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对于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对发展理念的重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更加明确和清醒。马克思说：“问题的提出，只有在解决问题的条件同时具备时才成为可能。”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发展实践催生的理论成果。新发展理念凝结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指明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新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新发展理念适应了时代发展和实践深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满溢着对当前中国人民生存状况的忧思和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蕴含着人类历史积淀的人的发展、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和谐、互通有无、改善民生、公平正义等治国理政的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新发展理念堪称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
一、新发展理念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数千年来形成了蔚然可观且独具特色的经济哲学思想。中国几千年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丰富经济思想所传承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弥足珍贵，不仅对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仍可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例如，《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政思想，《管子》中发展生产、充实国库、安民富民思想，儒家“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民生思想。司马迁之《史记·货殖列传》可谓集先秦商家思想之大成。《史记》中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类似的善因论，王夫之“上谋不如自谋”的思想，都是世界经济宝库中的经典。管仲的“重商主义”思想，比西方重商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德·蒙克莱田早2300年，其“富国强兵”之策，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2400年，比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早2500年。特别是管仲通过“货币战争”倾覆诸侯，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崛起”的先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和”“合”为根本，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抱有“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之观念；在权衡多方利益时，主张“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老子》中“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思想；《管子》中“以人为本、倡俭戒奢”“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贫富有度，贫富无度则失”的思想；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顺天应人，天人合一”和“数罟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理念；就国与国之间的相处，则推崇“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对于社会分配，持有“均贫富”“共富”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论断。新发展理念正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上培育生发出的优秀成果。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无不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厚养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治国理政和民生经营中的充分运用。正基于此，新发展理念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大地的，是真正的中国思想，是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学。
新发展理念不仅植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土壤，而且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本质即为“发展”，并十分注重人民主体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破解世界发展之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要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将增进人民福祉和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面对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逻辑，五个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了以“发展”为中心的稳定体系和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思想创新也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强调事物发展变化遵循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并遵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发展理念正是主张“破”与“立”的统一，即打“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立”科学、协调、可持续性的创新发展方式。从方法论来看，新发展理念堪称集中体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典范。
新发展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就是把人民作为生产的目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如果社会生产不以人民为目的，不仅是不正义的，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所以危机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资本的增值和扩张作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只见“物”不见“人”，更不见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特别是人民大众异化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甚至在社会中形成了贫富两极的分化对立。新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既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新发展理念突出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紧紧围绕发展的根本目的、基本动力、价值尺度，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当代中国究竟“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贯穿新发展理念的红线，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所在。
新发展理念致力于适时解决“中国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果。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观、改革开放后的改革发展观、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当前的新发展理念，每个发展观念的形成和每次发展理念的演进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断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新发展理念更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的为主导方向，凝练出发展的新内涵，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新发展理念立足中国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新发展理念是基于中国实际，聚焦中国发展，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它进一步抓住了发展的要领，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切中时弊，能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积累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值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重重，而无论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还是共享，均直指经济发展的困难和“瓶颈”。新发展理念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纲领。理念是对实践规律的总结，必须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没有实践指向的理念，就是镜中花、水中月，看起来美好，最终却不能变成现实。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口，是新发展理念的一大特色。它直指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紧紧围绕这些问题来破题、来展开，在聚焦改革发展焦点难点中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正是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新发展理念才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成为回应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中国解答。把握好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性，就要坚持实践第一，以实践立论、靠实践拓展、为实践领航，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过程，以新理念推动实践新飞跃、赢得发展新优势、创造发展新奇迹。
新发展理念更加突出了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为此，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新发展理念第一次将绿色发展摆在了发展观中的显著地位，提出绿色发展，更加强调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习近平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新发展理念将开放发展作为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指出，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是过去不能比拟的。我们必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尽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目前，我国的开放发展空间越来越宽广，不仅是我们在走出去，而且是许多国家热切欢迎我们中国去，这是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势头。
提出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它提高了对发展认识的水平，开拓了发展观的新境界，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向前，促成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三、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一切智慧，借鉴现代经济研究成果解决中国问题
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的转型换挡，经济发展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因此，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智慧，提炼借鉴了近百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都是人类发展中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里广受关注的课题，有坚实的学理基础。因此，新发展理念中，闪烁着人类理性的光芒，是当代政治经济学优秀思想的结晶。
提倡创新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必然是有关活力和运动的概念，这是创新的任务。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已不可能，需要动力转换，通过创新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创新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条老路走到底，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永远不变地持续下去，必然有一个发展、兴盛、衰退和消亡的过程。工业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从地下呼唤出巨大的财富。”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大萧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凯恩斯理论在当时解决西欧经济问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使凯恩斯主义声誉鹊起。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一直到21世纪前10年发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长期未能走出困境，这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解决世界上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重塑发展理念。在历史上，重大创新往往是不规则且成群成群地在某一个时期集中出现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创新必须注重发挥企业家的作用，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创新是衡量一个社会活力的标准，创新企业家都是英雄。他以充满人文因素、社会情怀的术语来阐述企业家的创新过程。凯恩斯认为经济生产过剩、经济停滞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传统经济理论。我们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从供给侧改善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倡导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问题。发展从来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出现“亦长亦短”的不平衡问题，这种状况如果不解决，必然影响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难以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结构要和资源禀赋相匹配，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大的方面，协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协调，东中西之间区域发展的协调，还有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比例结构的协调。单就产业结构而言，到底什么样的结构最合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国情出发，发达国家和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目前有一个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追本溯源，这一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从当时的情况看，“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这两个约束的条件都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并不相符。目前，我国各地都制订出了“十三五”规划，不少地方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揠苗助长。
倡导绿色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单纯依靠能源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将造成环境污染，能资消耗过大，难以可持续。而且生态破坏将会造成环境恶化，这对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有一段话很值得人深省，他说：“当一个人面对着自然的壮丽和庄严，孤独会是思想和抱负的摇篮，而这不仅对个人来说是有益的，而且若非如此，那这个社会也一定是病态的。一想到这个世界将丧失其盎然之生机，变成一片蛮荒，一想到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耕作，以图种植作物供养人类，一想到每一块长满野花野草的荒地或天然牧场都被翻垦，一想到所有没有被驯服的飞禽走兽因为与人争食而被消灭，一想到每丛灌木篱墙或者多余的树木都被连根拔起，一想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野生灌木或花花草草能够茁壮成长而不被以促进农业之名当作杂草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如何能叫人舒服。如果地球仅仅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而不是令更多的人过得更好或者更幸福，便必须失去很大一部分令人愉悦的东西，以便促成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那么为子孙后代之故，我真诚地希望他们可以远在饥馑强迫他们这样做之前对达到静止感到满意”。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不断地向自然索取，改变和破坏自然。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已经做得过分，从而威胁到了自身的生存。为了改变这种危局，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长远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生态保护入手，以保护促建设。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修复起来花的代价要比破坏所获利益大几倍，甚至几十倍，有时甚至是万劫不复，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保护生态环境需要综合施策，但更有效的是要采用经济手段，就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指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政府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政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须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倡导开放发展主要是为了通过自由贸易满足国内需求，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开放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30多年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取得双方受益而获双赢的效果，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理论。因为只有进行国际贸易，各国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指出，“如果查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国家中，对外贸易都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改进，并孕育了国内的奢华”。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自己与别人比的成本优势）决定。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理论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自己与自己比的成本优势）。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都有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交换。若无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有分工。分工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只有分工，才能形成数量规模，提高质量效益。贸易有利于发挥经济优势，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此交换自己需要但不具优势的产品，还可以交流市场信息，实现信息对称，调节生产规模，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之所以坚持对外开放，并作为一条基本国策毫不动摇的理论基础。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更是铁的证明。
倡导共享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向。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马克思从商品入手，通过对商品中凝聚的剩余价值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而导致的阶级对抗性，这是经济发展中因分配不公而撕裂社会的顽疾所在。因此，社会主义就必须解决社会财富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与劳动之间产生的对立。这正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针对性所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被历史淘汰。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指出，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每个人如果可能的话，都应该享受他劳动的果实……没有人会怀疑，这种平等最符合人类天性，而且这种平等给富人带来的幸福的减少要远小于其给穷人带来的幸福的增加”。共享有利于增进整个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受益，使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共享不意味着没有差别，人的智力高低、体力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家庭条件的差异是客观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对于付出更多劳动、更多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拥有更多知识，做出更大贡献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差距不能过大，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这样，才能调动全体人民共同为发展出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人与人享有的差距悬殊，出现两极分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受损失等问题。对为何要实行公平分配，经济学理论也有充分的解释，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便社会财富不增加，只要收入实行均等化分配也能增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当然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过关于福利优化分配的标准。在帕累托看来，福利分配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既定分配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坏。共享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既定目标。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享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共享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望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推进共享发展，必然要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众多和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做出理性、有效、可行的政策制度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以改革促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从供给侧推动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
以上就是我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也是本书内容的简要概括。新发展理念内涵丰富深刻、博大精深。新发展理念提出后，理论界、学术界和各级干部群众在深入学习中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光芒纷呈异彩，这本书就吸收了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理论文章和各种媒体披露的精彩观点，甚至直接引用一些重要讲话和论述。参考文章达三千多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此书中的大部分思想必然是公共财富，是“集众思”的结晶。但由于自己学习不够、学力所限。因此，挂一漏万，表述不够准确乃至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书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我的责任，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我之所以将这本“学习笔记”奉献给读者，是希望与大家分享，以抛砖引玉，使我们对新发展理念的学习不断走向深入，使新发展理念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早日普及于大众，在中国13亿人中真正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从而造福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