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讲述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天地造化”之前，让我们重拾昔日的脚步，倾听历史的回声，先把目光重新拉回到1600多年之前，看看那一段“秘史”。
公元399年11月，东晋末期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因不满封建统治者的严酷剥削和压迫，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在浙东不安的形势之下，率领江南八郡农民举兵起义。10余天中，孙恩聚集了几十万人，于会稽自称征东大将军，称部下为长生人，下令诛杀不信道者，煽动狂热的宗教情绪，并准备进军建康（现南京）。东晋朝廷下令全国戒严。次年，孙恩复攻上虞。公元401年5月，孙恩率军沿海北上至长江口，攻杀驻防沪渎（现上海）的晋吴国内史袁山松。同年6月，进至丹徒（现镇江），战士10余万，舰只2000多艘。孙恩见攻建康不成，回军攻下广陵，沿海北上攻占郁洲（现连云港）。由于晋军防卫严密，孙恩给养发生困难，加上船只不够，便扎了大批木筏，以供运送辎重、乘载部队。这一天，当船队木筏在长江口开拔时，突遇逛风坚潮大作。疾风卷着巨浪袭来，使多数木筏沉没江中。沉笺影响了江水的流速，使湍急的江水在此滞缓下来，泥沙大量沉积，成了江口的一个个暗沙。日子一长，暗洲露出江面，成了有人居住的小岛……
关于这段“秘史”，清代崇明知县陈文述所著《颐道堂诗文钞》中《书崇明志后》就有记载。这位当年的县长这样写道：
双角横天堑，铜沙限海门。楼船下杨璞，馕道阻孙恩。转舵凭风信，乘潮验涨痕；吴淞遥控制，炮火列营屯。
由此可见，木筏沉江为崇明之说，并非是虚妄之词。这段“秘史”将崇明岛成形的年代由唐初推前到了晋末。
宋代，又相继出现了姚刘沙与三沙。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的姚刘沙，从西北向东南延伸与东沙接壤，成为东沙西扩的第一个合并沙洲。于是“前二沙（指东、西沙）之民，徙居于此，大成村落”，因多姚、刘二姓，故名姚刘沙。南宋后期，又从姚刘沙—东沙置天赐盐场升为崇明州。此后经过75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距姚刘沙西北五十里的江中，又涌现出一个被称为三沙的大型沙洲。因为是由三个小沙洲合并而成，所以被称为三沙。今日崇明岛的基本框架，在宋末元初已经奠定。
由于长江河口落潮流主泓偏向南岸，涨潮流主泓则向北偏离，而在涨、落潮流之间的缓流区，水流夹带的泥沙得以沉积，并从暗沙逐渐发展成为沙洲。其后，在科氏力的继续不断作用下，落潮流偏向于沙洲南侧河道，沙洲北侧河道则属于涨潮流性质。在涨潮流占优势的北汊河道中，其泥沙搬运通常是净进的，上溯的泥沙大多不能被落潮流带入大海，从而导致沙洲北侧河道继续淤积新沙洲，新老沙洲在北汊河道中不断发展、合并，一旦北汊上口淤塞，沙洲则在冲淤变化中与北岸相连。由此，地理学上对岛屿变化的未来预测是，崇明岛北岸与北侧的海门、启东地区相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到时候岛就再也不是岛了，想到这一点也有些怅然呢。
如今，作为长江口最大沙洲的崇明岛，已经趋于一个完整的形态，而它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而是大自然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作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随着日积月累的泥沙堆积一直在扩大。它似一条春蚕，卧伏在万里长江之口，似骄龙荡游于大海金涛碧波之中。
崇明虽然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但是她有清新的空气，有难忘的美食，有很多人想得而不可得的悠闲……崇明出去的儿女，不管走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风景，心里总会惦记着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乡。
“东海瀛洲，长江门户”，作为长江入海前最后一道屏障，上海市在2001年便提出了崇明生态岛的概念，16年岁月流转，崇明一直坚守着生态发展的道路，从未动摇。
很难想象，距离上海市区45公里的崇明岛，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最迅速的30多年里，依旧过着“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的日子。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会发现，崇明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顺其自然”，也不是“慢了拍子”。准确地说，这是上海16年前就做出的一道选择题。“现代化的生态岛”正在向世界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