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比拉着我们两个的手臂走进餐厅，沃夫希姆先生似乎还想开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梦游似的跟着往前走。
“要喝点酒吗？”领班服务员问。
“这家餐厅不错，”沃夫希姆先生看着天花板上几个长老会神话传说中的仙女说，“但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酒，”盖茨比同意了，然后他对沃夫希姆说，“那边太热了。”
“是啊，很热，地方又小，”沃夫希姆先生说，“但充满了记忆。”
“那家餐厅叫什么？”我问。
“旧京。”
“旧京，”沃夫希姆先生悲伤地回忆道，“那里有过许多死去的面容。那里有过许多逝去的朋友。只要活着，我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泰尔的那个晚上。当时我们六个人同桌吃饭，罗西整个晚上都在吃吃喝喝。天快亮时，那服务员走过来，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有人想请他到外面谈谈。‘没问题，’罗西说着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拉住他，让他坐回椅子里。”
“‘那帮混蛋要想跟你谈就到里面来，罗西，但你千万要听我的，别走出这个房间。’”
“那时是凌晨四点，如果我们走过去拉开窗帘，应该能看到天光。”
“他出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出去了，”沃夫希姆先生愤慨地看着我，鼻子涨得通红，“他走到门口，转过身说：‘别让服务员端走我的咖啡！’然后他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朝他吃得饱饱的肚子开了三枪，开车跑掉了。”
我终于想起这件事来了，于是说：“其中有四个人后来被电刑处死。”
“五个，还有贝克尔。”他的鼻孔好奇地向我转过来，“听说你想找‘关系’做点生意？”
他这句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盖茨比开口替我回答。
“不是啦，”他说，“他不是那个人。”
“不是啊？”沃夫希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位只是我的朋友。那件事我们下回再谈。”
“真对不起，”沃夫希姆先生说，“我刚才认错人了。”
一道美味的菜被端上来，沃夫希姆先生也就忘记旧京饭店那些伤感的往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非常缓慢地扫过整个餐厅——还不忘转过头去看坐在他正后面的人。我想要不是我在场，他可能连我们的桌子底下也要瞄两眼。
“喂，老兄，”盖茨比凑过来对我说，“我今天早上在车里让你有点生气吧？”
他又是满脸堆欢，但这次我可不买他的账。
“我不喜欢搞得很神秘的样子，”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不可呢？”
“哎呀，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啦，”他宽慰我说，“贝克小姐是个伟大的运动员，这你也知道的，她不会做歪门邪道的事。”
他突然看看手表，猛地站起来，匆匆走出餐厅，留下我和沃夫希姆先生。
“他得去打电话，”沃夫希姆目送他出去，同时说，“他是个好家伙，对吧？长得那么帅，真是个完美的绅士。”
“是啊。”
“他是牛津人。”
“哦！”
“他念过英国的牛津大学。你知道牛津大学吗？”
“略有耳闻。”
“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有几年了，”他颇感荣幸地说，“直到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才有幸结识他。但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这人的家世肯定很显赫。我心里想：‘原来真有这种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母亲和姐妹认识的人啊。’”他停顿片刻。“我发现你在看着我的袖扣。”
我本来没有看，但现在看了。它们的形状很奇怪，似乎是象牙做的。
“这是最好的人类臼齿的标本。”他告诉我。
“哇！”我仔细地看着它们，“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创意。”
“是啊，”他把衬衣的袖口缩回到外套之下，“是啊，盖茨比对女人非常规矩。他从来不正眼看朋友的太太。”
此时这种信赖所托付的对象回到餐桌坐下，沃夫希姆先生猛然喝掉他的咖啡，然后站起身来。
“我很喜欢今天的午餐，”他说，“我离开你们两位年轻人啦，免得你们嫌我待得太久。”
“别着急，梅耶，”盖茨比言不由衷地说。沃夫希姆先生抬起手，像是替我们赐福。
“你们非常有礼貌，但我是老人家啦，”他表情沉重地宣布，“你们就坐在这里吧，可以谈谈体育，谈谈年轻的女人和……”他又挥了挥手，用以代替我们的第三个话题。“至于我，我已经五十岁，不会再打扰你们啦。”
跟我们握手道别、转身离去期间，他那悲剧的鼻子不停地抽动。我在想我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他了。
“他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忧郁，”盖茨比解释说，“今天他又多愁善感了。在纽约他也算是个人物了——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演员吗？”
“不是。”
“牙医？”
“梅耶·沃夫希姆？不是啦，他是开赌场的。”盖茨比欲言又止，然后淡淡地补充说，“他就是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56]的幕后黑手。”
“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我喃喃地说。
这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当然记得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但我总以为那桩丑闻是自动发生的，是许多因素发生连锁反应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从来没想到居然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地愚弄五千万球迷——而且就像小偷专注地撬开保险箱那么简单。
“他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我沉默半晌问。
“他只是发现有机可乘而已。”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抓不到他的把柄啊，老兄。他是个聪明人。”
我执意付了账单。服务员把零钱拿给我时，我看见布坎南隔着许多人，坐在餐厅的另一边。
“请稍等我片刻，”我说，“我得去跟人打个招呼。”
汤姆看到我们立刻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们面前。
“你到哪里去了？”他热情地问，“黛熙很生气，因为你没打电话给我们。”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草草地握了手，一阵紧张、不自然的尴尬神色掠过盖茨比的脸。
“你最近到底怎么样啊？”汤姆追问我说，“你怎么会大老远地跑来这里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约好在这里吃午饭。”
我回头去看盖茨比，但他已经不见踪影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某天……
（那天下午，在广场酒店[57]茶厅里的高背椅上，乔丹·贝克正襟危坐，向我娓娓道来）
……我要去某个地方，于是便出了门，有时在人行道上走，有时在草地上走。我更喜欢走在草地上，因为我穿的鞋是英国来的，圆圆的橡胶鞋跟踩在软软的草地上很舒服。当时我还穿着一条新的格子裙，每当我的裙子随风飘扬，路边所有人家门前红白蓝三色国旗就会挺得笔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
最大的国旗和最大的草坪属于黛熙·费伊家。她那年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最最受欢迎的少女。她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开的跑车也是白色的，家里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泰勒军营[58]那些兴奋的年轻军官纷纷打电话给她，想要得到独占她整个夜晚的特权。“哪怕一个小时也行啊！”
那天早晨我走到她家门口时，她的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坐在车里，同车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他们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等我走到五英尺之内她才看见我。
“你好啊，乔丹，”她突然喊了起来，“麻烦你过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