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则徐成为人生的启蒙和志向
上海，清朝宣统二年八月十八日（1910年9月21日）这一天，对于46岁的内科大夫张绍尧和36岁的妇产科医生刘贞清来说，是一个大喜之日，盼子多年的中年夫妻终得贵子。“天赐之福呀！”父亲张绍尧喜极而叹，“孩子就叫天福吧！”
1911年，也就是天福出生的第二年，著名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同时也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不安。纷乱的局势逼迫张氏夫妇举家迁回了老家福州。巧的是同样有个福字，天福人生的大部分岁月就在被称为“榕城”的有福之州度过。
由于是独子，父母又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天福受到了比其他同龄人更丰富的教育。6岁之前，父母就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学习四书五经。到了8岁，他开始跟美国留学归来的表姐学习英语。
张家所住的宫巷是福州有名的“三坊七巷”之一，近现代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化名人在这里生活过，林则徐、严复等在这里留有故居。
宫巷里的敦本小学，是福州刘姓大商人开办的，天福和附近的大家族的子女都在这里就读。学校离“林则徐祠堂”只有几十步之遥，天福经常和同学们去那里玩耍，关于林则徐的事迹熟稔于心。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被牢记，后来这句话一直挂在天福宿舍墙上或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
2．立志要把茶叶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
1923年夏天，12岁的张天福进入格致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寄宿制的中学，事事都得自己来，自幼备受宠爱的天福在这里逐渐学会了独立，懂得了为自己负责。中学时期的天福十分活跃，还组织同学们拜请名师，习拳练武，强身健体。
1928年暑假，格致中学失火，被彻底烧毁，学生们只能转学，有几个同学决定转学去上海。上海，这个父母生活过的大都市，对张天福充满了诱惑。父亲虽然很舍不得，但是在张天福苦苦恳求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让他去上海读书。
在上海，19岁的张天福见到了繁华租界、简陋窝棚，富人、乞丐共存于一个城市，体会到外国列强对上海的压迫和蹂躏，同时也逐渐确立要强大祖国、报效祖国的志向。
高中毕业后，按照父母的意愿，张天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在福建的协和大学。大学的第一年是基础课，学生可以带着这些学分报考其他大学的其他专业。都是医生的父母希望张天福可以学医，继承家业，本分踏实地过日子，也本以为天福就会在父母身边这所不错的学校这样安安稳稳地读下去。但在热情而年轻的报国心驱动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天福认为学农比学医更合适，于是他告诉父母，要转学报考金陵大学农学院，要用实业救国。父母亲很不情愿，苦劝无果，最后只能无奈尊重儿子的选择。
张天福在全国数百名报考金陵大学农学专业的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习中，张天福考虑到福建山区有“茶、纸、木材”三大特产，茶叶更关系到国计民生，但当时这些茶叶资源没有很好利用，茶叶产制技术还很落后，于是逐渐明晰并坚定了他的方向—“搞茶叶”，立志把茶叶的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后来他曾回忆说：“逐渐地我就把致力于茶叶研究造福人民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理想和追求在我的生命中越来越鲜明、坚定，我从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即使在磨难中，也没有动摇过、放弃过。”
当时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很注重联系中国农村的实际，除了课堂上、书本里，天福和老师的足迹遍及了各地农村。同时，天福也始终牢记当年的协和大学美国教授曾教导他的“从事科学研究事业，不能有丝毫差不多的想法。科学必须严谨，凡事不能想当然”的要求。
3．走在抗日游行队伍最前列的那个书生
张天福爱读书，但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由于在格致中学读书时就开始习武，在金陵大学时也一直保持着习武的爱好。他的老师是当年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学担任武术教官的万籁声老师，学习间隙，组织了二十多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金陵大学国术社”，天福被选为社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军放弃抵抗，东北三省不久沦陷，举国哗然。北京、上海的学生涌到南京请愿，南京的学生也积极配合响应。
9月28日，金陵大学和几个高校的青年学生赴南京中央政府请愿，他们有的抬着棺材，有的举着“祈战死”的旗子游行，以示誓死卫国的决心，张天福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高唱抗日歌曲、书写抗日标语、要求抵制日货，号召民众奋起抗日。
12月20日，张天福带领金陵大学国术社在学校大礼堂表演武术，为抗日义勇军募款，演出所募的款项都捐给东北义勇军马占山的部队。张天福在他义演拍摄的照片上写下“立己立人，强国强种”的誓言，分送给友人，激励大家抗日。这张照片他并未留存，没想到时隔69年后的2000年6月，这张照片竟出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城百年·福州旧影》一书中。原来是协和大学高两届的好朋友一直珍藏着并传给自己的女儿，在出书时贡献出来。
当年的金陵大学还组织了500名同学的队伍坐火车去上海向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顾维钧示威。张天福因表现积极被选为示威的纠察队员。
4．茶叶考察之旅，受到强烈震撼
即将于金陵大学毕业时，张天福收到了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的邀请书。协和大学计划筹办一所农学院，希望张天福可以回到母校工作。天福对家乡感情很深，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他曾认真思索过自己未来的发展。他的家乡农林资源丰富，尤其是福建红茶在海外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家乡的经济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他希望可以在茶叶上有所作为，帮助家乡的发展。张天福接到邀请非常激动，欣然应允。林校长安排天福去生物系任助教，同时筹办农学院，创建一个农场。
生物系助教每周只要求三个半天上课，其余时间张天福可以好好研究茶叶，这种安排令他非常满意，当然更加满意的是林校长，得到了一位难得的人才。
由于一直以来的学习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张天福的动手能力很强，他迅速从附近的农村招收了农工，按照自己的规划设计对农场进行建设，开垦、种植菜园、果园、各种作物，管理得井井有条，这里也成了协和大学农学院的试验场。
张天福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有五十大洋，他想应该把钱给父母或长辈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但母亲劝他留着买点需要的东西。
“妈，我早就想买一台柯达相机。”
天福不好意思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时候一台柯达相机需要五十八块大洋，做父母的很了解儿子，知道他是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才会提出，于是“赞助”了他八块大洋，天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相机。1933年11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福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件，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反蒋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同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变失败。
事变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间，张天福不仅走在举着横幅标语的游行队伍前头，还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不少珍贵的镜头，回校后把照片冲洗出来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引起很大反响。
事变结束后，张天福又把精力放在了茶叶研究和生产上。
中国茶史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先秦说、西汉说、三国说，而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公元805年日本的最澄禅师首次从中国带茶种到日本，并在滋贺县日吉神社旁种植，从此日本开始种植生产茶叶。公元1168年和1187年，荣西禅师先后两次到中国求学于临济宗，并对茶学进行研究。回国时，将大量茶种和佛经带回日本，创立了日本临济宗，被奉为始祖，并在佛教中大力推行“供茶”仪式，饮茶之风再次盛行。日本人善于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虽然茶和茶文化都由中国引入，但茶叶发展却快于中国，机械化制茶效率很高，受到世人关注。因此张天福希望去日本、中国台湾考察学习一下。林校长很理解张天福对茶叶研究的理想和抱负，1934年暑假，学校特意补助100块大洋派他到日本和中国台湾考察。
他坐轮船到上海，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从北平到沈阳，又从沈阳到朝鲜，最终从朝鲜的釜山到了日本的神户。当时朝鲜和中国东三省一样也被日本占领。一路上哨卡林立、层层盘问，张天福看到日本人到处侵略的事实，更加希望祖国强大起来。
考察期间，张天福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在日本，他发现日本非常重视茶叶的创新栽培技术，并且日本茶叶制作已经进入现代机械化大生产，采用各种生产机械，生产工序严格，产量不仅大而且稳定。
台湾在茶叶生产方面同样领先很多。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天福结束了茶叶考察之旅。通过这次考察，张天福受到强烈震撼，确信当时中国的茶叶必须走机械化的道路，否则无法改变落后的状况。
5．要中国农业不落伍，所以站在振兴农村的最前线
1934年，张天福作为年轻的茶叶专家陪同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组建的“福建省政府考察台湾实业团”第二次来到台湾考察。由于这次不像上次那样匆忙，所以在半个月的时间中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回去后立刻撰写了《台湾之茶业》的考察报告，用大量的数据全面介绍了台湾的茶业品种、产地、制茶工艺等，他写道：“台湾组织制茶公司，倡用机器，设立茶业共同贩卖所、茶业试验场、茶业传习所、检查所、模范茶园等，那是为了谋台茶之改善与进步”，而“反观内地茶业，日趋衰败，其原因虽受国外产茶国之倾轧竞争，及农民缺乏组织，与不知利用科学方法，作栽培制造商之改良；但过去政府之缺少注意，亦不能尽辞其咎。致素以产茶著称之我国，反蹚乎他人之后，曷胜慨叹”。
这篇文章引起了陈仪的重视，他决定在世界三大著名工夫红茶之一的“坦洋工夫”产地坦洋办茶叶改良场，并特意安排张天福去负责这项工作。坦洋位于福建福安北部白云山东南麓，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坦洋红茶从19世纪中期开始行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声名远扬。1915年福安县商会选送的“坦洋工夫”茶与茅台酒等同时荣获巴拿马万国展览会奖项。但到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因为连年不断的国内外战争，政局动荡，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茶市不振，而日益衰落。陈仪不想让这个世界名牌成为遗憾，希望张天福通过办坦洋茶业改良场为振兴福建茶业做一些事情。天福非常兴奋，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认为不仅应办茶业改良场，还应办一所茶业学校培养人才。
张天福将选址地点定在福安县社口镇，规划、购地、厂房建设等工作，所有的事情均亲力亲为。1935年8月终于建成福安茶业改良场，同时并创建了“福建省立福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招生83人，一年后更名为“福建省立福安农业职业学校”。张天福为农校立下校训“实事求是、身体力行”，作为对学生的要求，同时也是自己的座右铭。
1936年他在《安农校刊》茶叶专号卷首语里写道：“在纪念安农的一周年，我们没有太好的文章或是什么苦干的经过为自己吹牛……我们要中国农民不落伍，要中国农业不落伍，所以才站在复兴农村的最前线，做个带路的急先锋。在这前进的路途中，所碰到的挫折、阻挠、困苦、危险，我们都认为是必然的波折。我们仍是镇定地在实际工作里想办法，本着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初衷，以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
6．生产的红茶在香港卖出天价
1936年2月2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决定在南京召开全国茶业技术讨论会。27岁的张天福代表福建与大家一起讨论拯救茶业的改造方案。会上他与其他九人一起被推选成立“茶业栽制研究委员会”，并对他开展机械化生产茶叶的计划进行了汇报。作为主管单位的中央农业委员会领导也被他的精神打动，当场决定拨款3000元给福安茶业改良场用于购置机械设备。
张天福回到福安立刻用这笔意外的补贴向日本伊达制茶机械厂订购了全套红茶机械制造设备（其中尚存的一台伊达揉茶机，现收藏于北京农业展览馆）。
经过大半年的安装调试，1937年4月机器正式投入生产。这在当时是轰动茶界和全省的了不起的事件。每天各地前来参观的茶农、群众、机关工作人员和学生络绎不绝。
1937年春，第一次用这些机器生产出的“坦洋工夫”红茶质量上乘，交香港英商“裕昌洋行”，出售价达每50克75两银元，创造了茶叶在香港售价的最高纪录，名震全国。张天福仍不满足于此，每日废寝忘食地试制，不断提高水色、香味，茶叶专家认为这些茶比过去的福建红茶品质大大提高，可以和祁门红茶媲美，在香港不断受到民众的追捧。
7．在重庆开会，遇到日军空袭
1939年4月的一天，张天福突然在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将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的消息，意外地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列在茶叶界代表上，而且是唯一代表，于是决定赶去重庆参会。他先坐汽车到广西桂林，然后坐飞机到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从南京搬到了重庆，重庆成了“陪都”。
由于到得早，张天福决定去拜望两位老师，一位是中央农业试验所所长谢家声先生，他原是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另一位是实验所副所长沈宗瀚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学校，后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在金陵大学任教。
沈老师见到天福后很高兴，告诉他会议结束后就不用回福建了，留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搞研究工作。张天福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5月3日是令张天福非常难忘的日子。晚上他在宿舍休息，忽然响起了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声，日本人的飞机要对重庆进行轰炸。人们慌张地四处躲藏，很多人跑向防空洞。张天福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只是躺在床上，熄灭了灯光。日本的敌机来得相当快，不到二十分钟，震耳欲聋的一串串爆炸声和人们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还有烟雾和恶臭传来。张天福心里一紧，没有去防空洞，就钻到桌子下面吧，万一房子塌了也有个遮挡。房子的玻璃被震碎了，哗啦啦大大小小散落了一地。但幸运的是，房子并没有塌，日本人的飞机丢完炸弹终于飞走了。
警报解除，张天福在漆黑的房间里摸到行李箱，赶紧逃出去。门外是个长长的巷道，有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有的还在燃烧，断壁残垣。从血肉横飞的尸体和杂乱的瓦砾中摇摇晃晃地走到巷口，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叫自己的名字“张天福，张……”原来是沈宗瀚老师，他担心自己学生的安危，冒着生命危险从防空洞里跑出来寻找天福。
几天后，到会议指定地点报到后，张天福遇到了时任农业促进委员会主任穆藕初先生，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穆老好像对年纪轻轻的张天福挺了解，一见面就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农业部要在西南地区办一个茶叶试验场，让张天福飞到云南、贵州、西康、四川等地考察一下。张天福很兴奋，很是感激穆老对自己的信任，欣然接受，趁会议还没有开始的这些时间完成这个考察任务。
他拿来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路线，然后就出发开始川黔高原的考察。未经开发和破坏的自然风光很美，但是却无心欣赏，很多地方的落后贫穷触目惊心。路过云南某县时，看到政府门口站岗的士兵穿的破烂不堪的裤子连腿都遮不住，张天福感到深深的不安。落后被人欺，国家一定要强大。
一路风餐露宿，经过了四川成都、自贡、宜宾，西康的雅安，云南的昆明、曲靖，贵州的遵义、安顺、贵阳等地。经过反复比较斟酌，张天福将茶业试验场基地选址定在贵州遵义东边100公里的湄潭县郊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开阔，土壤肥沃，有一块100多亩的平地和理想的丘陵山地。
考察结束后，回到重庆，在会上，张天福提出了一个发展西南五省茶叶生产的提案，从茶界的形势、目标与实施办法、产茶区的交通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并很快通过。这份提案也引起了当局高级官员的兴趣和注意。
8．创建了福建示范茶厂
1939年11月的一天，张天福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为湄潭县筹建茶厂的事情联系工作，十分意外地在门口碰到福建省政府顾问徐学禹。徐学禹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在重庆，现在福建省政府要和中国茶叶总公司在崇安县合办一个福建示范茶厂，请你回去当厂长。小汽车就在门口，这是从福建开来重庆的车，明天就返回。”事情太突然了，张天福拿不定主意。
“工资给你300大洋一个月，开办费100万元，中央和福建各出一半。”徐学禹说。
“可是我回不去呀，我已经被农业部留下来筹建贵州湄潭中央茶叶试验场了。”张天福说。
徐学禹建议他好好考虑一下。
张天福想了一夜，贵州的事情是创造性的，机会难得；可是家乡也需要自己，还有年迈的老父亲抱病在家，也需要照顾，他又是独生子。一夜未眠的张天福做出决定，回家乡去！
他没有时间跟老师一一道别，写了一封信让别人转达，匆匆登上了返乡的汽车。汽车颠簸了两天，在江西境内了，忽然汽车被拦住。原来是省政府的一位官员，“车上有没有一位叫张天福的先生？”
车里的人都很吃惊，张天福下车后问清楚缘由。
原来是农业部顾问邹秉文先生为这个事情专门拍来电报，委托省府的人想劝回张天福。邹先生是农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与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前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教授，是全国农业方面最具权威的教授。
邹先生在电报里希望张天福无论如何返回重庆，把湄潭茶叶试验场办下去，名字之后是“谨恳”两个字。张天福非常感动于邹老先生的信任和器重。但是考虑到已经到南昌，加上车上的人不断劝阻，张天福还是没有按照邹老的意愿返回重庆。为此，张天福遗憾了很久。
2005年，还有人在《茶苑》杂志第二期著文《名人与黔茶》中提到“张天福是含辛茹苦筹建湄潭中央茶叶试验场、开发贵州茶叶的有功之臣”。
回福建后不久，时年31岁的张天福被正式任命为福建示范茶厂的厂长。他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奔忙，顾不得回福州探望生病的老父亲，即便是春节这样团聚的日子，他仍然顶着凛冽的寒风，过家门而不入，奔赴茶厂所在地崇安赤石。
茶厂要建办公室、职工宿舍、机械工场、精制工场等，同时创建的还有崇安县立初级茶叶学校、苏皖技专学校，由他兼任副教授、校长，培养和输送茶叶人才。他利用办厂经验与教学机会，大量收集有关资料，编写茶树栽培、茶叶制造教材，提高茶叶生产的科技含量。
这种一边生产一边培养人才的模式为当年的福建茶叶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按照这个模式，开垦了新式茶园4000多亩，创建茶叶初制、精制厂，设茶树品种园、气象站、畜牧场，并在福安、福鼎设分厂，在武夷山、星村、政和设置茶所，与协和大学合作，进行岩茶含氟量等生化分析、茶树品种、施肥、植保等研究，与福建省合作事业局开展茶农生产贷款等业务。不长的时间里，张天福就使示范茶厂形成了集“生产、制造、销售”和“科研、教育、推广”等相结合的一条龙体制，这在当时的茶区是前所未有的。
1942年，由于这个厂各方面基础较好，条件优越，改为直接隶属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直属茶叶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吴觉农当时称赞：“巍峨的厂房”“广阔的良好基础”“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厂址”。
9．冒险保护了被国民党追捕的学生
1941年初春的一天，张天福在福建示范茶厂到处走走，这是他的工作习惯，下乡、到基层、到职工宿舍、到茶农农家小院、到茶山、到制茶车间，摸摸情况，掌握一手资料。来到一个车间门口，突然出来一个“不速之客”。
“张校长，”那个人嗫嚅着跟他打招呼。
“你，你是蔡润生，福安人，和吴振铎同一个班的吧。”
“没错，校长记忆力真好，好几年了还记得这么清楚。”蔡润生回答。
原来这个人是张天福在省立福安农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学籍，正在被国民党当局追捕。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交通站的负责人，已经被抓走了；舅舅是中共福建特委书记，被害于三元（现三明列东区）监狱。正因为他的家庭情况，国民党正在加紧追捕他。
“我差一点就被抓住，现在投奔您，求您救救我！”
对学生的爱国行为，张天福一向是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的，而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张天福一直爱自己的学生如父亲爱孩子一样。
“别怕，我这里绝对安全，”张天福告诉他，“我这儿正好缺少你这样的人才。”
蔡润生住了一夜后，拿着张天福的介绍信直奔他直管的政和制茶所，以“技术员”的身份作掩护，留下来工作。
那个地理位置非常偏僻的制茶所把蔡润生保护得非常好。抗战胜利后，蔡润生应北京大学之聘开始做研究，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抗生素和微生物专家，是我国早期四大抗生素学术带头人之一。
冒着被连累的风险掩护学生，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2007年蔡润生因病逝世时，他的夫人写信给张天福，信中说：“恩莫过于救命之恩，没有张老师之救，也没有今天润生在科研上的成就，我衷心感谢张老师的恩情。”
10．拯救了差一点就失传的名茶“正山小种”
产于武夷山桐木关的正山小种，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茶，亦称红茶鼻祖。历史上该茶以星村为集散地，又称为“星村小种”。茶叶是用松针或松柴熏制而成，浓香四溢。桐木关在星村西北部，地处中国东南大陆最高峰—黄岗山的西南深处。这里峰峦叠嶂，山高林密，雨量充沛，潮湿阴凉，日照时间短，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但这里非常偏僻，人烟稀少，与外界几乎隔绝，社会的动乱使得这里成了土匪出没的地方。他们打家劫舍，茶农苦不堪言，茶园荒芜，民不聊生。
为了研究正山小种的发展状况，张天福带着几个人和一担银元前往桐木关考察。他翻山越岭，借宿荒野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从星村出发，兜里揣着抢，徒步走四五十公里的山路来到这里。
考察后又比较了国内外茶叶生产的现状，张天福认为这样零星散户生产茶叶没有前途，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达到规模化生产的效果，组织合作社非常重要。他把沿途的茶农、确有茶山和毛茶的生产者组织起来，成立了三个茶叶生产合作社，并直接给予信用贷款、开山贷款、下山贷款三种贷款。合作社及社员有40余人，茶叶收上来后，由茶师进行评级，茶农直接参观茶师的审评，对审评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都感到很满意。
张天福非常注意保护茶农的利益，在他的组织扶持下，正山小种得以新生延续。如果当年没有他冒着生命危险来挽救这种名茶，正山小种很有可能失传。
11．研究发明了农民买得起的揉茶机
揉茶是制茶过程中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揉茶的工艺意义在于将松散的茶叶卷曲成条索，并破裂细胞壁以利于冲泡中茶汁释出，在手工制茶中，揉捻程度的轻重对成茶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在很多年的制茶过程中都是用脚来揉茶的。
1931年天福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看到日本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支那人”拖着一条长辫子，裸露上身，赤着脚在地上揉茶。日本人的照片中充满了讥讽和对自己的技术优越感。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张天福。虽然他已经在不断地推动福建机械化产茶的步伐，但对于普通的茶农而言，机械化是不现实的。10多年来，张天福就一直想为中国分散又贫穷的茶农设计一架造价便宜、操作方便，可以手推的揉茶机。
当时的农村并没有电。张天福不断琢磨机器的构造，反复推敲、修改，把绘制好的图样寄给当时任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穆老，穆老看到他的设计，很快回信，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张天福请来一位木匠，按照他的图纸制造了样机，除了轴承是铁质的以外，其他均为木质，成本50元左右。最初设计的揉茶机是双筒式的，经过试验发现虽然容量大但并不省力，效果不理想。于是又改成单桶构造，圆形、方形各一台，进行对比试验。试验后发现单桶圆形最省力、最方便，揉捻的茶叶条形也比较紧和易定型。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卫生水平，而且茶汁不会流失，保证了茶叶品质，效果非常理想。
1941年，这台揉茶机问世，张天福为它取名“九一八揉茶机”。人们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回答，我的设想始于1931年9月18日，我们要永远不忘国仇，驱逐倭寇，振兴中华。
后来张天福又做了一些改进，将揉盘、揉桶改为双动式。双动就是推动时上面的揉桶可以动，底下的揉桶同时同向转动，同方向不同转速形成双动，这样十分省力，揉茶的速度加快，揉茶效果更佳，被称为五三式揉茶机。
五三式揉茶机样机制成后，当时的省委领导观看生产程序后非常满意，决定由省政府补贴部分经费，组织各方赶制了100台，曲轴部分铁质的50元，木轴的揉茶机每台定价20元，后降为10元，向产茶县推广使用。1954年，因五三式揉茶机不适用于乌龙茶与绿茶的小批量杀青，又把揉桶改小，制成五四式揉茶机。
揉茶机的使用，大大降低了茶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生产水平和茶叶的质量，受到茶农的广泛欢迎。揉茶机先后在福建茶区推广近万台，是福建迈向机械制茶的第一步。
12．照料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
1942年，张天福谢绝福建省政府主席要他担任福建省茶叶管理局局长的安排，应老校长林景润之邀回到协和大学，当时的协和大学已因为抗战搬到了邵武。协和大学有一所附设的高级农校，张天福担任农校校长的职务。在农校期间，他很重视培养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校风，培养学生们“手脑并用”的良好习惯。学校办了一个木工厂，工厂制造的张天福设计的九一八揉茶机，既可以制茶，又可以让学生们学习茶叶课程。
1943年秋，日本人搞细菌战，致使邵武地区鼠疫流行。一名吴姓学生不幸染上鼠疫，被隔离在照春山上的一座破庙里，庙里没有床，只在地上撒了薄薄的石灰，席地而卧。政府当局安排的护工虽然会定时前往发消炎药，但害怕传染，只是放下药就匆匆逃离。患病学生病入膏肓，已经无法自理，根本无法服药。张天福一向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听说后非常着急，他说这怎么行呢？当即自费购买了当时相当贵的磺胺类药物，要去探望学生。周围人都阻拦他，也有教师表示可以替代前往。张天福说，我是校长，我不去谁去？我抵抗力强，没事的。于是，带着药物的张天福被特许进入学生隔离的破庙中，亲自照顾学生服药，但很可惜，那位学生并没有活下来。张天福下山后果断地让学生们停课回家，一个多月后疫情减轻，学校才开始复课。
13．迟来的婚事
1945年，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个时候，张天福接到协和大学下一年的教授聘书，同时也接到农业部部长的信，让他回崇安接收中央茶叶实验场。张天福犹豫再三，还是告别母校，四年后又重回崇安。由于战火的原因，那时的崇安茶场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当时的张天福已经36岁，依旧未婚。一天，他遇到协和大学的校友吴其瑞，谈到自己的妹妹吴端宜，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大专班，现在是福建协和医院护士学校校长，虽然32岁了，还是单身。两人经介绍见面，却是一见钟情。1946年5月5日，两人举行了婚礼，生活其乐融融，两年后，大女儿出世。当时，夫妇俩一个工作在福州，一个在崇安，两地分居，很不方便，于是吴端宜辞去自己的工作，跟随张天福到崇安做了一名场医。
14．茶厂被溃败的国民党兵抢劫
194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了22年的上海。崇安是江西通往上海的要道，那几天一向清净的山城崇安变得乱哄哄的，到处是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因为是采茶季节，张天福赶着到岩上制茶，给实验场员工留下两把手枪。一个国民党伤兵闯进茶场抢走了两部电话，随后而来的士兵看茶场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就把办公室和厨房的门板和玻璃等砸得稀巴烂。茶场工人自卫，反而被这群士兵抢走了枪，还打成了重伤。张天福赶紧指挥大家把工人送往邵武县医院救治。当时茶场已经没钱支付医疗费了，就卖掉场里养的一头牛换一些钱救人。
7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15军54师顺利接管了崇安。崇安成为解放军在福建最早进驻的县城之一。张天福看到解放军整齐的队伍、严格的军纪，很受感动，带领工人们泡上好茶请过路的解放军官兵们喝。过了几天，张天福到崇安城，找到人民政府所在地，请求政府安排对茶场的接管。
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原国民党政府部门和企业负责人，趁着社会动荡，政府混乱，大捞特捞，张天福却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召开职工会议，宣布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大家做好财产保护，专人负责，分毫不可私吞。
茶场顺利交接，职工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工资由县政府发放。张天福每月可领到140斤大米，算是当时的“高工资”了。1949年9月，张天福被任命为福建崇安茶厂厂长。1950年1月，又被调往福州协助成立中国茶叶公司福建省公司。
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张天福也干劲十足。省茶叶公司不仅要统管全省茶叶贸易工作，采茶、制茶、收购、科研、调拨等都得抓。张天福认真考察挑选技术骨干，重建崇安茶厂，又成立了福安、赛岐、福鼎等茶厂，而且茶区各县都要设茶叶收购站。为了做好毛茶收购，张天福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科学完善的各个等级标准样，指导和促进茶叶质量的提高。又专门招考了茶叶技师，报名的有100多人，集中在福州，由张天福授课。通过考试录取了30多人，分配到各地使用。
1952年，张天福被调到省农业厅任改进处的科长，后改进处改为农业厅特产处，张天福被提任为特产处副处长。
15．在最困难的灾年里，靠自救度过
1936年，国民党福安县党部书记林书记看中张天福年轻有为，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为了事业和工作方便，张天福答应加入了。加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也并未交过党费。1939年张天福曾作为茶叶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生产会议。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都来参会。蒋介石还发表了10分钟的演说。当晚孔祥熙举办宴会招待会议代表，近60人挤在长条桌两边采用“中菜西食”的方式庆贺会议圆满成功。突然孔院长站起来说：“我愿意介绍在座的各位代表参加国民党，从此你们就是国民党党员了。”事过半年，张天福真的接到“渝”字号国民党党证一张。
1953年，时任省农林厅厅长，也是民盟福建省委主席的林植夫非常欣赏张天福的为人和工作作风，多次动员张天福加入民盟，他说“参加民盟的都是热心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张天福经过认真思考后同意了。
1957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社论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公反社会主义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张天福专注茶叶事业，三句不离本行，平时只谈论业务，不涉及政事，但他是曾经的国民党员，现任的民盟成员，可想而知他的命运。1959年的一天，他接到农业厅人事处处长的一封密封了的介绍信，处长说厅党组决定让他去崇安茶场劳动改造。张天福明白了，他已经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
张天福默默回到他阔别八年的崇安。“张厂长回家来了！”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来看望他，对他的不公平待遇感到同情难过。他们为他安排住房，提供种种便利。职工们的热情给了张天福很大的慰藉，他很快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又满腔热忱地投入茶叶事业中。当时50岁的他白天和职工们一起汗流浃背地劳动，手把手教职工们技术，晚上人们围着他这个“右派”说说笑笑、亲亲热热，他怎么看也不像被批判的右派，大家都认可他是茶场的“开场元勋”，是为茶叶呕心沥血的专家。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张天福坦然接受了这些，也的确因为右派而因祸得福。
到了崇安茶场后，每月工资被扣掉很多。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人们放开肚皮使劲吃，到了1959年就出现粮食短缺、饿死人的事情。张天福还得省出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寄给家里的妻儿。好在职工们懂得灾年自救，在茶场边边角角种番薯，在茶树间隔处套种番薯，这样不仅没有闹饥荒，还有剩余。更难得的是，茶场还可以在附近军用机场服务部买到牛油罐头，番薯涂牛油。张天福绝处逢生，不仅没饿肚子，还躲过了当时茶叶高产放“卫星”的任务，奇迹般地避免了很多当时社会上的冲击。
只是当时77岁的母亲在家里病重，限于当时的处境，张天福没有能够回家看望。1961年1月17日传来噩耗，母亲去世，张天福悲痛欲绝，赶回福州，在母亲入棺前作了最后的诀别。
16．开发的新技术为茶农找到一条好路
1962年，张天福突然接到农业厅的通知，让他回来工作。原来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恢复生产的任务很重，茶叶生产没人抓，就把张天福调回来协助工作。其实大家也一直认为张天福就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所谓的历史问题也早已交代清楚，并不情愿真的太为难他。
张天福很高兴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他深入茶区进行调查，发现全省都在大量开辟新茶园，但茶树是多年生深根植物，只要种植下去就要在那里生长几十年、数百年，不少新茶园并不符合标准。不仅茶园选址有问题，有的掘土不够深、不挖蓄水渠，而且管理也存在很大问题，水土、肥料流失严重，甚至冲坏山下良田；茶树生长不良，严重影响茶叶产量和质量。
张天福走遍茶叶产区，所到之处都宣传先进的种植和管理经验，他意识到茶叶要走上良性发展道路，茶园基础建设工程是第一步，茶叶要稳产、高产，关键是新茶园所产茶叶要符合质量标准。
他不断总结新的技术方法，如何做好水土保持，如何深挖种植沟，如何利用表土回沟、施基肥。因为采取田间工程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能确保茶园水土不流失，并建立机采茶园的基础，创高产、稳产、优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效果和经济效益。这是建立高标准新茶园最完整、最全面的技术措施，受到广大茶农的欢迎。张天福命名这项科研成果为“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并将同名文章发表在1965年底2期《茶叶科学》杂志上。这项课题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农业部和各省茶产区的重视，得到了全国同行的认可和推广，为茶农找到了一条富裕之路。
从1962年调回农业厅工作，张天福依旧是默默低调工作，开展了福建白茶、龙岩斜背茶等的调查，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农业“八字宪法”在茶叶栽培上的应用》《关于福建茶园耕除与施肥问题》，等等。
正当他的“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要在全国总结推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7．下放寿宁县，指导龙虎山茶场建设
1966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生产会议。鉴于张天福在茶叶界的突出贡献，农业部领导直接给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打电话，要求张天福来京参加会议。平时农业部领导到福建开会或检查工作，也会单独请张天福到宾馆谈一些业务上的问题。张天福对这次邀请非常感动，他准备了充分的材料和建议准备会上提出。这次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周恩来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可见规格之高。作为一个农业专家，张天福受到很大鼓励，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虽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但他感到党和政府还是很重视他。
全国生产会议刚刚结束，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前的一次讲课中，张天福应大家的热情要求表演了一个节目，讲了几个国民党执政期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蕖的笑话。“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农业厅图书馆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张天福的“画皮”，说右派翻天了，那次讲笑话是借古讽今，恶毒攻击共产党，美化军阀。批斗牛鬼蛇神的序幕拉开了，红卫兵立刻赶到张天福住处搜了一个遍，日记本、相片、文件，塞了一个大包背走了。张天福被勒令住“牛棚”，不允许回家，时刻准备交代罪行，上街游行示众，要戴高帽子，挂“反动学术权威—张天福”的大牌子。张天福夫人在学校也惨遭欺凌，很多个人物品被当作重要罪证没收，然后被赶出学校，将她的住房作为造反司令部的办公室。借着破四旧，一些珍贵的藏品不翼而飞，稍有不从就会被拳打脚踢，剃阴阳头。张天福一家，忍耐、忍耐又忍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受一点皮肉之苦，无所谓。张天福干着最脏、最累、最重的活，将近60岁的人了，扫厕所，扛桌椅，搬行李，任劳任怨，总是努力令造反派满意，不满意再重做。
一天，他看到农业厅副厅长谢毕真也被放进了“牛鬼蛇神”的行列。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共产党的谢毕真，是老红军、老革命，1945年在广东被捕，掏空监狱墙角的洞口逃出来，重返部队。越狱后的第二年，他的父母被当局杀害，房子被烧毁，家破人亡。
谢毕真精心培养的一位年轻人竟然说他“被捕叛变”，并贴出了大字报。给他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大会小会无数次批斗，严刑逼供交代“罪行”，捏造假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谢毕真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
张天福不相信这些，他敬重谢毕真的为人，每次造反派批斗谢毕真，张天福会被拉去陪斗，他想为谢毕真承受一些皮肉之苦，但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根本没有代人受苦的资格。张天福在磨难中活了下来，谢毕真在“牛棚”里成了他的难友，也活了下来。
挨到1970年腊月，农业厅的负责人说，不能让坏分子在福州过年，要被扔到寿宁县劳动改造。张天福和其他十多位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危险分子”被押上货车。寿宁县的人真诚淳朴，他们送鱼送肉送青菜，热情地款待他们。寿宁县委书记秦光知道他们都是国宝级的专家，不怕丢乌纱帽，把他们都安排在相关部门工作。本来张天福是要去偏僻的犀溪公社，但在生产队待了三个月就被调到县茶叶局。只要能做与茶叶有关的事情，张天福似乎忘记了他的“政治待遇”，全身心投入。县茶叶局要在南端的武曲公社国营龙虎山茶场建设丰产茶园，安置一批知识青年，想派张天福去指导，张天福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茶场党支部书记兼场长王维椿，在欢迎会上说，我们全权委托专家张天福负责茶场生产，全体职工都要听他领导，哪怕他错了，也要按他的意见办！场长对他的信任打消了很多人心里的疑虑。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信任是何等的宝贵，时年63岁的张天福被这份信任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又开始忙碌起来。
大队乡间，交通不便，全靠步行。他白天考察，晚上讲课，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强壮身体，他每天都要去溪里洗冷水澡，山泉水很冷，大家看他这样洗都吓坏了。
下放期间他常步行到十几里外的茶科所借阅图书，风雨无阻准时归还。他退休时，将自己几十年珍藏的几百册图书资料全部捐赠给茶科所。
他听说谢毕真也下放到寿宁县斜滩公社劳动改造，虽然同在寿宁县，但他们的两个地方相距有20公里左右，张天福不顾自己年纪大一些，隔十天半个月就过去一次，两人相互安慰、鼓励。“文化大革命”后谢毕真调任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直牢牢记着张天福和他非常时期的友谊。
18．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享受多少，而在于贡献多少
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和张天福一起被下放的“危险分子”一个个陆续返回了福州，安排了工作，只有他还原地不动。一份份申诉书石沉大海。几经奔波，直至1979年春天他才被调回农业厅，1980年才最终被平反，落实了政策，宣布无罪。整整二十三年时间，据说在张天福档案里并没有任何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的材料。
1980年，张天福拿到了退休证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茶叶事业就此结束。相反，他要抓紧时间把这些年的损失弥补回来。他接受了省农科院的聘任，担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技术顾问。在一般人心目中，顾问就是一个清闲的头衔，像张天福这样拼命的顾问并不多见。他还担任了福建省政协第一、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跑遍全省做调研，在1982年到1984年间，提出了《建议在福州设立茶业研究中心》《建议统一茶业管理体制和经济核算》《建议保留生产闵红三大工夫和正山小种红茶》等诸多提案，并组织了100多位相关人员，主持了“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研究”课题，夜以继日忙了8年，做了3000多批次实验对比数据，审评了上万个茶样，试验成果在1987年5月通过省级技术鉴定：“该研究首先应用人工控制环境条件于做青工艺，克服不良天气对做青的影响，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对乌龙茶生产有广泛的指导意义。”1991年，该项研究成果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天福一生奉行“三不”：一不失信于人，二不贪污一分钱，三不求人。在负责“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研究”时，课题经费几十万由他掌控，而他当时仅在茶科所领取几十元补尾工资。课题完成后，他将课题经费与设备交割得一清二楚，滴水不沾。
张天福被列入《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现代10个茶叶专家之一，并被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为此他感到很不安。在《中国茶叶大词典》编纂时，编委会对现当代茶人哪些能选进“茶人部”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可是对于张天福先生，大家却毫无异议，一致同意他作为当代10位老一辈茶人之一，编选入这部皇皇巨著。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享受多少，而在于贡献多少，不在于拿多少，而在于给多少，他给的还是太少了。在茶叶事业上，他始终感到有负担、有责任、有紧迫感。因此，当他领到退休证后，他想到的不是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想趁着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余生都贡献给社会。从1932年起，张天福一直从事茶叶科技和教育工作，先后发表了《福建乌龙茶》专著和50多篇学术文章，其中十多篇是退休后发表的。在他的倡导下，2008年成立了福建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奖励在茶叶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科技人员、资助茶叶教育与科技创新研究。
19．半个世纪的心愿
泉州市永春县的佛手茶，是福建乌龙茶中奉为独特的品种之一。
茶叶以“佛手”命名，是因为它的叶片和佛手柑的叶子极为相似，制出的干毛茶，冲泡后散出佛手柑特有的奇香。佛手茶相传为闽南一寺院住持采集茶穗嫁接在佛手柑上所得，茶树叶与佛手柑的叶片相似，茶水具有独特的“佛手韵”。
张天福在1939年作为中国茶叶界的唯一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生产会议时，就曾把一大包永春佛手带在身上，和重庆的茶友一起品味。佛手茶的高香浓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决心跟踪佛手茶的生产，提高茶叶品质，制出极品茶。可惜连年战争和后来的“文革”，使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一愿望。
1982年6月，商务部要在湖南长沙评选名茶，张天福应邀担任评委会副主任兼主评。他决心重拾他的这个愿望，来到永春北硿华侨茶果场，寻找名茶佛手。这里的场长他早就认识。见到场长后，他说：“场长，我要把永春佛手推向全国，但现在的品质达不到我1939年带到重庆品尝过的历史水平。”张天福的到来让场长和全场职工都很振奋，马上表示全力配合张天福精制佛手茶。
张天福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制茶车间，让工人大吃一惊，竟然这么早，赶紧去找场长。场长也没想到年事已高的大专家居然这样敬业，深受感动。张天福说干就干的作风给职工们带来巨大影响。他一住一个星期，晚间近午夜还在与职工们审评茶叶，别人多次劝说仍不休息。每天一大早又是第一个来到车间门口。他对佛手茶的香气、汤色、滋味与叶底的要求极为苛刻，经过不断改进，终于做出一批品质上乘的佛手茶，送往长沙参加全国名茶评选时入选前30名。
张天福不仅了结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佛手茶的品质，使它不断取得佳绩。2007年11月，北京“人文奥运与中华茶文化高峰论坛暨人文中国茶香世界”活动中，佛手茶被授予“中国奥运第一茶”的荣誉称号。
20．不说大话，不说假话，说实话
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天福已经是茶叶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君莫羡，茶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范仲淹的《和章珉从事斗茶歌》记载了当年采茶姑娘采的“草”就赢得了满斗珠玑。可见“斗茶”古已有之。斗就是比赛较量的意思，大家围绕茶叶品质进行鉴别，有利于茶叶的推销，也有利于大家不断提高茶叶品质。斗茶传承下来就是现在的“评茶”。
1982年6月，全国第一届名茶评比大会召开，张天福德高望重，被特邀为评委会副主任兼主评。在1986年第二届全国名茶评比上张天福担任主评。全国的名茶评比产生了显著效果，各地省茶叶产区也举办各种评茶活动，张天福经常被邀请作为评委。
1989年7月，安溪县松岩村举行茶王赛，张天福被邀请担任总评委。因为其他事情被耽搁，他晚来了一天。当地著名的评茶师已经从几百个茶样中筛选出六杯，准备分出一二三四名次。“它们确实不错，可是其中名列第四的，应改为第三，因这两杯不同标号的茶，无论从色、香、味、形都分不出高低，应并列第三。”张天福此言一出，一片哗然，评委们有了不同意见，从来也没有过并列得奖的先例啊。“为什么不能破例，我是实事求是啊。”一向谦虚谨慎的张天福，在反复比对了两杯茶后，一锤定音，坚持将两杯茶并列第三名。颁奖时真相大白，有个茶农，为了增加自己茶叶的获奖机会，把同一种茶叶作两批送，想多得一份奖项。评委们根本就不知道，同一个人送的两份茶根本就是同一种茶。
真相知晓后评委们很惊讶。张天福真是神了！
他数几十年如一日，与茶相伴，对各种茶了如指掌，在无数次品茶中练就精湛的审评茶叶的功夫。而且他做事情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公平公正，准确率相当惊人。
不说大话，不说假话，实事求是，是张天福非常重要的做人原则。别说让他弄虚作假，有时候就是想从他的话中做点文章都很难。2001年，92岁的张天福参加安溪县感德镇政府在泉州举办的铁观音茶王赛，他是主评委。晚会上，主持人问张天福“张老，您高寿啊？”“92岁。”“啊，您看上去才29岁呦，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喝茶。”“喝的是不是铁观音？”“喝茶。”“是不是常喝铁观音？”“喝茶。”张老平静而又不失风趣地回答。
在铁观音的主产区，在铁观音的评茶大赛上，为什么张老不能提一下铁观音的名字，给人一点面子呢？这就是张老的做人原则，讲实话。“什么茶都好，你喜欢喝什么茶，什么茶就是最好的。”张老时常这样回答别人有关什么茶最好的问题。
21．与台湾茶叶之父的师生情谊
张天福先后担任过几个学校的校长，几十年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1982年他突然收到霞浦罗永乐寄来的八十元钱，感到莫名其妙。原来是1938年时，罗永乐在福安农校读书，他家境贫寒，暑期想回家却苦于没有路费。校长张天福在学生有困难时总是慷慨解囊，而且从来不记得借了多少。当时罗永乐向校长借了两块大洋，80年代时他算了算，连利息最少应该还给校长八十元。张天福得知缘由后，又给罗永乐寄了上好的茶叶过去。学生收到茶叶，感到过意不去，又给校长寄了些海产品过来，一来一往中彰显师生情谊。
张天福还有一位得意门生—吴振铎。吴振铎在福州一所中学念高中二年级时因病辍学，正好赶上张天福创办福建省立福安农业职业学校。他考上第一届公费生，他的年龄比其他同学大一点，课间操都由他来带。后来张天福去崇安福建示范茶厂当厂长，吴振铎也到了那里，参与武夷岩茶和桐木关正山小种的生产工作，前后工作了一年多。
1947年8月，吴振铎应友人之邀任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平镇茶业试验分所制茶系主任、所长。1952年起，他兼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1968年担任“台湾省”政府农业厅直属的省茶叶改良场第一任场长。1982年，台湾省创立茶艺协会，吴振铎担任第一、二届理事长。他在台湾茶叶界奋斗了50年，硕果累累，先后育成了台茶1-17号计17个茶树新品种，其中尤以适制乌龙茶的台茶12号（金萱，系他祖母之名）以及台茶13号（翠玉，系他母亲之名）最有名气，迅速推广，被茶农视为“台茶之宝”。吴振铎的名字在台湾家喻户晓，被尊称为“台茶之父”，曾三次被蒋经国接见，受到表彰。
1988年，吴振铎探望老师，为老师买了一双意大利制的黑皮鞋作为礼物，而且穿上刚刚好。张天福感到无比欣慰。一年后他又为张天福买了一双黄色的名牌皮鞋送给老师。1990年，闽台茶叶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吴振铎率领14人组成的“台湾团”参加会议并作学术交流。他与张天福同坐在主席台上，让人们一睹两岸茶界大师的风采，也让人们看到了深深的师生情。
22．不要小看它，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不知道要值多少钱
张天福的家只有70平方米，第一次来的人经常惊讶于房屋的简朴。但这个小居室却经常高朋满座，被挤得满满的。来此拜访的有专家、学者、政要、企业家、海内外知名人士，更有很多茶界同仁，包括制茶工人、种茶农户，无论谁上门，来的都是客。
“张老，您这里接待过多少贵客呀？”
“没有统计，几乎天天都有，而且不止三四批、五六批，更多的都有。”
“这不是打扰您的安静生活吗？”
“不打扰。上门都是为了茶，为茶叶的发展探讨问题的。小小的讨论会嘛，小小的交流会嘛，不浪费时间的。”
“有外国友人、中央及省市领导来吗？”
“多呢，老外来可能多是好奇，照几张相回去宣传。中央及省级的领导对我很尊重，听取我们茶界的意见和建议，有什么我说什么，把脉寻方，图谋良策，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
张天福对来家里的客人一视同仁，但他有两个规矩必须遵守，不能抽烟，不能迟到，绝对没有通融的余地。有一次一位官员进他家喝茶，无意中点了支烟，张天福马上说“请你到门口去抽烟”，令在场的人很尴尬。“迟到是一大忌讳”，一位曾经拜访过张天福的人说：“我迟到了三分钟，好像犯了大错一样，迟到就没有好茶喝了。”张天福对时间要求极其严格，一如他在其他事情上的一丝不苟。因为每次约好客人，他都会提前十分钟就做好准备，只要门铃一响，他就拉开房门，立于门口迎候。待客人落座后，他亲手烧水、择器、择茶、泡茶、奉茶，以茶交友。先来先喝茶，有一次一位官员因故迟到，没有喝到张天福泡的香港拍卖会上60万元500克的铁观音，他泡给先到的年轻人喝，教他们如何闻香、品茶……
一次一位客人好奇地问他与“天福茗茶”这个企业的关系，张天福马上从茶几底下抽出一张便笺递给客人说：“请看标准答案。”客人接过来一看，便笺纸上打印着如何保持健康等数十条问题及解答。而针对这一条的解答是：他与“天福茗茶”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问题想来肯定是问的人太多了，张天福干脆将问题和答案打印出来准备好，以备提问之需。客人看完还给张天福后，他半是得意半是调皮地笑了，说：“这下没问题了吧。”一次当张天福在他那张斑痕点点的桌子上题完字后，客人忍不住问：“张老，这张桌子是古董吗？”张天福很是得意地回答：“不要小看它，这还是我父亲留下的，不知道要值多少钱。”
23.“俭、清、和、静”
在耄耋之年，张天福提出了他提倡的中国茶礼“俭、清、和、静”。张天福在提到他为什么这样提倡时阐述：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礼仪中包含着丰富的茶文化内容，如以茶敬客、以茶联谊、以茶为祭、以茶为礼等成为中国传统的基本国礼，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所以选用“茶礼”不同于日本茶道：和、静、清、寂，也不同于新加坡的茶艺：和、爱、谦、敬。
茶艺的内涵“俭”字，见于陆羽《茶经》（公元760年）“一字源”里：“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就是说：茶最宜品行端正简朴的人，提出了“俭”字。“清、和、静”三字是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公元1107年）里提出，他对品饮福建北苑茶的评价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点出了“清、和、静”三字，即把茶的功效提高到修身养性的境界。简单地说，茶尚俭，就是勤俭朴素；茶贵清，就是清正廉明；茶导和，就是和衷共济；茶致静，就是宁静致远。这四个字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处世哲学。
2013年3月12日清晨，张天福老人将自己唯一的房产捐献给福建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会。至此，张天福倾其所有，捐赠的财物价值超过300万元，包括张天福茶叶发展基金启动资金、书画墨宝、房产等。
“一叶香茗伴百载，俭清和静人如茶。”
2017年6月4日，这位以茶叶为生命的茶寿老人安详地走完了一生。葬礼从简，不接受花圈。享年10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