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2日
人们都很友善，非常友善。
因为他不再是卢卡斯·安森中尉，而变回了一个大学教授，他所想要的就只是悄悄地回归平凡的生活。
然而即使他不穿制服，穿着凌乱的灯芯绒套装，拎着破旧的公文包，他在人群中也惹人注目。怎么可能不惹人注目呢？左眼戴着的眼罩、一小块弹片在前额留下的伤疤，都明确地昭示着他是一个尽到了国家责任并且已经光荣退伍的士兵。
每个遇到他的人都想对他所做出的牺牲表示尊重。
在餐馆，大家都乐意为他结账；在公交车上，年轻人都为他让座；有一次在中央公园，一个带着小礼帽的男人握着他的手说，他让他想到了自己在奥马哈海滩[9]牺牲的儿子，并表示如果卢卡斯想要看百老汇的演出，一定要找他。“无论是什么演出，只要你告诉我名字，预定窗口就一定会为你留两张票。”那个男人边说，边把他的名片塞进了卢卡斯的上衣口袋。后来卢卡斯拿出名片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男人竟是一家著名的电影院老总。
但他从未接受过他们的馈赠。
在纽约医院做完手术后的几周里，他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就在皇后区奥林匹斯市他家开的小餐馆上面。这是一座典型的希腊餐馆，是由他的父亲——丝塔夫罗斯·阿塔纳西亚迪斯，一点一点从头张罗起来的。和所有的移民一样，他的父亲将家族的名字缩减了。“我们是美国人，”在卢卡斯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美国名字重新开始了。”
但是卢卡斯不用为获得博士学位而费尽周折，因此他住在餐馆里就好。他甚至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他近乎完整地回到家后，他父亲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让他接管这个餐馆。而且说实话，还有什么比一个受伤的士兵站在收银机前做生意更可靠的呢？
只是这不是卢卡斯想要的生活。
就在他刚刚开始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时，他突然收到一封普林斯顿大学的来信，信中表示如果他愿意在秋季开学伊始继续任教的话，他们将非常欢迎他回来执教——正如你所知道的，学校的校训是“服务国家”。所以只要为国效力的人，全体教职员工和理事都将非常骄傲地为他们提供机会。院长还热心地提及他在城里的老房子，欢迎他来住。
这封信的到来，就像是他的祈祷获得了回应一般。
在位于学校脚下的一座小火车站中，他下了火车。将行李装进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后，车子驶向莫色尔大街上的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寓，在入伍前他一直住在那里。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停在路边，在这片绿树成阴的静谧街区里，这种车并不常见。但在他对这辆车产生一些疑问前，卡普托太太已经匆匆穿过前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便冲下了楼梯来拥抱他。托尼·卡普托还在太平洋中的什么地方当兵，卢卡斯知道，这个拥抱和泛滥的眼泪不仅是给他的，也是给她丈夫的。尽管她只比卢卡斯大几岁，可能是三十三岁，也可能是三十四岁，她依旧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为他的晚归而担心，为他年纪这么大仍然单身而着急。偶尔他们公寓餐桌边会出现一些单身女性，卢卡斯猜测她们是被邀请来和他相亲的。
“你的屋子已经收拾好了，”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说，“我要去烤只全鸡。艾米已经满九岁了，她从学校里回来一定会跟你说这件事的。”
他们俩都笑了起来，卡普托太太帮忙把他的行李沿着嘎吱作响的木头楼梯搬上了顶层，那里的门已经打开了。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他在国外的那些恐怖经历就像未曾发生过一样。单人床支在角落里，上面依旧铺着那张他记忆中的拼布床单，电炉和收音机在书架上，桌子依旧摆在天窗前。窗外，老橡树枝干上的树叶刚刚开始变色，他甚至可以听见淋浴头的滴水声，那是托尼·卡普托在屋檐下的小浴室里临时装的，如果卢卡斯想要洗头的话必须要把身体弯成一个难以想象的角度才行。
“你自己收拾一下，”卡普托太太说，“五点半吃晚餐。你回家了可真好！”她补充了一句，就像这些天他遇到的人说的一样，这个“家”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美国。
“希望托尼也能很快回来。”
“希望他们都能早点回来。”
关上门，卢卡斯站在窗边，凝视着树木和脏乱的庭院，还有庭院中摇晃的秋千和防风栅栏，在他去进行基础训练前，也曾站在这里。也许就像最新的科学理论提出的那样，时间不过是一场错觉，可能他从未离开过这间屋子，可能他会重新变得健康无恙。但当他瞥见玻璃中自己的映像时，那块黑色的眼罩将他拉回到了现实中。
他打开自己的行李包，把多余的裤子和夹克挂进壁橱，并将一瓶苏格兰酒藏在了衣橱最下面的抽屉中，接着吞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躺上了床。因为背行李的缘故，他的肩膀开始疼了起来。他的前额也受伤了，医生说疼痛可能会随着时间逐渐减轻，但也有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他们还告诉他要适应独眼视角，但他发现自己还是会撞到他盲区一侧的东西。他的眼罩下其实装了一只玻璃眼珠，但人们总被假眼球弄得心神不宁，而且人们在和他说话时也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因此，对这些人而言，戴个眼罩，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逐渐有了一些睡意，周围只剩下抚慰人心的声音——窗外树叶的瑟瑟声、水管发出的嘎嘎声和所有木屋、尤其是这种老旧的木屋都会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响——它们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强效催眠曲，熟悉而柔软的床和初秋昏暗的光线也同样催眠。当他睡了几小时后，刚醒来的一刻并不确定是什么叫醒了他，楼下飘来了烤鸡的香味，暖气片发出噼啪声，还有楼梯上不一会儿传来的砰砰作响的脚步声。他刚从羽毛枕头中抬起头来，房间门就砰的打开了，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叫着他的名字跳上了床。
“艾米，我告诉过你不要吵醒他！”卡普托太太在楼下喊道，但已经来不及了。艾米像一只小狗一样扭动着身体，用尽全身力气去拥抱他。
“噢！”他说道，“你可得悠着点，我现在可是个老人了。”
“你才不老呢！但我已经——已经九岁啦！”她说道，转过头看着他又问：“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在那里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什么样的意外？”
他可以想象她的内心有两种想法正在打架——她想要知道他怎么了，同时又担心她的父亲会发生同样的意外，不论她的父亲现在身在何处。
“不知道什么东西飞进了我的眼睛里，”他安慰道，“所以现在我需要带着这块眼罩，就像海盗一样。”
“它会疼吗？”
“一点都不疼。”没有必要告诉她这个空空的凹穴有时就像埋在他脑袋深处的雪球一样刺痛。
“晚餐准备好了，”卡普托太太对他们喊道，“快来趁热吃。”
“妈妈做了你最爱的甜点，”艾米透露道，“冰淇淋蛋糕。”
“真是太麻烦她了，”说着，他把腿甩下来，用脚试探着寻找刚才被踢飞的鞋子。
“我让她做的，我喜欢冰淇淋蛋糕。”
还是那个用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的样子。“告诉你妈妈我一会儿就下去。”
“他来了！”艾米跳着离开了房间并大叫道。“而且我告诉你噢，我今天还在拼字比赛中获胜了！”噔噔跑下楼时她补充道，声音大到所有人都能听见。
尽管只有他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餐，卡普托太太还是做了十个人的分量。不知道在配给券不多的情况下，她是如何做到的，真是个奇迹。她一定为了某种原因在积攒这些券，卢卡斯有些愧疚地想道。他并不是很饿，但他尽全力去假装自己很饿。
这个房间也完全是他记忆中的样子，有着许多刮痕的木椅，餐桌中央的塑料花，餐柜上褪色的庄严圣母的画像：这是一张经过装裱的仿制品，模仿的是挂在佛罗伦萨皮蒂宫[10]的拉斐尔[11]画作。
也许那也不是真品？就他所知，拉斐尔的作品也被藏在某处的仓库里，等待着第三帝国的胜利。
卢卡斯指向另一把椅子，那里曾经是另一位二楼房客的座位，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寡妇，问道：“休伊特夫人怎么样了？”
“二楼对她来说太高了，”卡普托太太说，推了推艾米让她把土豆泥递给卢卡斯，“她现在和她姐姐一起住在帕塞伊克[12]，那座房子里有电梯。”
卢卡斯舀了一勺土豆，看见卡普托太太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抹些黄油吧，”她说道，“你太瘦了。”
“你真是个好厨师。”他知道他得为秘密的冰淇淋蛋糕留些胃口。“你有重新把房间租出去吗？”
“是的，”艾米接过话，“新房客叫泰勒，但他从不住在这里。”卢卡斯可以感觉到她并不喜欢泰勒先生。
“他不住这里？”卢卡斯问道，“那他住在哪里？”
卡普托太太耸了耸肩说：“他说他在特伦顿[13]得到了一份工作，和造飞机有关。”
那些从事关系到战势关键工作的人可以延期入伍。
“但他安静得像只耗子，从不麻烦人，”她补充道。看上去卡普托太太真的不大喜欢他，“租金交得倒很准时。”
这些天大家都在努力地做着各类修复工作——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卢卡斯知道卡普托太太的希望，那就是她的托尼能够毫发无损地回来，然后他们一起把房子改造下，过过自己的小日子。然而大家每天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做不得不做的事情，甚至许多人都入不敷出。
卡普托太太端出了冰淇淋蛋糕，尽管艾米抱怨蛋糕上没有加打发的奶油，但无论如何，他还是禁不住表现出一副惊喜和势要饱餐一顿的样子。
“奶油怎么也弄不到，”卡普托太太说道，“现在去杂货店完全是碰运气。”
吃罢晚餐收拾好后，艾米上楼做她的家庭作业了，卢卡斯踱步到走廊里，点上一支“骆驼”牌香烟。停在路边的豪华轿车不见了，但那座带整洁前院的精致两层洋房却亮着灯，弦乐四重奏的旋律透过开着的那扇窗户传到卢卡斯的耳朵里。有那么一秒钟，他以为是留声机的声音，但当他下台阶走到人行道上时，他才意识到那是有人在那所房子的客厅里练习演奏。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城，这种事倒见怪不怪。接着他听见了笑声和推杯碰盏声，还有某个人故意拨弄大提琴发出的刺耳声音，随后传来一位老者的声音，带着些许德国口音说了一些类似于开始之类的话，随后演奏声响起，和谐一致。
传来了更多的笑声，还有刺耳的口音。
他听了一下音乐——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是莫扎特的曲子——这也让他想起那个老市长让自己不要伤害藏在矿井中的村民。尽管悲剧还是发生了，但他并不是埋下那颗将小男孩炸死、让图森特只剩下一条腿、让他自己也只剩下一只眼睛的地雷的罪魁祸首。当香烟快要燃到滤嘴时，他在人行道上把烟踩灭，转身回了公寓。卡普托太太在厨房里边哼着曲子边洗着碗碟。
“需要我帮你洗那些吗？”
“噢，不用了，”她回头说，“我已经快要洗完了。”
“听声音，难道现在你公寓对面住了一个弦乐四重奏的演奏团吗？”
“什么？”她关掉水龙头，用抹布擦了擦手，问道。
“我听见了街对面的音乐声，是一群音乐家吗？”
“噢，天呐！当然不是了，”她回答道，“就是那个教授，我记得好像是在你参军后不久他才搬来的。”
“什么教授？”
“爱因斯坦。”
和所有人一样，卢卡斯突然手足无措起来，他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纳粹手中逃了出来，并在1933年从柏林移居到普林斯顿，还担任了理论物理学的教授。卢卡斯也在校园里见过他几次，但当时他还没有住到莫色尔街道，住到卡普托太太家对面。
“他人很好，”她说道，“有一次，他看见艾米背着小提琴包从学校回来，他们非常愉快地讨论了音乐。”
所以那个指挥音乐家演奏的愉快的声音就是爱因斯坦的声音。为什么外面总停了一辆加长的黑色轿车也有了答案。卢卡斯开始好奇到底是哪位要人、或政府高官过来拜访这位大人物呢。
“夏天的时候，我有时会坐在前廊听他们演奏。如果托尼回来，”她的声音中透着一些坚定说道，“他一定会喜欢的。”
“是的，一定会的。”卢卡斯欣然赞同。
他们都知道刚刚的对话是一种无言的祈祷。
“晚安了！”卢卡斯走向楼梯，“还有，谢谢你的冰淇淋蛋糕。”
“你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是劳动节的周末。”
楼上，他的房间里又热又闷，他把窗户完全打开，探身出去，他还可以听见弦乐演奏的旋律。等等，他想，有机会还得告诉他的家人。当他回到普林斯顿的工作时，他们就很激动——那么如果他们知道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是他的邻居时，他们又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