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家族是地道的日耳曼人。
他们是从哪儿迁移到乌培河谷来的呢？谁也知道得不十分确切。
根据性格严厉、身材魁梧、宽肩膀、蓝眼睛和略微的驼背来判断，恩格斯一家祖祖辈辈都可能是在易北河畔的马铃薯地里劳动。他们穿的那种粗制的木头鞋，只有在靠近荷兰边境的那些村镇里的人才穿。
在那遥远的时代，乌培河谷没有什么地主，土地被任意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恩格斯家族的第一代代表也赶到乌培河谷，分得一小块黑土地。
从那时起，他们有了一块土地，不再无休止地流浪。这一家年复一年地播种小麦，种植马铃薯，开拓葡萄园。把麦子碾成面粉，葡萄酿了酒。每到秋天，他们的大车就吱嘎吱嘎地行驶在通往佐林根、多特蒙德或者杜塞尔多夫的大道上。
恩格斯的祖先在南方出售葡萄酒，在北方出售麦子或面粉，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差。
大约过了一个世纪，在邻近的法国，矿井的所有者成了骑士；英国的绅士们做起了皮革买卖；荷兰的教会拨款来建造船厂……乌培河谷的农民一个接着一个地抛弃了贫瘠的土地，流浪工场，做自由的打工仔。
恩格斯家族成了乌培河谷的第一批打工仔，是这里第一批扔掉锄头的人。从此他们不再种地了。
他们开始干起了简单的手工艺——漂白棉纱，又在河畔的石头上晾晒漂白的棉纱。他们的双手虽然被染料的毒素和冰冷的河水泡肿了，但是希望的星火却没有熄灭，血管里也在沸腾着由工人变成赚大钱的老板的强烈愿望。
曾祖父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幸运儿，强烈的事业心为恩格斯家族揭开了新的篇章。一个棉纱商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变成了善于赚钱的殷实的资本家。
弗里德的祖父小约翰又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非常珍惜工人，以最善良的老板而誉满乌培河谷。他注意保持同工人的旧日关系，常常亲自同他们一起去干活。在他的“荷兰式”房子周围出现了一个工人村，纺织机的轧轧声不断地从那里传来。工人村的许多房子都是用小约翰的钱盖起来的。1796年，他在德国开办了一家免费的工人子女学校。他创建了一个专门的饥饿者救济协会，自己担任协会主席，捐助大笔钱购买粮食和衣物。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新一代恩格斯的名字添上了一圈善良的光环。小约翰也自然在巴门的宗教和市政机关中担任了一些名誉职务，巴门的社交界对他深怀敬意。
弗里德的祖父一生的愿望实现了：作坊变成了工厂，营业所变成了公司，乌培河谷最大的纺织企业成了恩格斯家族的财产。祖父没有理由再埋怨上帝，他可以安心地等待死神光临。他在弥留之际，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
儿子们一个个跨进门坎，默默地低头站在父亲的卧榻前。这是三个梳着摩登发型、穿着黑色礼服的老板。临死者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神色：儿子们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老板，公司的前途是有保障的。
丧钟的余音还没有静息，营业所里开始了秘密会晤。当着公证人比宁鲍威尔先生的面，三个儿子打开遗嘱：
我的孩子们，恩格斯家族的力量就在于团结。你们要团结。你们要团结一致！愿你们和睦相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上帝！这就是我要嘱咐你们的。
你们的父亲和庇护人
小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
三位继承人的脸色在行将熄灭的烛光照射下变得阴沉起来。难道百万富翁只留下这样一份简短的遗嘱？
祖父没有放下心来的就是这一点，孩子在奢侈的环境里长大，灵魂中少了高尚的东西。他们孩提时就觉得自己是少爷，从小娇生惯养，只知把头发梳得油光，都没有吃苦的精神。祖辈们艰苦创业的经历在他们的意识中已无影无踪。特别是两位小儿子，更是如此。
他们三人暂时听命于遗嘱。可是，幻想飞黄腾达的三个继承人越来越暗中敌意，三兄弟把一辆车子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拉。老大想去英国，他在遥远的曼彻斯特有重要业务联系，老二要到法国去寻求幸福，老三想去东方，认为俄国是吞下整个欧洲纺织品的大市场。小约翰的“恩格斯父子公司”就要倒闭。
经过一场冲突后，三个固执己见的兄弟决定用拈阄来分配父亲的工厂和营业所，让机遇来解决遗产问题。
比宁鲍尔威老头庄重地脱下了礼帽，在礼帽里放了三个台球——两个白色的，一个红色的。摸着白色的就算赢了，摸着红色的就算输了。再过几分钟，乌培河谷的整个南德意志的最大企业就要分成两半。
三兄弟的手颤抖地一只接一只地伸进缎子礼帽，然后再后退一步，解开眼睛上绑着的带子。
拈阄完毕，大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即弗里德的爸爸手里拿的是红球，他失去了自己的一份遗产，永远离开了恩格斯家族的营业所，去遥远的地方创自己的事业。
弗里德的爸爸凭一双白手艰苦创业，成就了大事业，成了威震一方的大资本家。当他的大孩子弗里德降落人世的第一天，他就许诺过，不能再让这个大孩子摸着“红球”，要让他去继承自己的家业，当老板，当更大的资本家。
然而，这个新一代恩格斯的大孩子，又一个弗里德里希，无论爸爸怎样在头顶上挥舞着手杖，自己却认定、选准了这个——“红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