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施叔青十七岁开始创作，一九六五年在《现代文学》发表短篇《壁虎》一鸣惊人。在那个短篇里，年轻的女作家描写阴森的家族，蛰伏的欲望，幽微的女性情事，纠结婉转，而以墙上一只壁虎的“虎”视眈眈总结那无以名状的、诡异的氛围。随着《壁虎》这样文字的窜动，施叔青写出《约伯的后裔》《倒放的天梯》等作品，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女祭司。
一晃五十年过去，施叔青依然写作不辍。这些年里她辗转香港、纽约、台北，写过香港的盛世繁华，也写过台湾的历史起伏，笔锋所及，既有写实主义的锐利观察，也有现代主义的实验风采。而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以及借女性所发挥的种种隐喻，早已赢得好评。当年与她同时崛起的作家不是早已偃旗息鼓，就是改弦更张。施叔青创作的能量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尤其近年她潜心修佛，境界与以往更有不同。
在新作《度越》里，施叔青处理了一则宗教故事。主人翁依然是位女性，因为纾解情事纠缠来到古城南京，从事六朝佛教艺术研究。与这一当代故事平行的是则中古的故事。“写经生”朱济出身寒门，辗转剃度，法名寂生。寂生原本清净的修行因为偶遇一位出逃的歌妓嫣红而起了波澜；与此同时，他来到建康——今天的南京——学道弘法，却为当日江南士子的文采风流而目眩神迷。寂生和嫣红将何去何从？同样的，一千五百年后的女主人翁将何去何从？
在最浅白的意义层次上，施叔青写出一则宗教轮回寓言，并由此反省凡夫俗子的痴、嗔、贪、怨，此生彼灭，绵绵无有尽时。欲望的挑逗，声色的诱惑，还有潜伏在其后的历史惘惘的威胁，犹如罗网般笼罩你我的前世今生。如何需求解脱，端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的转折却是何其艰难！故事中的人物辗转各种色相考验，看似山穷水尽的困境可能带来灵犀一点的启悟，但眼前的大彻大悟又何尝不暗含另一层无明的种子。小说中的寂生追求阒寂，却禁不住偶然而生的诱惑，反倒是浮华世故的嫣红在眼前无路之际，放下一切，幡然皈依。缘起与缘灭是这样流转无常，修行无非不断打破我执，度越“有”“无”的功课。
然而施叔青也有意借着这个故事反省自己多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熟悉施叔青以往作品的读者应该会发现《度越》的叙事变得简约素静。不论《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施的写作一向以丰赡繁复为能事，而经营笔下人、情、与物的纠缠务求引人入胜。《度越》的情节仍然复杂，如果沿用以往的策略，不难写出个动人的故事。但施叔青显然背道而驰。简短的章节、直白的宗教典故、意象化的人物，无不淡化小说家原所擅长的秾丽风格。返璞归真，仿佛她终于理解写作之道就是个方便法门，何需踵事增华？
细心读者当然看出施叔青挣扎的痕迹。她的嫣红曾经如此活色生香，不妨就是《香港三部曲》女主人翁黄得云的前身，而她对六朝佛教典故的考证记录也依然带有罗列巨细的意图。但唯其如此，反而显示作家和笔下人物参详、演义佛法的艰难。未必完整的结构、人物、犹带填充的情节缝隙，徘徊今古的时间转折，在在暗示着本书旨在唤起读者的慧心，如响斯应，方底于成。
《度越》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施叔青的故事引导我们想象宗教、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关系。佛教于东汉传到中国，大盛于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不仅改变了秦汉以前中国思想的脉络，并且深入民间文化，带来深远影响。施叔青刻意描写东晋以后建康佛教大兴，糅合玄学清谈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所衍生的奇异现象。她也注意南北朝佛教传布和五胡乱华导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的密切关系。乱世里避居江左的高门巨族面对文明劫毁，俨然从佛教找到安顿——或逃避——现实的方法。但佛法精深，难以一蹴而成。如何正本清源，重溯真如，是小说人物最后的悲愿。
而书写如何展示度越的功能，恰恰成为症结之一。历史的迷津，生命的困惑，千言万语难以道尽。翻译、传抄、诠释佛经要义，如何能传达三昧，表达信仰的真谛？于是有了朱世行、法显、玄奘西域取经的壮举。寂生出家前就是抄写经文为生，历经出家、云游、邂逅的重重考验，终于了解自己的局限，有了取经的愿景。而千百年后的小说家又如何承袭这条曲折艰难的途径，以虚构的文字寻求那不著文字的真理？以往的施叔青调动她的生花妙笔，力求再现“她的”香港，“她的”台湾。蓦然回首，她似乎了解写作犹如修行，只是铭记那佛法的无从铭记性，锻炼文字借此喻彼的空性与自性。
二〇一一年，施叔青完成了“台湾三部曲”最后一部《三世人》，宣布封笔。哪里知道结束就是开始。在圣严法师的点化下，她踏上了创作的新路。这条路，如她自述，走得辛苦，也未必功德圆满。然而作为一位学佛者，作为一位专志的作家，施叔青必定理解《杂阿含经》的教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从少女时期的《壁虎》写到《度越》，施叔青创造了无数人物、情节、世界，从情天欲海写到了大悲悯、大虚空。她从而理解小说也就是缘法。从写作中，施叔青见证枯木开花，五蕴度越，一切法得成。
本文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