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爸爸去世不过一年，沃洛嘉又正处在高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灾难又向未满17岁的沃洛嘉当头一棒。
外地的亲戚把沙沙和姐姐被捕的信，托交给住在辛比尔斯克的沃洛嘉小学的一位老师，卡什卡达莫娃收到信后就立即派人到学校从课堂上找来了沃洛嘉。
沃洛嘉看了又看转来的信，眉头紧紧拧在一起，光亮的额头耷拉地贴在了这封像扎满了针棘的信上，神志凝滞了许久。
站在卡什卡达莫娃这位小学老师面前的，不再是从前那个快乐的、顽皮的小孩子，已是一个成年人。他摇了摇头说：“这事很严重呀，对沙沙也许会有最坏的结局。”
沙沙因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彼得堡大学被捕，姐姐也受株连。沃洛嘉是全家第一个得知这一沉痛消息的人，他回家只好婉转地把消息告诉了妈妈。
妈妈丧夫的哀思尚未抚平，两个孩子又遭横祸，这位刚毅的女性一时也像秋霜下的嫩苗，要不是沃洛嘉搀扶她坐在床沿上，真要昏倒在地。
这之前，沙沙在校外领导过工人小组，但是当时社会民主主义活动还没有基础。工人还不多，而且很分散，思想又不很开通，知识分子很难去接近他们，加上沙皇专制政体的压迫非常残酷，稍微想和人民交往就要被关进监狱，放逐到西伯利亚。不仅是和人民接触，就是大学生组织一些最无害的读书小组和联谊小组也要被迫解散，学生要被驱逐回乡。就正如沙沙当初对沃洛嘉所说的，要让被压迫阶级醒来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只有那些一心想往上爬和追求安逸生活的青年，才对这种制度无动于衷。比较正直的真诚的人都热情地投入斗争，想竭力动摇，哪怕是稍微动摇那些使人们窒息的专制围墙。
沙沙感到再也忍受不了残酷压迫全国人民的专横暴政，毅然舍弃了大学已拟聘他为教授的前程和他爱好的自然科学，自幼以勇敢、刚强被人称道的沙沙，为了保护同志们，他在法庭上承认了由他担负着准备炸弹的危险工作。
尽管妈妈上下活动想凭她的力量挽救沙沙，可作为谋杀案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哥哥还是被判处极刑。5月8日执行，被绞死在监狱里。
沙沙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家里时，全家人除沃洛嘉外都号啕大哭。
这时，沃洛嘉也想起了哥哥常抚摸自己头的那只温暖的大手，哥哥苍劲有力的字和语重心长的话语，看到了书架上哥哥省下零用钱给自己购买的复习资料……昨天还想到过曾向同学许诺，要把另一只老鹰抓下来送去给哥哥吃……
沃洛嘉一个人久久地待在暗角里，他却没有哭，没有流泪，泪水已被压抑成新的强大的力量。他好像在对自己心里一个什么尊严的东西在发誓：
“我不哭，哭有什么用呢？我要替哥哥报仇！报仇！”
从那时候起，沃洛嘉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变得很沉默，一种少见的严肃。
他是哥哥的追随者，什么都“像沙沙一样”，而现在他却在考虑哥哥造反的斗争道路是否正确？
“不能再像沙沙一样！”
“不，我们不走这条路。应该走的不是这条路。”
哥哥的被杀，沃洛嘉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终身事业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反对的敌人是专制制度、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他知道爸爸终身从事的文化教育工作和外公从事的“治病救人”的工作都不能推翻剥削者和最终解放人民。但是，他也知道采用恐怖手段不能取得胜利，而只会造成障碍。“民意党”谋刺亚历山大三世成功了，但是另一个沙皇又取而代之。沙皇二世不存在了，可沙皇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高级的警察官吏被杀死了，但这并没有摧毁沙皇、地主和厂主的政权。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斗争方法对于组织劳动群众和提高他们阶级觉悟毫无帮助。它反而对工作有害，因为革命党人的全部精力都浪费在恐怖活动上；它破坏了革命党人同群众的联系，给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对于反对专制制度的任务和方法造成极其错误的观念。
哥哥英勇地牺牲了，一颗种子在哥哥的热血中破胸。
沃洛嘉向哥哥留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请教，劳苦大众应该怎样进行革命斗争来谋求自身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