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斯瓦夫·米沃什
1951年，40岁的切斯瓦夫·米沃什选择了流亡，这一选择似乎谈不上“被迫”但却有着同样的挣扎和艰难。在我看来，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个名字是与“流亡”焊接在一起的，他的自我放逐其实更具象征意味；在我看来，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其实更早一些，并且具有多重性，不止政治的单一向度。没错儿，20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思考者或多或少都显得与时代、主流、新信仰以及混杂的强力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的保持同样形成了另一层面的放逐：在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中，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在任何一种的喧嚣中，他们都是“孤独的个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是其中的一个。
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并不始于1951年而是更早，这一点儿他自己也承认。在《被禁锢的头脑》前言中，米沃什坦言，“我曾试图让自己相信，我能够保持独立性，并为自己确立一些不能逾越的原则。但随着人民民主国家势力的发展，我作为作家所能回旋的余地越来越窄。”“多年以来，我内心与这种哲学进行了多次对话，同时，还跟几个接受了这一哲学的朋友进行过相关讨论。因为情感上的抵触，我最后义无反顾彻底抛弃了这个不能被我接受的理论。”米沃什平静的叙述中有个巨大的情感涡流，他故意使用轻质的词：“对话”，“讨论”。仿佛它们从未形成过阴霾，也不曾让他产生骤然掉入大海中的落水感。可这与内心的对话已经持续多年，“多年以来”，它泄露的是持续性和时间的延绵，在这个“多年以来”当中早早地埋下了流亡的种子。多年以来，他始终处在说服与反说服中，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内心具有弹性却也有着某种的坚硬。“用心理学方法来分析的话，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了解我为什么终于和东方集团决绝。旁人很容易认为这决心纯粹出于对专制的仇恨，实则是由各种动机所促成，而其中有些动机说起来并不冠冕堂皇。我的决定与其说是经过理智冷静的思考，倒不如说是由于胃口无法受纳。一个人可以用最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假如他能吞下活生生的青蛙，健康一定大有进步。于是在理智上他被说服了，可以吞下一只青蛙，然后第二只；可是吞到第三只时，他非大倒胃口不可。我思想上的变化也同这情形相仿佛。”（《被禁锢的头脑》英文版序－1）
曾任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文化专员的米沃什用主动的方式选择了流亡生活。他是一个诗人，用母语写作。“一个诗人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没有之后，还能算诗人吗？”切斯瓦夫·米沃什极其看中自己的诗人身份，故而这一主动选择是种艰难的斩断，会让他巨痛并涌出数量庞大的血。可那种被禁锢感更使他窒息，他可以在生活中服从而他的诗却不，巨石下他的思考还在不断地钻出新芽，这新芽让他恐惧又让他不得不细心呵护……“在畏惧和战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使命》）我想，出现在米沃什回忆录里的某个故事或许也可作为动机之一，部分地解释米沃什的流亡选择：他说，俄国革命时期，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举止优雅的就餐者引起了周围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前，嘲笑他，往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没有任何反抗。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举止优雅的人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手枪，把枪管含进嘴里，然后扣动了板机。“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苏维埃生活的品质。”米沃什谈道。残酷和庸俗也是需要不断吞下的活体青蛙，它甚至要求你必须成为类似的同类，这点儿，我们可以参看巴别尔的《鹅》。反对雅致在我们的国度里也曾一度流行甚至有再度流行的可能，这点儿我想我们并不陌生。它更让人绝望，无路可逃。有些厌绝可能是“非本质”的，它似乎并不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与生活质量，但处在其中，终会生出强烈的、难以自控的力量。
如果我们将“流亡”这个词的外延打开，更拓展些，侧重其中的“被抛弃”“被脱离”与“格格不入”，那，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流亡性便呈现出多重含义，譬如他在知识分子们之间的“流亡”，在自我中的“流亡”和宗教意味上的“流亡”。在民众、知识精英和负有使命的布道者中间，米沃什都属于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言称的“那个个人”，始终保持着思考、行为、语词上的独立性。这个热爱着大地的个人努力攀援至树上，并独立承担着生活在树上这一“相对高处”的必然后果。
在知识分子之间，他是孤独的。他的知识并不用来……他敬重纯净的知识和智慧，敬重在内心深处的相互辩驳，而从不考虑将它幻化为矛或盾，或者借助它来“选择有利地形”。恰因如此，知识的累积让他更加“腹背受敌”，这一“腹背受敌”在1945年苏联先遣部队进入波兰之前就已生成。在纳粹占领期间切斯瓦夫·米沃什选择给当时的地下刊物写作，“波兰的情况使我接近左倾的思想，不过我的观点与其说是积极和正面的，还不如说是消极和反面的。我不喜欢右翼的政治团体，因为他们主要的政纲只不过是：反犹太主义。”他承认自己具有对于用革命解决问题的“感情倾向”，“我梦想过一种去掉主义的左派独裁团体，甚至梦想过一种神权政治的共产主义。”（《青年人和神秘事物》）不喜欢右翼和向左的“感情倾向”并不意味他会和斯大林信徒们站在一起，不，他不能融入，尽管他也确曾试图嗑下那枚被他称作“穆尔提·丙”的药丸——这枚出现在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书中、由蒙古哲学家穆尔提·丙发明的药物，能够导致改变“世界观”，它会让你变成另外一种人，瞬间获得安详和幸福，变成心满意足的不思考的人，“人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表面下，仍然会意识到必须作出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或者不免一死——要么是肉体死亡，要么是精神的死亡，或者通过服用‘穆尔提·丙’药丸，以那种由上方早已规定的唯一模式重生。”（《被禁锢的头脑》第一章）——拒绝在米沃什那里是双重的，他匮乏“选边站队”的立场感，不肯依靠“多数人”的肩膀掩盖住自己。而当他选择流亡，到西方，他的孤独处境并没有特别的改善，恰恰相反，那种“腹背受敌”感可能变得更甚：“我这本书（指《被禁锢的头脑》）在1953年出版的时候（他没提到的是，最初，据说伽俐玛出版社的发行人出于左派的观点都没将此书放到书架上。），实际上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时，知识分子们忙于对立性的争吵，米沃什是弱的，更弱的，他的声音被层层的喧嚣所淹没，那种具有卓见的珍珠需要吹尽了时间的灰烬之后才显现出一二来。说实话我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也缺乏可能的信任，他们更多是“天真”的人，不及物也不肯及物；他们更多是“知识者”“知道者”，且不说这些知识是否陈旧过时或者包含了太多的谬误与偏见；他们或知道、懂得，却已屈从于现实，此刻正用冷漠的恶意盯着后来的挣扎者，仔细观察“受捶”的过程；他们或随波起伏，运用知识精致地利己，或适度地让自己保持在风口浪尖——赞同与反对的关键点在于个人好恶或者利益取舍；他们，或许能记住书上的某些结论，然而知识反而更助长了他们的愚蠢，总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更可怕的，是某些人，他们拥有被禁锢着的头脑，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被他用来对另外的人进行同样的禁锢和规范。切斯瓦夫·米沃什无法不孤独。我们能见的，是他在知识分子中的自我放逐。
在东方，那种曲意逢迎独裁者和新信仰的“现实主义”氛围是他难以接受的，而在西方，他同样有着不适，“因为在西方我同样感觉到一股压力，使我顺从，换句话说，就是让我无条件接受另一种制度；虽然这制度与我刚脱离的制度正相反。”——他不肯顺从，尤其是这份“顺从”裹挟在压力中的时候，米沃什让自己不断反弹。像我们熟知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者奈保尔、萨义德，切斯瓦夫·米沃什同样无处安顿，在任何的一方他们都属于可恶而可贵的“异见者”，接纳的感恩也无法消除梗在喉咙处的“异见”——当然，这从来都是两码事。
那么对我，对于自我，切斯瓦夫·米沃什……他也是分裂着的，在诗和其他的文字中，我们得见他分裂着的形状以及撕裂时被痛苦拉长的血和肉。那种不顺从和格格不入同样出现在“我”和“自我”之间，作为审视者，他的手上拿有手术的刀片。这枚刀片在解剖他者的同时也解剖着自己，解剖着无可告解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呼叫的苍白，人性的幽暗区域，自我放逐动机里“并不冠冕堂皇”的部分，麻木和怯懦，悔恨的折磨，被催眠术引诱的摆荡时段以及无可剔除的“本能”：“唉，我只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个处处要占上风的雄性的本能，一个精力充沛的精子的本能。∕我真实想要的只是力量、名声和女人。∕无论如何，我发现适合我的都只是一种怀疑主义哲学。∕它不给人任何更高的品质。”（《贬低本性》）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米沃什试图给自我建立一隅安静区域，试图隐藏自己隐隐作痛的“离乡感”，他几乎表面上做到了：“如此幸福的一天。∕雾在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这首著名的《礼物》有着表面的平静，安详，单纯与从容，它在着，他在文字的表层涂抹了一层厚蜂蜜，然而，对“大海和帆影”的强调却是悄然的泄露：他在望向远处，花园里工作的满足并不能全部地吸纳住他，那“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之类的句子就有了另外的、“欲盖弥彰”的味道。尽管，此处自我的分裂显得较为微小。
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刀片割开的“自我”里还有一截儿，在选择一个更为恰应的词语之前，姑且我们称它为“神父”：作为思考者和记录者的米沃什有着某种“布道”的倾心，在骨子里，他是极为“靠近”宗教的（当然波兰的多灾多难和自身境遇也迫使他靠近。），在他的诗中特别是晚期的诗集《第二空间》里“上帝”曾不断地被提及，也不断地被追问。在诗中，米沃什言道，“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回答这么个问题：恶从何来？∕如果上帝在天上，∕在我们身边∕人们不可能受这么多的苦。”（《高地》）摆荡于“信”和“疑”的狭窄缝隙里，诗中出现的“一生”和“努力”不应轻易被放过，它提示了漫长、试图被说服和其中的艰难，同时，用一生来努力回答，恰也证明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神父”自许，然而，这个“神父”——“我是否敢于向他们坦承，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神父，∕每天都在祈求理解的恩宠，∕尽管在我心里只有对盼望的盼望？∕有一些日子在我看来∕人们不过是节日里的牵线木偶，在虚无的边缘跳舞。”（《塞维利奴斯神父》）在记录着记忆的《米沃什词典》中，他还曾谈到，“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独特的存在，只有我们确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承担，我们才会相信灵魂不朽。”
“我听到反对声，那也是我自己的反对声。”米沃什说。这句话的意味远比它在《从我的欧洲开始》中的前后承接更加深长。不肯轻易顺从和轻易相信，使得米沃什成为梗硬着的异数，使他腹背受敌，成为了多重的“流亡者”，尤其是，精神上的。
重新返回，让我们返回到“穆尔提·丙世界观”——这是和米沃什连接紧密的一个词，它甚至前呈而对切斯瓦夫·米沃什构成笼罩。这个词，不是米沃什的“发明”，却在米沃什的擦拭下变得更为炫目。另一位诗人西默斯·希尼曾如此评价：“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是的，米沃什依借自己“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向我们展示“穆尔提·丙世界观”的诸多表现及其荒谬、可笑、可怜和可恨之处，他在混沌的繁复的现实中抽丝剥茧，指认“这一片真正荒原”的可怕。面对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信仰和它的带来，切斯瓦夫·米沃什竟然反应迅速地“熟悉”了它并将其本质牢牢抓住。他，和昆德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哈谢克、布罗茨基、赫塔·米勒等人一道，成为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摧毁者之一。
“穆尔提·丙”药丸属于一种致幻的药剂，它会让你产生出“被融入”的温暖，让那种“成为人民大众一分子”的渴望得以部分地实现：尽管智力水平上的差异还存在着，但基本原理却是共同的，精神上的巨大分界早已消除。在你的身侧是密密麻麻手臂的丛林，也许是第一次，“你”和“他们”所思、所想和所说取消了分别，“他们”负责提供给你一个集体的力量，让你得以战胜虚弱感和一向存在的怯懦。同时，在这个众人之间，你明确地成为了“有用之人”。“穆尔提·丙”药丸的药性里还包含着导致遗忘的成分，不，它不是苦的，而是溶解着的甜味剂：服用它，可以让你从苦难的记忆、对一些得不到答案的难题的冥想、刻意的执着中轻易摆脱，“解脱出来”，转而对旧有的这些露出鄙视：它们是那么肤浅和无关紧要。而此在，口腔里咀嚼着余下的甜味的此刻应是安详和幸福。“穆尔提·丙”药丸导致的遗忘是有选择性的，它擦掉的是痛和苦的部分，让你纠缠却难以摆脱的部分，而药剂做到了。当然，“穆尔提·丙”药丸的推销者还会承诺：在接受药丸之后，你将会是一个具有新信仰的新人类，你将和另外的新人类一起自己来构建新的历史体系而不再是“历史体系的奴隶”，你成为了“主人翁”——这是另一层的晕眩，处在诱惑性的漩涡中心，何况还有物质上的激励。“满足虚荣心只是社会需要的一种外在表现，只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其实它每一步都在强化翻身的感觉。”
米沃什洞明世事地指出，“穆尔提·丙”药丸的服用并没有违背人性，恰恰相反，它来自人性深处的要求。人们（包括知识分子）需要“正确性”的支撑，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许多时候，他们惧怕的可能并不是“得出危险结论”，而是害怕“徒劳”——自己的人生、创造和思考之塔建筑在流动着的沙基上，它随时可能垮塌，将你付出一生的辛苦一并摧毁。知识分子们时常会在两个不同向度上做出选择：“如果他不顺应现实中唯一且具有生命力的潮流，那是因为他必须考虑，是要跟现实的运动保持一致，还是要符合历史的法则。”问题是，即使历史中的一瞬也会远远超过个人的生命长度，当新信仰作为一种全新的、摧枯拉朽的庞大力量笼罩于人们头上时，知识分子们甚至无从确认：它是不是新的历史法则，是不是“现状不能改变，非如此不可”，甚至是不是“正确的”潮流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步。他看不到终结，也猜测不到这种可能。他被覆盖了，像蚂蚁陷入到大海。“尽管有抵抗，尽管有过瞬间的绝望，但这样的时刻（指吞下药丸）总要到来的……”然后，“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
事实上，服用过“穆尔提·丙”药丸的“过来人”往往会对还有挣扎过程中的未服药者表达关切和同情，送出劝慰：“没事的，会好的。”当然，有时，这些“过来人”在看到别人在受自己曾受过的苦时会产生瞬间的喜悦：凭什么你就不？事实上，服用过“穆尔提·丙”药丸的“过来人”也许会生出某种的自觉，他们自觉地寻找尚未服药的人，将他推到药丸推销员的面前，后面的事，交给推销员就是了。后面的发生与“过来人”似乎无关，他们不接受谴责。
“穆尔提·丙”药丸的副作用是，人们依靠在“众人中”抵抗空虚感而更大的、更本质的空虚感却又显现了出来，他们也许没能意识到包含其中的荒谬：个人的人生被压缩在很短的、规范化的阶段里，孩提时代、成年和老年“挤成了一团”，而在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产生他们的历史体系”——“不再成为历史体系的奴隶”是一句经不起深究的广告语，靠近它就是靠近了它的反面，恰如米兰·昆德拉《玩笑》中指出的那样，“世人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拼命挤向通往天堂的大门。而当大门在背后砰然关闭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处在地狱里。”“穆尔提·丙”药丸的另外副作用还有思想才能的减弱，把思考力和想象力上缴之后他们只剩下“追随者模仿追随者，过去模仿过去”，或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再无真正意义的创造。对“穆尔提·丙”世界观的完美性构成否定的还有——切斯瓦夫·米沃什将它定义为“冷漠”。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种“坏的精神流质”，是“暴力和不幸、内部瘫痪和外部动荡的先兆”。
在《永不满足》中，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写道，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虽然努力改造自己，但终就无法完全地消除掉自己的个性，他们最后都成了著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在切斯瓦夫·米沃什那里，境遇看上去似乎略好：药丸的服用者有所战胜，他们学会在“无所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成为了新型的“凯特曼”，依靠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装在新信仰的人民民主体制下存活下来。而且，某些人，即使明知自己是在演戏，但表演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于是他逐步真的成为了所扮演的角色，和它混成一个，而且“越演越起劲”。
“越演越起劲。”米沃什继续着他深刻的甚至小有恶毒的洞察，他谈到，持续不断地伪装虽说会让所有人都处在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的，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上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分明是满腔的仇恨，但表现出的却是爱的迹象；对某事分明是知道，却装着一无所知；在欺骗对手（其实对手也在欺骗我们）的同时，也在高度地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凯特曼——伪装》）米沃什看到，伪装的因子已经弥漫于人民民主制度的空气里，人们呼吸着它同时也将它吸纳进自己的肺，渐成生活的必需，尽管“如此大规模实践的群众性表演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但它却驻扎下来。
伪装的生活是有共通性的，即使在极权主义的总发条已经出现松动之后。“日常生活中的做戏与剧院里的表演之同之处在于：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凯特曼——伪装》）或者，“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有在撒谎……”口是心非所造成的人格分裂并不比服用“穆尔提·丙”药丸带来的后果轻多少，但看到周围沉默着的大多数，他们的伪装能力还远逊于自己，那种时而泛起的快感会让症状有所减轻。问题是，“凯特曼能走多远？”问题是，如果人的一生始终处在“凯特曼”的伪装术中，从未以“自我”的真面示过人，那他应是感到悲哀还是幸运？他的一生，是有，还是无？
发现并指认体制下的伪装并不困难，切斯瓦夫·米沃什不肯止步于现实现象，而是要再进一步，指认依附在“凯特曼”身上的不同属性，并“试图像博物学家那样”分类：民族凯特曼（通过比较，看到自己民族在习俗、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更为高雅或优越之处，用民族情绪替代理性。在当时的波兰，尤其是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民族凯特曼的集中表征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好；俄罗斯——不好。）；革命纯洁性凯特曼（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怀旧的，经历着幻灭的；他们用凯特曼的方式藏身，却坚持期待着纯洁性的复兴。）；美学凯特曼（在私人领域，他们并不认同官方给予的单调、笨拙的审美，在这一领域里他们为自己留置了狭小的“余地”，但一进入到有他者在场的表演区域，他就成为官方审美不遗余力的拥护者和赞美者。）；职业工作凯特曼；怀疑论者凯特曼；形而上学凯特曼；伦理凯特曼……“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在的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受虐淫的乐趣。”
“穆尔提·丙”药丸是一个出现在别人书中的旧词，但富有洞察的米沃什“拿来”了它，并重新注入了新的、更具复杂性的词意；“凯特曼”也是一个旧词，它原出现于康德·戈比诺所著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属于东方的穆斯林，“如果有必要，人们就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如果保持沉默还不够的话，那他甚至可以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蒙蔽对手——米沃什再次“拿来”，将原有倾空，重新注入了新的、更具复杂性的词意。从这个层面上讲，切斯瓦夫·米沃什属于《圣经》中提到的那个“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他是，黑暗的信使。却用自己处在黑暗中的眼睛寻找着可能的光明。
流亡者的语词。米沃什在他的语词中建立起漂泊着的家园，他呵护着藏于语词中未被掘出的根。在流亡的漫长生涯里，他得通过这种精心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呵护来使自己获得温暖，并且不至枯竭。当然这也是所有流亡作家的共同趋向，“母语”成为他们最后的、可亲的土壤，他们的生命只有在其上的种植才能获得生长，才有更真切的自如和自由，或者同样借用另一位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更为有趣的比喻：曾经作为剑的母语，此刻在他的手里变成了盾牌。
这一小节，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人身份将被放大；这一小节，波兰，作为米沃什“我的”“另一个欧洲”的背景将被缩小，请让我们专注于语词和语词中的建造。
在我看来，相较于切斯瓦夫·米沃什“流亡者”“审视的怀疑论者”，他的诗人身份更应被记住。在这一身份里，他的魅力更充沛一些，也更耐得回味。
米沃什的诗句具有一种流淌的性质，略显迅捷，他很少设置层出的阻挡以使它停滞或慢下来，这也使他的诗有了道来的娓娓。译为汉语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无论是张曙光译、西川译、绿原译还是周伟驰译。）在流畅感的褒扬上相当一致，它们仿佛不那么经意，米沃什随意从情绪、思考和“瞬时发现”中截取——它的调子是口语体的，尽管是讲究的口语体。米沃什有意给我们这样“不经意”的错觉，他用这种方式迅速地为我们建立了进入通道，从而更直接、敞开地让我们生出共鸣。有过诗歌训练或一直都在写诗的人一定知道，这种“不经意”其实是写作者经意选择的结果，是在训练之后、反复地斟酌之后，加之区别于他人的缪斯的回避之后的“精心呈现”，没有一个有建树的诗人不是如此。和这种流淌感相称，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还有着某种的直接感，尽管它的里面同样竖着隐喻和象征的丛林，却并不显得晦涩——至少字面上如此，米沃什“捡走了”可能出现在水流冲刷的河床上的石块。在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种属于“叙述性”的推力，他把属于小说的“故事”挪用进自己的诗中，挪过来的还有故事的吸引。譬如《偶遇》:“黎明时我们驾着马车穿过冰封的原野。∕一只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已经很久了。今天他们已不在人世，∕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
他掌控着语词的节奏，让它进入提琴的旋律。从这点上来说米沃什是一个具有古典气质的诗人，在他的随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现代诗风的个人抵御，当然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会放弃“与古典主义者争吵”。在《故土，对自我限定的追求》一文中，米沃什谈道，“我按照自己谦卑的天平，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应当向前跑得太远，一切都成熟得很缓慢……”没错儿，“不应当向前跑得太远”的自我警告无法对诗艺的成功提供任何保证，假如米沃什在他的世纪只写下顺畅、直接的诗句即使这些诗歌足够动人他也会被列入到渺小的后来者行列，他必须增加新质，必须在延续的基础上提供前行，也必须致力于烙上个人印迹。米沃什懂得，他把古典主义在“洁净诉求”中剔除的某些元素用诗的方式加了进来，并将它调和成诗性的有机部分；他将现实发生中的粗砺、粗糙、罪孽的事与物（包括语词）调和成诗性的有机部分，加入到自己的诗句中，当然这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与此同时，他还掌握了“诗歌的语言使它可以参与并主宰‘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的变化’”的炼金术，这一炼金术让他变得卓然。在《偶遇》中，最后一节，这一炼金术发挥着作用：“哦，我的爱人，它们在哪里，它们将去哪里∕那挥动的手，一连串动作，砂石的沙沙声。∕我询问，不是由于悲伤，而是感到惶惑。”在这里，他将视线伸入到死亡的幽暗区域，并让投下的石子发出持续不断的回响。
米沃什诗歌的另一显著处是，他总习惯把“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地变化”做及物化处理，让具体、场景和细节不断楔入（有时还加入“历史”和“历史的发生”），从而让自己的诗歌获得丰厚与浑浊，并借助浑浊感使言说的向度有了多重。他淡化了诗歌的透明性，向里面注入了类似“现实主义”倾向的混杂与日常具体，有时你会惊讶他加入了那么多的具体情境却没有造成诗性和言外之意的减损，这种平衡能力实在让人叹服。诗歌（和一切艺术）从来都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有时它会取中，通过回旋取得对称，而有时，它会故意倾斜让一方偏重显示出欲要倾塌的样子来，然而在另一个支点上制止住它——切斯瓦夫·米沃什采取的即是那种“危险的平衡”。具体日常、场景化和现实感的介入在让诗歌的阅读者强化了“亲历”感和带入性的同时带来的另一后果则是，挤压了写作者的抒情空间，进而造成诗性的匮乏，“散文化”，其属于“诗”的那份魅力便会受损。这时，写作者就必须拿出相应的策略进行技术补救，在场景与场景、细节与细节的连接处凿出更多的“气孔”，尽力拉开语词的张力……他得充分利用自己余下的“有限”。在他那篇曾被反复引用的诗作《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借此证明：
现在我想讲米德尔的故事：我且放进一点寓意。
他倒霉碰上了一头灰熊，又凶又猛
经常从小屋的檐下撕抢鹿肉。
不仅如此。它不理人，也不怕火。
一天夜里，它开始捶门，
还用爪子打破了窗户，于是人们蜷成一团，
把猎枪放在身旁，等待着黎明。
晚上它又来了，米德尔近距离射中了它，
射在左肩胛骨的下面。它于是又跳又跑，
跑得像一场风暴：一头灰熊，米德尔说，
即使被射中了心窝，也会不停地跑，
一直跑到倒下来。后来，米德尔沿着血迹，
找到了它——他这才懂得
这头熊古怪行为的真实原因：
这畜牲的口腔给脓肿和齿烂掉了一半儿。
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
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
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丢失，
我们走出了森林，未必希望
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
“现在我想讲米德尔的故事：我且放进一点寓意。”他用“我且放进一点寓意”的插入为接下来要讲的故事留出了出气的孔，这成为另一条有张力的引线，让我们不至于在故事的流畅中顺流而下。接下来是“故事”的，它显得具体，生活，朴实，口语，直到“成年累月的牙痛啊”才开始有了新的转向。“我们”被安排进那头灰熊的身体里，牙痛成了“我们的”，那种胡作非为和盲目的勇气也成了“我们的”，寓意在这里有了更密集的透气孔，这里有诸多的未完成：“我们”是谁？为何一只熊的遭遇成为“我们”的共同境遇？何谓“盲目的勇气”? ……．米沃什不提供标准化的“解释”（它属于阅读者添加个人经验进行填充的领域，在这里，阅读者需要调动他“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知觉”。），米沃什提供的，是顺着这层隐喻继续向前，“我们走出了森林，未必希望∕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在及物的、故事的言说之后，忖思的、寓言的、有着形而上意味的追问从预留的透气孔里冒出，它们有效地阻止了讲述日常故事而造成的意味的下滑。
有一则同样有着非常意味的故事出现在米沃什的自述中，他说的是青年时期在巴黎度过的时光，“有一次演出在我身上产生了真正强有力的影响。要感谢路德米娜·比托叶夫，她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女演员。”“在皮兰德娄的《今晚我们即兴表演》中，路德米娜·比托叶夫在一刻钟之内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她坐在脚灯前的椅子上，她的伴侣时间女神给她脸上贴皱纹，抹掉它嘴唇上的胭脂，再把灰粉撒在她的头发上。”米沃什说，“悲剧的恐怖与怜悯过去从没有这样深刻地贯注过我，我自己经常思考的题目也是一样的：变化的毁灭过程——在个人身上，在国家身上，以及体系身上。也许所有的诗歌不过就是这个主题。”与其说切斯瓦夫·米沃什从此次演出的片断中寻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倒不如说是种“唤醒”——路德米娜·比托叶夫演出中那一刻的炫目恰好照亮，让切斯瓦夫·米沃什窥见了属于自已的缪斯的独特面容。当然，确定主题和持续围绕之间还有漫长的路，祖国波兰在欧洲的尴尬位置，“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在新信仰的压力和恐惧中的生活，流亡和它造成的困苦，在格格不入的陌生人之间以及苍老的逼近则像另外的支流，不断地注入到他所确定的“悲剧的恐怖和怜悯”中，让它汇聚出更大、更浑厚的喧响。“在窗玻璃在冬日正午庭院里闪着霜的∕咖啡馆桌子前面的那些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幸存。∕要是我愿意，我可以走进那里，∕在寒冷的虚空中敲击我的手指∕召集着幽灵。”（《咖啡馆》）“我的前生一个接一个地在离开∕像船舰，带了它们的悲哀。∕而被派定给我的画笔的∕国家、城市、花园和海湾，靠近我∕期冀得到比从前更好的描绘。∕∕我未曾脱离人民，悲痛与怜悯联结着我们。∕我们忘记了——我总是说——我们都是王的孩子。”（《晚熟》）“然而就在这外观后面，忙碌、不可见的‘时间’美容师却正在把带阴翳的皱纹施加眼角，将双唇描绘成苦涩表达。∕∕他们在头发上撒灰，他们将曾经的独一无二变成没有名字的面具。∕∕镜子黯淡了，眼睛难以看见了。对于天使我们只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不是屈从于普遍规律的一个数字……”（《我》）他，将“变化的毁灭过程”看做是人生剧院里的固定舞台，每次灯光亮起，音乐响起，他就开始进入到“时间”赋予他的角色中，完成他经过熟虑的、却又有即兴色彩的舞蹈。他专注于自我的身体，专注于旋律和其中的象征，专注于“悲剧的恐怖和怜悯”，而没有注意到暗影里还有没有耐心的观众。
寒鸦栖息在我窗外的塔上。
又一年过去了，没有触动我的事发生。
人口越来越多的城市，沉浸于充足的夕照里。
等待着结局，在那时，在安提阿、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
一个应许给了我们，心疼是在两千年前。
而你并没有回来，噢，救世主和导师。
他们在我身上画上你的记号，把我派到外面服务。
我担负着神职人员的长袍
还有一张保持仁慈、微笑的面具……
（《塞维利奴斯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