一身虱子。采访归来，一进家门，家属就得帮助做“善后处理”。所以，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第二，新闻记者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思想也很艰苦：没有线索愁线索，有了线索愁采访，采来了素材愁写作。头一篇稿子刚交到打字室，又在思考下一篇稿子了。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除了睡熟了的几个小时，思想没有空闲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记者可说是“重脑力劳动者”。
第三，新闻记者要在家庭生活和物质享受方面作出牺牲。作为一个外勤记者，每年有大半年时间出发在外，把家当旅馆，旅馆当成家。逢年过节，别人都是阖家团圆，新闻记者中的不少人却在第一线采访。我算了一下，从1972年到1983年，有10个“中秋节”是在外地度过的。1981年以来，有两个春节未能和家人团聚。许多新闻工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
第四，生活上苦一点，思想上苦一点，如果能源源不断地出成果，也会感到欣慰。但是，新闻作品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一个八级钳工可以保证不出废品；然而，即使有三四十年采写经验的新闻记者，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稿子全都是成品。当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稿子被“枪毙”了的时候，就会感到苦恼。
第五，稿子被采用就没有苦恼了吗？有时也还会带来苦恼。记者写的稿子，问题提得稍微尖锐一点，发表以后往往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记者要为此承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一些对实际工作比较了解的同志告诉我，向农村派工作队的做法同新形势不适应了。他们认为大批地向农村派工作队，有以下几个弊病：
——不利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派往县、社、队的工作队，进点时都宣布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可是，进点以后，工作队的同志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是来“运动”别人的，凡事要求地方同志按工作队的意见办；地方党委认为自己最了解下情，应该按自己的意见办，双方往往会闹矛盾，给农村工作造成许多损失。
——容易搞瞎指挥。工作队的队长，有科级的，有处级的，还有厅局级的，来到农村都是“大干部”，党支部自然而然地得听工作队的。但是，由于派出来的干部长期蹲机关，不了解下情，不熟悉生产，一些同志又放不下架子，不肯虚心向群众请教，往往下车伊始，搞瞎指挥。基层干部怕挨整，不愿得罪工作队，就是指挥错了也不敢提意见，社员对这一点很不满意。
——容易使运动“扩大化”。10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好像工作队一进村，就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搞出点什么“名堂”。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多，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整一通，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为了把当年生产抓上去，工作队往往想尽各种办法到处采购化肥、农药，容易打乱正常的供销渠道，也加大了当年的生产成本。
我研究了派工作队的历史。解放初期，我们党要领导几亿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当时，农村政权刚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许多地方还不够健全。鉴于这种情况，各级党委从领导机关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包干负责一个地方的工作，对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样的工作队，农民和基层干部是欢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村的政治、经济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战斗力不断增强。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沿袭过去那种大量派工作队的领导方法，社会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任何一种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都是由一定的任务以及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客观条件改变了，面临的任务改变了，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忙着往下派工作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还要不要大批地向农村派出工作队？》的“工作研究”，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篇稿件发表以后，在许多地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来信商榷，有的公开驳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度非常苦恼。我想：当记者真难啊！科学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新闻记者就不可以“研究”呢？一篇“工作研究”，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的责难呢？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组工通讯》以《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不要向农村大量派工作队》为题，全文转发了这篇“工作研究”，并在文章之前加了一篇很长的评论。接着，从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传来撤销工作队的消息。直到这时，我才渐渐从无端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新闻记者毕生都在报道新的东西，而且要把新的问题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当自己的见解一时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就会遇到压力，记者会由此而感到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