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十来分钟，易小小就走了。临走时，她怪不好意思地把一篇作业交给朱耳。那是一幅国画，题名《家》。
两个小时后，华子就来了。华子是跟易小小一起来的，他们手挽着手跨进了朱耳的家门。
就如见到易小小一样，朱耳看到华子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学生。华子长着天然的卷发，个子高壮，生性腼腆，眼睛却炯炯有神。
不久，朱耳就收了十余个学生。
朱耳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是在锦江边的沙地上，十余个学生成一圈儿席地而坐，将他围在中间。易小小大大的眼睛，柔柔地看着老师，像不在听他讲课，而是在研究他这个人。中午回家的路上，易小小挽住了华子的手。只要不听讲，不画画，他们的手就总是挽在一起的，像两只永远也不愿分离的鸟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小小不再挽华子的手了，两人的关系疏远了。到后来，易小小常是下课之后到朱耳家帮忙做些家务。与此同时，聪慧好问的华子变得沉默了。当时，朱耳心里很不好受，几次都想劝易小小不要这样。谁知，易小小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朱耳先是吃惊，后是感激，最后终于明白：自己也早已爱上了易小小！
…………
我为什么爱上了他并最终嫁给了他呢？这样的问题，往往让睡梦中的易小小像遭遇了什么意外的打击，使她猛然惊醒。她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只能说是生活本身的规律。既然如此，对与错就无法评判。
或许她自己根本就没有错。错误都是华子造成的。如果华子继续在要死不活的棉麻厂上班，而不是辞职出来，开起一家广告策划公司，并因此而赚了大钱，易小小的心里就不会起任何波澜。不管怎样，女人尊重自己的感觉，如果生活平铺直叙，感觉把她们引领的方向，她们就认为是正确的方向。问题的关键是，生活从来就没有平铺直叙过，哪怕表面纹丝不动，底层也会怒潮汹涌。许多时候，衡量生活的尺度，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人心。何况华子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大得让易小小不能不像初恋时一样关注他，并带着女性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
她一直在抗拒着一句话，可是，当明白每个月七百元钱根本无法满足哪怕一丁点儿的奢望时，那句话还是冒了出来，成为她自觉意识的一部分。那句话是：我的婚姻的确失败了。
自设的心理障碍被铲掉了，易小小可以坦然面对现实。她的面前是一条荒凉的道路，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的道路，然而她还年轻，她需要光明，需要前途。生活赋予漂亮女人的美妙滋味，她一样也没品尝过，可品尝那样的滋味，是她的权利！她曾为下岗而深深苦恼过，可现在看来，那种苦恼也是很无聊的，那么多漂亮女人，嫁了人就再没上过班，甚至从来就没上过班，也没有一件正经事做，照样生活得好好的，珠环翠绕，怀抱宠物，在侍女的跟随下，去河边、花市、古玩店转悠，虚虚的眼神，慵懒的步子，是她们最明白无误的身分证，就连她们裙裾的褶裥里，也飘动着矜持和高傲。她们是富太太，她们拥有的金钱，可以让她们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她们有矜持和高傲的资本。
从长相上说，易小小并不比她们差，如果那些富太太不是一天进一次美容院，不是拉皮子，垫鼻梁，做隆胸手术，不知比易小小要逊色多少呢！这一点，易小小有把握。她从小就认识到自己的美，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迷上了表达美和塑造美的职业。她认识到了自己的美，却没明白美丽的容颜在自己未来生活中的意义，刚满十八岁，高中毕业刚刚一年，她就跟自己的同学华子恋爱了。她对华子的爱情里，有许多崇拜的因素，因为华子念初中时就被称为小画家，还在省上获过奖。她后来离开华子爱上了朱耳，同样是崇拜的因素多。华子不过是养在池塘里的小鱼，可朱耳已经是在河里游动的大鱼了，根据当时的情形，谁不说朱耳能够游到江里，游到海里？……可是最终，朱耳的河干枯了，朱耳被晾晒在沙地上，将死未死地抽动着嘴唇。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嫁给艺术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要等他发了财而不是他要去发财的时候，否则，就把美丽葬送了。易小小不是就把自己葬送了么，不要说珠环翠绕，就是一般的生活无忧，儿子的学费不愁，也是办不到的啊！
十九世纪一个伟人说：美，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而一切力量，要没有平衡的势力，没有阻碍而自由发挥的话，都会走上漫无节制与疯狂的路。所谓专制，便是滥用权力。女人的专制则是她想入非非的欲望。易小小以前没有认识到美丽的力量，现在她认识到了，而且她不满三十岁，只要略施粉黛，把自己打扮成二十三四岁年纪，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她为什么不该想入非非呢？
她想入非非的最大理由是：华子还没结婚，华子在等着她！
对此，易小小同样是有把握的。她以前爱华子，是因为崇拜，而华子爱她，是因为爱本身。她离开华子以后，就很少想到华子了，可华子却为此脱了一层皮！那些日子，每天黄昏，华子都到锦江的河滨路上，在一棵银杏树下坐上几个小时。这里是他和易小小以前常来的地方。金灿灿的河水里写满他失恋的哀愁，河风也染上了与他的哀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气味。他梦想着易小小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像一切雀跃而怀春的女子一样，蒙住自己喜欢的男人的眼睛。易小小当然没去，听人说华子常去河滨路，而且迅速消瘦下去，身体像冬天的树枝，衣服穿在身上，像挂在晾衣杆上，易小小只是沉默了半天……她肯定地认为，华子之所以至今不娶，是因为还爱着她，等着她，她也完全应该从梦境中走出来，把一些并未事先设计的计划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易小小的丈夫朱耳，却在学校找到了平静的精神领地。学校不仅每个月发给他七百元钱，还把五楼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他给高三美术班学生授课的教室，也成了下课后他私人的画室。这个学校每年高考，美术生上线人数占了全校上线人数的四分之一，因此校方一直比较重视。以前教高三美术的，是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老教师，朱耳一来，杨校长亲自作主，让朱耳把老教师换了下来。学校对朱耳有大恩大德，朱耳心中有数，他决心带好这个毕业班，报答学校的恩情，也帮助他的弟子成才。因此，易小小心里所发生的变化，他一无所知。就连易小小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尽她所有的力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找了华子，他也全无知觉。
朱耳所用的那间特殊的教室里，除了一把椅子和一个写字台，没有一张桌椅，学生听讲都是站着。四周放满了学生的作品。作品倚墙而立，温暖的阳光，尖厉的野风，光灿的麦芒，宁静的菜园，和那些平凡的生活──平凡到清洁工清扫垃圾的场面──都在色块和线条之间颤颤流动。学生的风格就是朱耳的风格，永远关注现实，并在现实之中寻求简单的幸福和健康的理性。正对大门的墙面上，是朱耳为学生写的一段话：“同学们，当你们遇到麻烦时，要力图找出解决的办法，不要只是绝望地放弃。一定要摆脱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力求克服对失败的恐惧。你们不能以种种欺骗自己的借口来动摇自己的信心，最重要的课题，是思考怎样把一团颜料摆上白色的画布。你们真正需要的是勇气！”
这天，朱耳正在美术室给学生传授绘画的基本技法，杨校长推门而入，把一封信递给朱耳，然后说：“朱老师，川西生物教研会临时决定在我校召开，你弄几幅标语。”
“什么时候要？”
“今天必须弄好。人已聚在市里，明天到我们学校来。”
杨校长离去之后，朱耳把信放在一边，继续给学生上课：“我必须提醒大家，要尽力克服在使用颜料时的吝啬。你们往往将一丁点儿颜料挤在调色板上，又立即放回自己的画箱，用句行话说这叫‘饥饿的调色板’……除非你们学会慷慨而不浪费地使用颜料，当你把一种颜色与另一种颜色调和时，你的画才会产生一种颜色的气氛……”
学生们仔细揣摩着老师的话。尽管他们还谈不上艺术的创造，但是，他们已从老师的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熏陶。他们都很崇敬自己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他严谨的风格，还因为他苦难的人生和传奇的经历。他们知道老师曾挎着画板，到大巴山、秦岭、西双版纳和青藏高原写生。他不足一米六五的个子，登上过许许多多大山之巅。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在人烟稀绝的荒野或陌生的客栈里完成。他们还知道老师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在美院求学的两年中，他未接受过家里一分钱，周末和寒暑假，都混在浑身酸臭的人群里打临工，抬石头打灰浆烧砖窑什么都干过……
朱耳个人的天地是在学生下课之后。那张大写字台，他认为是杨校长有意放在那里为他提供方便的。据说杨校长年轻时侍弄过文学，懂得艺术家的穷困和艰辛。每天，朱耳总是很晚才回家。放学之后，他把美术室的门关上，整幢教学楼里，除了守门的师傅，就只有他了。墙角放着他的画布，他坐在地上盯着那块画布。画布像一只眼睛，与他对视着。他心灵的深处，沸腾着，燃烧着。当他无法承受心灵之重的时候，往往一跃而起，冲到画布前，让柳木炭条重重地在画布上流动。他感觉到炭条与画布摩擦时传递到指尖上的颤动。这是一首美妙无比的音乐！
这一天，学生离开之后，朱耳竟然忘记了杨校长的吩咐，他站在墙角望着窗外。窗外梧桐树繁密的叶片间，游走着四月的风声。他心里有许多美好的设想，但他懂得，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等定货，不等买主，而是今天，明天，永远——都在劳动，并养成劳苦的习惯，惟如此，设想才能和创造力打成一片。所谓灵感，就是意志力和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结果，惟有艰苦的、诚实的劳动，才能拯救一个艺术家。
朱耳收回目光，挨个儿巡视了学生的作品，并在教学笔记本上以漂亮的行书飞快地记录着什么，然后走到东墙边一幅一米见方的画布前，踌躇地拿起柳木炭条，思索片刻，他就飞快地划动起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拟的动作，画布上并没留下一根线条。他不知是多少天面对这张空白的画布了，这张空白的画布给他带来难以言说的精神的痛苦。他要表现的东西太多，他企图在这张一米见方的空间里，浓缩他的理想、抗争、追求乃至生命。然而，那些东西都与时尚远离。他的才具似乎还不足以为他确立坚持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这是他痛苦的根源。然而，如果让他丢掉作品中灵魂的因素，而去着意表现一些迎合的东西，就是拔掉了他心灵中的旗帜，他的劳动除了可以卖钱，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仅是痛苦，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他把门闭紧了，又坐在地板上思索。
刚刚坐下，就有人敲门了。朱耳打开一看，是总务室的小伍。小伍气忿忿地说：“朱耳，杨校长不是说你要来领纸么，现在都不来，我可就不管了！纸领不到，标语弄不出，由你自己负责！”说罢转身离去。
小伍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漂亮而狐媚，父母颇有家财，一心一意要把独生女盘出个模样儿，无赖小伍前世与书无缘，初中未毕业就不辞而别，与几个哥们姐们南下广东追求自由去了。两个月后，小伍垂头丧气回到父母身边，免不了一顿臭骂和痛打。可是，书是决不愿再读下去。学校也不敢接收说出走就出走的学生。尤其是女生。从此，小伍这个公司搞两天，那个商场混几日，在任何一家单位，都干不上一月。去年，她痛心疾首的父母调动种种关系，才为女儿在这所学校谋了个正式职工席位。父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在小伍看来，她这种漂亮姑娘，屈尊在一个学校的总务室发放纸张墨水粉笔帚帕之类，简直是苍天瞎眼！好在她常常迟到早退，甚至一天只上两小时班，也从没有人过问她，否则，她是忍受不下去的。
这时候，朱耳突然感到疲倦。可他不能迟疑。美术室在五楼，总务室在二楼，他知道只要稍稍慢了一点，尊贵的小姐就真会把门锁上，不再理他。他快步跟了下去。他想：你为什么不可以给我送上来呢？……待他下去，小伍已经到了底楼的大厅，纸被放在总务室外面的过道上。
朱耳将纸抱上楼去，就觉得站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糊满各色颜料的椅子上，望着窗外的艳阳天。一只灰色的鸟儿，在梧桐树上鸣叫。叫了许久，没有同类的应声，便跳过横贯过来的枝桠，过渡到美术室的窗台上，温柔地看了屋角的朱耳两眼，展翅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