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宛在，诗人已老
将叶文福从尘封中挖出，请来为自己助阵，正彰显了香港这块自由之地的魅力。
因为与港府发生用地纠纷，2013年，香港浸会大学从内地请来了诗人叶文福作讲座。35年前，叶文福以一首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红透中国。诗的主题，是叹惋一位将军刚刚从迫害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就下令拆毁一座幼儿园，为自己盖豪华别墅。诗人希望，革命的功勋们，能恪守当年革命的诺言，以民为本，后天下之乐而乐。
浸会大学旁边有一所旧李惠利工业学院，港府要将其改为住宅用地，这与浸会大学利用这块土地改善学生宿舍紧张状况的诉求产生了冲突。校方认为，此地是传统教育用地，周围都是大学园区，转住宅用地不合适。从2010年开始，浸会大学师生就一直用签名、游行以及静坐等方式抗议港府计划。
请来叶文福，显然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同样显然的是，校方认为自己面临的情境与叶文福诗中的主题有相似性。主持人和校长陈新滋在讲话中，都高度赞扬诗人的勇气，用以激励座中师生。
五月初这一天的香港，似乎很配合这所大学饶有诗意的抗争。天空中飘着若有若无的细雨，室内，陈新滋校长带领的一众教师，个个西装革履，斯文儒雅。化学博士出身、有留洋背景的陈新滋，致辞中熟练引用古人与近现代人之诗，并表示特别佩服谭嗣同与邓拓二人。他即席吟诵邓拓游无锡东林书院旧址时写下的诗句：“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于知识价值与道义担当的推崇溢于言表。看得出来，这位大学校长有着扎实的人文素养，绝非在卖弄一些装饰性的知识。
主角是诗人。讲坛上的叶文福，一袭青衫裹不住狂放的灵魂。他慷慨淋漓，长歌当哭，时若惊风猛虎，时若断肠离人，忽而仰天长啸，忽而俯首低吟，强大的气场营造出的超现实主义氛围，一时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他讲述了《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写作经历及其因诗而受难的命运。毫无疑问，未来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政治史，都注定要为之预留不菲的篇幅。
35年前的中国，文学客串了社会变革的先锋角色，诗歌出任了社会良心这一神职，而诗人，是人们精神世界里骄傲的王子。《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后，洛阳纸贵，转载了此诗的《解放军报》就收到了整整两麻袋的读者来信。诗人所到之处受到的狂热追捧，即令今日的当红娱乐明星也无法比肩。
1979年年度的优秀诗歌评选，《将军，不能这样做》得到评委们的全票。当受到干预时，评委们表示，如果这首诗不能当选，这一年就宁可什么都不评。妥协的结果是，评了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为你燃烧》为当年的优秀诗歌。
这样的诗与诗人，当然也就免不了与政治发生推搡。结果是，政治把诗人从圣坛推到了社会的底层，叶文福被迫脱下军装，从北京回到故乡。在故乡的怀抱，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人生难得万事休，卸戎装，挂缨枪，作流囚。楚地蛮荒，风雨任淹留……此生谁料，雄赳赳，三十八岁退休。”
诗人并没消沉，诗的结尾，依旧张扬与豪迈：“新月浮云海，好行舟。浑身还涌少年血，一跃上船头。纵横挥竿纵横笑，一行诗，钓满天星斗。”
一篇写罢头飞雪。转眼间，诗人已经69岁，白发盈颠，当时年少青衫薄的风华岁月一去不返。然而，当诗人慢慢老去时，他的诗却在返老还童。人们开始寻找、怀念《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个中原因自然不难理解。
无须正式的平反结论，时间与人心已经为诗人昭雪。流放者归来，胸中充满了孤愤。在开场白中，诗人感谢浸会大学把他“从北京的山洞里寻找出来”，他声言，这么多年来，自己在北京息交绝游，没有一个朋友。诗人大张旗鼓地绝望，并对自己的处境流露出鄙夷之情。
这诚然是惊世骇俗的态度。不过，诗人是最敏感最激烈的物种，代表“深刻的片面”，健康的社会，应该有雅量容纳诗人的偏激。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更应该有力量接受来自自己内部剜心抉目近乎自虐的精神审判。尼采对自己所属的德国人曾经放过这样的狠话：“一听到德国人这个词，我就感到作呕，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
尽管如此，德国人并没有将尼采赶出思想巨人的殿堂。强大的民族不需要太多的自我颂扬与精神按摩，清醒的自我检讨，犀利的自我批判，才更有利于民族精神的成熟与强悍。
而浸会大学将叶文福从尘封中挖出，请来为自己助阵，也正彰显了香港这块自由之地的魅力。
金庸“中枪”记
香江年来风雨急，金庸始终未开金口，以他智慧之高，或许冥冥中听到故交的忠言了吧？
假日闲览，偶然发现，2000这一年，武侠宗师金庸中了“两枪”，而挨了这两枪，他本人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更有趣的是，这两枪分别来自他的故交，一个是史学及汉学大家周策纵，另一个是哲学大家劳思光。这一“枪案”，来自《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新编》）一书。
该书末尾，有一首诗，题为《庚辰秋，宏一以策纵近作〈春迟〉见示，读后辗然，戏作一绝，即柬策纵、宏一》，全诗如下：
理象随时未易知，他山曾笑牧斋迟。
岂期异代孙枝出，但解梅村赞佛诗。
《新编》对此诗写作背景与所涉典故注释甚详。他山，是金庸先祖、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号。牧斋即钱谦益，明末清初诗人、学者与藏书家。清兵入关，牧斋降清，入贰臣传。查慎行曾过钱氏墓园，写下这样的诗句：“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既对牧斋表达了钦慕之意，同时也对其晚节不保深致叹惋，认为如果牧斋死得早一点儿，也就不会大节有玷了。
接下来，金庸进入射程。查慎行深晓民族大义，但可惜，他的“孙枝”，也即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这一气格，相反，“但解梅村赞佛诗”，也即颂扬异族统治者顺治皇帝那传说中并不靠谱的爱情。
梅村即吴伟业，也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赞佛诗”，指吴梅村所作《清凉山赞佛诗》，该诗影射清顺治帝在爱妃董鄂死去后悲莫能止，到五台山出家。本来，关于顺治帝是否因情出家，曾是清初所谓三大疑案之一，但一般认为，著名历史学家孟森通过严密考证，已在《心史丛刊》一书中将疑案告破，孟森的结论是，顺治帝既没有出家，而其爱妃董鄂也并非名妓董小宛。
然而，在《鹿鼎记》中，金庸还是采用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的隐喻说法，写了顺治帝为情出家的故事。劳思光的这句“但解梅村赞佛诗”，显然指金庸在《鹿鼎记》中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顺治帝为董鄂而放弃一切的传说。
在题解中，对于劳思光此诗，注释者这样写道：“本诗乃讽刺查良镛赴大陆，介入当局太深一事。”本书的注释者为劳思光在台湾华梵大学的几个同事、追随者，他们为劳思光诗作笺注时，劳思光尚在世，料多有请益，故此诗讽刺金庸的立意，殆无异义。
在劳思光看来，金庸的先祖惋惜钱谦益晚节不保，是深明大义的表现，而金庸本人，却遗憾地没有继承这一宗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潜台词是，金庸也就懂得按那些穿凿附会的传说，去编排一些滥情的故事。
劳氏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战乱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后定居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历史的惩罚》等书，是一代哲学大家。在政治态度上，他始终坚持义不帝秦的壮怀激烈立场，反对一切专制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蒋经国邀请劳氏到台湾任事，被劳氏坚拒，声明台湾不解禁，就决不踏上台湾土地。香港回归后，劳氏主要定居在台湾，执教于华梵大学。
劳氏的这一枪就说到这，该说另一枪了。
根据劳思光诗的题记，他的这首诗，其实是对周策纵诗的呼应，也就是说，打响第一枪的，实际上是史学及汉学大家周策纵。周诗题为《春迟》，全诗如下：
我共春来春去迟，香江寒意蝶先知；
故人每与蝶争艳，袖手无言便是诗。
字面上看非常简白，如果没有知晓本事的当事人，外人难解其奥。不过，既然了解内情的注释者已经挑明，劳、周两人的诗是指刺金庸“介入当局太深”，诗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故人，应指金庸，与蝶争艳，应指其太过抛头露面、太过热闹。
需要指出的是，劳思光与周策纵两人都是金庸故交，三人也都同为一代大家。常年生活在香江的劳思光，更是与金庸往来密切，据其学生讲，有一次劳思光与金庸一起打牌时，中间金庸叹道《天龙八部》写不下去了，劳氏还帮着出主意。至于周策纵，从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杂志开始，就长期是这份高品位杂志的撰稿人。
那么，20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两位故人在背地里对另一位故人“嘀嘀咕咕”，口诛笔伐呢？
沿着时光隧道，不难查到，这一年，在金庸与内地发生交集的新闻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在浙江大学新闻学院的一番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金庸石破天惊地说出了新闻工作者要同解放军一样听组织指挥之类的话。此言一出，举世大哗，许多人公开在网络上撰文批驳，并对这位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新闻巨子表达失望之情。
金庸的言论，可以想见不为劳、周二氏所喜。而作为故人，他们只能在私下通过唱和的方式，表达一点失望的心情。
不过，尽管失望于故交，从劳、周二人的诗句中，看不到尖酸刻薄的语气，相反，毋宁说还有回头是岸的期待。劳氏诗中，未尝没有希望故交以先祖为榜样的意思，而周氏更直截了当地劝诫道，以金庸的声望，在滔滔浊世，能做到袖手无言，便是诗般人生境界了。
我猜想，金庸本人未必看到了两位故交的诗。但香江年来风雨急，金庸始终未开金口，以他智慧之高，或许冥冥中听到故交的忠言了吧？
香港与诗的距离
香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丝毫不输内地。
原以为，香港与诗的距离很远。甚至认为，把诗与香港联系在一起，诗和香港都会不高兴。道理很简单，在这个世界金融与贸易中心、购物天堂，诗，应该是躲得远远的无用之物吧？
然而，随着对香港了解的加深，我改变了看法，转而认为，或许，香港称得上是一个诗风很盛的地方呢。
先看看两首香港中学生写的律诗。
其一题为《赠人移居国外》，作者是圣公会曾肇添中学学生林梓凤，诗云：
幽女万里一身孤，静看千星坠剑炉。
霜积月轮迷旷漠，风凌鹏背泣穷途。
恒娥药炼青烟冷，姑射龙回夜气纡。
寒影徘徊徒对叹，相忘尔我在江湖。
诗的写作时间是1994年，香港回归前，港人曾掀起一波移民浪潮。从诗中看，应该是同学好友成为这浪潮中的一分子。诗中描写的话别气氛凄凉惨淡，颔联“霜积月轮迷旷漠，风凌鹏背泣穷途”对仗工稳，造句奇崛，出自一个女中学生之手，令人惊讶。
再看一首，题为《过车公庙》，作者是浸信会吕明才中学学生黄令时，诗云：
绀墙香火沥源乡，六百年前旧战场。
一死宋臣留姓氏，千秋古庙耿辉光。
廊花剑血红疑染，风树干戈哭有殇。
感慨读碑斜日暮，还将此意咏沧桑。
车公庙位于香港沙田，为纪念传说中的南宋名将车公而建。除了“风树干戈哭有殇”这句令人印象深刻外，说不上多么精彩，只是一首合格的律诗，但考虑到作者不过是一名中学生，我们最好额手称庆，不能再有更高的要求了。
这两首诗来自《香港诗词拔萃》一书。该书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书店里发现的，出版于1995年，正是透过这本书的册页，让我摸索到滚滚红尘背后一个诗意淋漓的香港。
《香港诗词拔萃》系“全港学界律诗创作比赛”第一届至第六届与“全港诗词创作比赛”第一届至第四届得奖作品的汇编。这里的“学界”，非指学术界，而是指大中学生。“全港学界律诗创作比赛”第一届从1989年开始，“全港诗词创作比赛”第一届从1991年开始，上面的两首诗，分别获得1994年律诗创作比赛的冠亚军。
“全港诗词创作比赛”分学生组与公开组，单年赛诗，双年赛词。学生组包括大中学生，公开组包括社会各阶层。应该是因为它已囊括了大中学生，因此后来就不再单独举行学界的诗词比赛了。
写作律诗，填词，这一看起来未免奢侈的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与文化事务署和中央图书馆联合举办，横跨回归前后，竟然一直坚持到现在，到2016年已是第26届。我查阅了历届比赛的资料与作品，发现几乎每一次，主办者都要欣喜地宣告：是届参赛者的作品水准甚高。起初以为这是鼓舞士气之词，后来发现，还真不是主办者在为香港人王婆卖瓜。诗词作为最正宗的国粹之一，在人们匆匆揾食的香港，发达而烂熟的资本主义的香港，不但被如此顽强地接续，且生机勃勃，令人对港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以第23届全港诗词创作大赛的部分作品为例，来管窥香港诗风如何之盛吧。
据主办方介绍，该届参赛作品共一千二百多件，为此前历届之冠。学生组的冠军作品，题为《重游东海崂山》，是一首七律，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柳含青，诗云：
重峰迭秀海云浮，自古仙家此境幽。
高壁时题高士咏，故山昔与故人游。
悬泉瀑布飞如练，积水潭清冷欲秋。
尚许翠微多妩媚，有情好景为君留。
平心而论，这是一首中规中矩的律诗，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沙田崇真中学学生黄希如的这首仅获特别奖的《世雨》：
乱绪雷霆惊嫩叶，滂沱堕地入清晨。
床边凛冽流苏曳，宇内悠扬韵律新。
总见污泥遮璞玉，唯持一帚了斯尘。
休言愁世多磨折，风雨飘摇莫当真。
诗中流溢着莫名的烦乱心绪。香港正步入多事之秋，或许是大背景的动荡飘摇在一片小小心海中掀起了波澜吧。因为有真情，所以打动人。诗中表达的情绪，与公开组也即学校之外的社会组的这首获得优异奖的《春望》可谓异曲同工：
史实无瞒黑白真，变迁陵谷漫寻真。
桃园久历沧桑事，鲤海曾翻劫难尘。
创业艰难唯魄力，功成点滴忆酸辛。
春光不与人留恋，海角纷争困小民。
香港繁荣世所称道，然而其身世坎坷，身份焦虑挥之不去。香港今日繁华，有国际大环境的因素，但没有香港人血泪打拼这个内因，机遇绝不会垂青这个蕞尔小岛。如今政治纷争喧嚣不已，普通民众困惑彷徨，对未来信心逐渐走低。近年来，港人继回归前的移民潮之后，掀起回归后的第一波移民热，正是一部分港人在用脚表达困惑。
关怀世道人心、民生疾苦，是中国旧体诗的优良传统，观全港诗词大赛的获奖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脉传统仍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中活泼跳跃。请看这首获得本届公开组特别奖的《见长者拾纸皮赠钞感赋》：
翁妪凄凉小巷头，纸皮堆叠待回收。
蹒跚蹇足俱残障，憔悴弯腰两佝偻。
愧我穷寒施薄赠，怜渠辛苦换微酬。
问言何事甘劳苦，儿女嫌贫怨代沟。
香港富甲一方，但贫富悬殊，由于住房紧张，养老成为社会难题，经常能看到一些耄耋老者仍在从事保洁工作，甚至当街捡拾垃圾补贴家用。此诗是香港的一帧浮世绘，读来令人鼻酸。
2005年是全港诗词大赛的第15届，这一年学生组的冠军作品题为《自由行》，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黄令时（应与《过车公庙》是同一作者，彼时作者尚是中学生，此时已是中文大学学生，甚或研究生），诗云：
西装革履挟地图，红灯转绿要招呼。
新循国策来行旅，喜听乡音满路途。
大市一时翻妙著，愁城七载付长吁。
且看游侣星光道，可证春风又海隅。
2003年SARS事件，香港遭受重创，使受金融危机冲击的香港雪上加霜。事件过后，中央政府启动内地赴港自由行政策，为香港带来生机。诗中描述了自由行初始阶段的情景与感受，作者对内地人的同胞之情，对自由行给香港带来生机的欣悦之意，跃然纸上。
香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丝毫不输内地。从已坚持了26届的全港诗词大赛看，甚至比内地做得还坚实、具体。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说，希望中央政府相信港人。其实，飘荡于这座国际大都市高楼大厦间的平平仄仄声告诉我们，这信任还应该在两地间更扩大一些，扩大到民众中去。
闻弦歌而知雅意。但愿诗——这优美地排列在一起的汉字，能化解不信任，冲淡各种猜疑、傲慢和阴谋论。
（作者注：根据比赛规则，学生组的入围者，要在评委面前作对联，然后再确定是否获奖，以防作品非出自该学生之手。）
香港大学生中的中华文化命脉
在这座国际大都会的万丈红尘里，在钢筋水泥浇筑的丛林中，有一脉中国传统文化的小溪在汩汩流淌。
在香港，居然能不时淘到有意思的出自今人之手的旧体诗集，这是我来港之前没有想到的。劳思光先生的诗集、陈颖士先生的诗集，都是在此淘得的，作者并不知名，但内容极有特点的《一路生杂草》《与蟋蟀同行集》等，同样得自此间逼仄拥挤的二楼书店。
《剖璞浮光集》也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本。它收录了46位作者的176首旧体诗。46位作者中，绝大部分是2002年6月到2009年5月间香港的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分属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学院（作者注：2016年已改为香港教育大学）和新亚研究所。编者邝健行先生认为，本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大学生古典诗歌的写作水平。
“剖璞”是剖析璞社成员诗歌的意思。璞社是本书编者、原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邝健行先生于退休后发起成立的一个诗社。起初社员均为浸会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小有名声，陆续有其他大学的学生入社，成员中甚至还有工科背景的学生。璞社成员的诗，曾三次结集出版，《剖璞浮光集》是前三次结集的精选本，有11位资深旧体诗学者及爱好者对集中的诗作了点评。
在序言中，邝健行先生写道：在多数中文系不教学生写诗、多数学生只讲分析研究却不知所研究对象本身的格式声音怎样，从而不敢提笔写片言只字的情况下，本书作者们居然在分析研究之外，热爱写诗、学会写诗，而且写得相当令人满意，这便值得表扬、值得介绍。
邝先生的话，更多着眼于学术研究与诗艺的传承。我虽愿读一些旧体诗，但并未深研声韵格律，向来属意的，只是作者诗中所传递的身世之感，诗页中濡染的时代烟云。因此面对《剖璞浮光集》，倒宁愿别有怀抱，通过介绍这些诗歌，让人们在喧嚣的两地关系背景下，多一个了解香港大学生的维度。
生命、历史、友谊、爱情、个人际遇、时代风潮，当然是常写常新的永恒主题，也是这座国际大都会中的青春学子们倾情吟哦的题材。
浸会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周伟雄的《咏史》，是一首以宋美龄为题材的诗，取材颇为独特：
轩窗低徊追烟尘，中外须眉鲜可拟。
犹记洋场名士宴，只为才华荣德美。
宋家皇朝与日飞，蒋氏政权却渐殆。
戊子赴美代求援，绰约玲珑展风采。
新造旗袍真绝代，赢得盛名扬西海。
叱咤一时权财重，暮岁亦在西海待。
往事随波终不复，悠悠一百又六载。
蒋氏政权在大陆的崩灭，是一段纷纭复杂的历史。作为一个本科生，对此未必会有多么深刻而系统的认识，作者只是以诗体撷取了宋美龄参与的那段大历史，对于宋美龄在抗战中的风采与贡献，有所讴歌，而对于宋氏家族与蒋氏政权的荣枯，做了此消彼长的评判。宋家当然不会刻意挖蒋介石的墙脚，但晚年蒋介石对宋子文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却也道尽了蒋氏的怨恨。一首百字不到的诗，不可能透彻写出历史奥秘，但也说得上谈言微中。
本科在浸会大学、硕士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的李耀章，在《纪念日·忌日》一诗中，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
斗换乾坤愁永昼，寒鸦冷雾凛霜晨。
阎罗一样催强弱，佛祖焉分渡富贫。
把臂欢谈他日事，回头惊觉老年身。
云深海阔无涯处，暮雨堂前不见人。
诗中营造了一个凄冷苍凉的意境，所寓意的，是人的真实存在背景：热闹的红尘背后，营营役役的人类，所有的人间戏剧，不过都如露如电般短暂地搬演于生存的悲凉之雾里，所谓的强弱、贫富，很快都会平等地被这存在之雾所吞噬。你或许会说，青年人不该这般暮气，人生应该有正能量，但你也可以说，这不过是勘破生命本质的早熟与早慧。
香港以中西文化交汇、华洋杂处而闻名，以我的观感，此地的情人节，似乎不及近年内地过得夸张与热闹。璞社曾经以情人节为题，让社员赋诗，《剖璞浮光集》收录了多首这一主题的诗，可以从中管窥这一舶来的节日在香港学子眼中的样貌。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本科生李歧山笔下的香港情人节是这样的：“西来金箭贯神京，九九红玫好意呈。画阁灵犀通眷侣，西厢恩爱沐香城。羞云点绛波心熿，秀靥含春醉眼萦。且歇繁华酣锦帐，忘眠凝睇诉衷情。”点评者这样评议此诗：“情人节虽西方节日，本诗实东西风貌合写：首联用洋典写西俗，以下人物情事则富东方情调。”点评得已经很到位。
新亚研究所硕士生林丽森的同题诗则直抒胸臆：“春风抚拂心花放，缱绻浮云喜并行。丽影更牵欣羡念，书香难解寂寥情。深宵苦读孤灯照，清月高悬妙想生。欲寄姮娥无限意，银河渺邈又天明。”诗正如点评者所说的，“写少女心情，入木三分”。与前首诗直接描写情人的缠绵悱恻不同，在本诗作者笔下，情人节不过是他人的良辰美景，而自己，却只能枯坐灯下，徒有羡鱼情。与古典春闺诗的幽婉曲折不同，本诗呈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在情感面前的坦率。
足球与电影，在现代人生活中有近乎宗教般的位置，自然也是香港大学生笔下绝佳的诗料。《剖璞浮光集》中，以足球，特别是以电影入诗的，不乏新颖有趣的作品。
试看浸会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伍焕坚笔下的《足球·世界杯球赛》：“旧日雕虫事，当今引领望。圆球绣黼黻，戎服织文章。邦境外鏖斗，彩屏前震惶。四年传逐鹿，列国誓称王。狡狯排危阵，踌躇筑固墙。蛇盘腰软韧，兕挃骨坚刚。一将单刀袭，双鸿比翼翔。众声摇巨岳，人浪沸汪洋。壮士田畴战，金杯殿宇煌。折疆非怪异，败北信平常。”用古雅的文辞，生动地摹写现代社会中奇观般的物事，使得此诗活泼、有力，饶富妙趣。
出自香港大学哲学博士董就雄之手的《睇戏·睇电影〈芝加哥〉有感》，是一首感叹现代社会媒体的诗：
风城自是龙蛇地，媒体声威鬼魅施。
指鹿赵高遗恶在，杀夫韦玛艳名驰。
铁窗蜗斗成焦点，天网人为有漏疵。
一去舞台三十载，嗟哉世道似当时。
芝加哥有风城之称。《芝加哥》系2002年由好莱坞根据近30年前的同名老片重拍。故事讲的是，一个律师为了追逐名声与利益，巧妙操纵媒体，使得两个杀夫女犯在监狱中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而大打出手，而媒体也患有嗜痂之癖一般，从中推波助澜，获取发行量与收视率。诗的最末两句，感慨人世间时光流逝，而戏码没变，人心还是那么贪婪，媒体还是那么逐利。
《剖璞浮光集》中的诗，题材足够广泛。丁亥年的内地雪灾，有诗曰：“生有百年忧，死患三尺穴。长作异乡劳，何曾作饕餮。行役无言语，合家盼春节。围炉诉旧年，加饭情亲切……忽闻今岁冬，纵横降戾雪。万里尽严霜，九幽涌凛冽。寒飂袭苍生，炎赫宇宙绝……”关爱之情，跃然纸上。回归五周年赋诗，有人发出“岁时仍艰苦，黎庶待呵嘘”的吁请，有人怀抱“迷雾重遮月，明珠悄染尘”的忧虑，也有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新兴两制度，紧系一中华。”凡此种种，显示地处香江一隅的这些学子们，有着并不狭隘的关怀与视界。
末了，坦率地说，通观《剖璞浮光集》全书，大多诗作都清新可喜，但难言有惊才绝艳之作。写作此文，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座国际大都会的万丈红尘里，在钢筋水泥浇筑的丛林中，有一脉中国传统文化的小溪在汩汩流淌。
书香背后有风烟——漫记香港书展
《旧路行人》中，有一辑的名字就叫“爱国爱港”，当年的知识人，是在完全主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巴西世界杯刚刚结束，第25届香港书展就尾随而来，这样的节奏，不待世界杯综合征发作，就可以在书海遨游中暂时忘掉绿茵场上的记忆，诚为一桩赏心乐事。
本届参展总人次首次突破100万，对于700万人口的香港来说，这个规模十分惊人，据说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不过，参展人数的可观，并不能就让香港摘掉戴了多年的“文化沙漠”的帽子。这一点，香港著名学者、作家小思先生15年前就对香港书展的“成功”表示了担忧。在《夜读闪念》一书中她说，香港书展商业味太浓，比如请来美女推销连环画，观众固然很多，但追捧的都是庸俗劣品，严肃作品则在炫目的商品前黯然失色。
小思先生担忧的情况，15年后依然存在。有推销电子阅读的摊位，请来帅哥促销，不时赤膊上阵，亮出块块肌肉，吸引少女合影。热闹固然热闹，但这热闹似乎与阅读并不相干。与此同时，通俗小说作者如“孤泣”、“小性奴”签名售书签到手软，学术思想类则相对落寞。
在娱乐至死的现代社会，这也是一幅通吃全球的阅读景观吧，又岂独香港为然？也或许，有深度的阅读向来总是在少数人中间进行，而一般大众的阅读以娱乐、休闲和实用为主，并非多么值得悲痛的事实。重要的是，有不同阅读旨趣的人们，都能从多元的阅读市场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多元与包容的视野，正是香港书展不可替代的优势。
事实上，严肃图书的景况也并非真正有多凄凉，相反，毋宁说，它们在低调中享受着另类的尊严与风光。
我长时间驻足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图书摊位，一次次目睹其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添货。对于厨子来说，还有比吃得一干二净更好的赞美方式吗？
本届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其小说有博尔赫斯式的玄奥与幽深，书写的是香港人的生存经验，其《梦华录》《繁胜录》，堪称对香港城市未来的预言。书展上，他的讲座听众踊跃，书的销售情况也不错。这一幕，与有评论者认为的严肃读物在香港向上走的趋势正相吻合。
7天里，近百万人亲近书籍，亲近文字，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是一场假面舞会。借用艾柯与卡里埃尔那本赫赫有名的书的书名说，这是百万人用脚和大脑在投票——“别想摆脱书”！
在次文化堂展位，我嗅到了历史烟云的味道。这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购书、阅读体验。次文化堂是一家中小出版社，已经有20余年历史。它出版的图书，除了实用类型，多以批判政治内容为主。
显然，这是今日香港本土论述的一座重镇。在这种论述中，与内地政治切割，内地的民主、内地人的生活是内地人的事，香港人不必再关心，是一种市场在渐渐扩大的声音。
书展期间，出于了解的兴趣，笔者多次往观次文化堂的展位，结果发现，次文化堂的这类图书，销售情况尽管不似通俗小说那般火爆，但细水长流，总有人驻足翻阅、解囊购买。而次文化堂的促销力度，也堪称书展中的翘楚。书的作者们轮番上阵签名售书，声势颇壮。立法会某女议员，是香港人熟悉的公众人物，她多次到次文化堂的展位站台，手持话筒，高声为其系列本土论述广而告之。
同样在次文化堂展位，在一个不醒目的角落，我发现了该社于临近回归的1997年6月出版的一本旧书，书名为《旧路行人——中国学生周报文辑》，编者是前述知名学者小思。《中国学生周报》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香港著名的报纸，读者群体以学生为主。
从《旧路行人》中可知，在《中国学生周报》的年代，已有关于香港人身份的论述，有关于中国认同问题的讨论。只是，同样的议题，同为香港人，彼时的论述，与今日次文化堂展位上推销的林林总总的书籍中的论述，却是大异其趣。
最可注意的是，《旧路行人》中，有一辑的名字就叫“爱国爱港”，当年的知识人，早已在完全主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1968年3月8日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刊有岑逸飞的《反“时髦爱国”》一文。此时，内地“文革”已爆发两年，文中有这样的话：“目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十分痛苦的，而这种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纵使你不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你还是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你还是有着黄的皮肤、黑的头发。事实上，我们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是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的中国人。我们根本不可能使自己在心灵上与中国隔绝。而作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我们也必然地要负起对中国的责任。”
岑逸飞同时批评了“时髦爱国”者，即那些“当中国人民受迫害的时候”，却不能坐言起行，而只是满足于呼号口号的人。
岑逸飞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曾主持电台时事节目《时事分析》达15年之久。书展期间，老迈的他，坐在轮椅中，神情落寞、萧然，出现在次文化堂的展位后面，为零星而至的他的读者签名。他的面前，是重重叠叠的关于香港、关于中国的书，那里的中国论述，已然与他近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的温度。
在今日香港，已经很难发现岑逸飞那样的文字了。
这样的历史轨迹，令人黯然。
李嘉诚为港人一辩
“你在香港问路，尽管香港人和我一样，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也会用这不标准的腔调耐心回答。内地遇到天灾，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或许，香港正经历一种身份认同的痛苦和挣扎，这是可以理解的……”
财新传媒推出的长篇专访《李嘉诚谈香港》，引发香港舆论的关注。采访中，这位商界巨子系统表达了对当下香港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热点问题的看法，对香港政治状况、经济发展饱含忧患，对港人心态多有批评与提醒，特别是他说香港是“被宠坏的孩子”，更格外受到港媒的聚焦。
当然，港媒并不仰视这位首富，对李嘉诚的话，重视固然重视，但也没有随声附和，照单全收。比如，对于他批评香港“民粹主义升温”，认为社会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留在愤怒情绪的阶段”，《明报》在报道中采访的港大一位讲师就不客气地评论说，社会上所以出现民粹现象，源于地产霸权，地产商利用垄断地位赚钱，令经营成本增加，蚕食了香港的竞争力，但李嘉诚反而用民粹来作为影响香港竞争力的原因，是混淆视听。
综观整个访谈，李嘉诚对香港、港人说的话，可谓很不顺耳，而港媒做到了客观、平衡地去反映，显示了新闻自由环境下舆论生态的多元与包容。
李嘉诚也谈到了内地与香港、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的冲突。这话显然是给内地人听的，很值得转录：
“香港是我的家，一直是个和融社会；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包容、热心，有正义感，对国家富有感情。你在香港问路，尽管香港人和我一样，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也会用这不标准的腔调耐心回答。内地遇到天灾，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
“因此，我们不要因社会上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或许，香港正经历一种身份认同的痛苦和挣扎，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国家民族，自己的家，香港人是很真心的。”
李嘉诚对媒体的讲话，向来审慎、周密，少有废词。财新传媒此次对其采访，更历时数月，进行了多次，想必会经过更细致的推敲与斟酌。因此，李嘉诚的上述讲话，可看作一篇用心为香港人作的辩护词。
观近年内地舆论可知，李嘉诚的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一段时间以来，香港负面新闻缠身。闯军营、挥舞港英狮子旗、“驱蝗”、“台独”分子训练“占中”人士、反对维多利亚港建军用码头等，不一而足。一时间，仿佛港人已经与内地离心离德，香港已成“颠覆前哨”，一个麻烦制造者，香港到处都是“反中盼独”分子。
一连串的负面新闻，显然对内地民众心理产生很大影响。这一点，从百度在APEC移师北京、不在香港举办这一新闻下所设计的调查中可见一斑，在投票中，对这一决定选择“喜悦”者，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在上述有关香港的新闻的网友评论中，更充斥着激烈的谩骂与诅咒。
李嘉诚的话，明显有感而发。它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港人德行的一般性肯定（包容、热心，有正义感）；二是强调港人是爱国爱港的，激进势力不代表香港的主流与本质；三是对香港正经历的身份认同的痛苦与挣扎，内地要给予理解和耐心。
这一番话，很带感情，但笔者看来，却并不失客观与公允。以笔者的切身体会和了解，激进、激烈的言行在香港这个自由、多元的社会里，确实不占主流，比如闯军营的“香港人优先”组织，其在facebook上的一些帖子，跟帖响应的，最多也就一二十条，香港媒体对这种没有广泛代表性的言行，一般不予注意。至于游行、示威，在香港是家常便饭，主题与诉求更是五花八门，连妓女都可以堂皇地走上街头要求“淫权”。
遗憾的是，内地一些商业民族主义的媒体玩家，却置香港丰富、多元的舆论生态及社会现实于不顾，只挑这种在香港根本不占主流的事件做渲染，而在香港社会政治意识觉醒、民主诉求上升的现实下，这种有欠平衡的不专业报道大行其道，以至于短短的时间里，在内地民众的认知中，就完成了对香港的污名化过程。如今，香港作为“刺头”、“麻烦”、“白眼狼”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香港远不是完美社会，相反，它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不是不可以批评。然而，如果对他人的批评既不伴随对自身的反省，也不愿意全面反映他人的声音，则这种批评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坦率地说，在意见的多元、包容上，泱泱内地实在需要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媒体学习。《明报》曾刊登北大法学院饶戈平教授题为《坚守香港普选的法治之路》的长文，尖锐批驳香港民主派，而《明报》本身，是一份有鲜明民主诉求的报纸。反观内地，批评香港问题的报道与言论享有极大空间，反省自身问题的声音却鲜能被听到，这对培养理性、成熟的社会心态是十分不利的。
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传媒处理李嘉诚意见的做法，值得内地学习。李嘉诚为香港人所做的辩护，值得内地认真倾听。
世界上最小的书店
以我住处来说，是港岛很中心的位置，但方圆500米内，大大小小有不下15家实体书店。
整个场地面积只有两平方米的样子，如此迷你的二手书店，坐落在香港湾仔道125号国泰商场内。
它的张姓老板说，一位台湾顾客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书店。虽然远远没有逛遍世界上所有的书店，我乐于暂且相信它就是世界最小。
书店的名字叫“溢记”。知道它，是通过庄士敦道与湾仔道交叉处一个像垃圾桶样的箱子上面贴的书店招贴。在人车滚滚、红尘万丈的湾仔，这个写在绿纸上的招贴，倔强地待在那里，任尔东西南北风。由于距离住地很近，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溢记”转一转，有时甚至不止一次。一年多来，还真从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书店里淘到了不少宝贝。比如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胡秀英女士的文集，是我久觅不得的书，结果某一天，它就亭亭地立于“溢记”的书架上，让我瞬间幸福感爆棚。
胡秀英女士喜欢用打油诗记事，买到她的书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如法炮制，打油一首，表达喜悦的心情：春光明媚高阳照，上完大夜写完稿。迷你书店淘奇书，八方云集啖水饺。久觅之书惊邂逅，心儿狂喜似奔鸟。飘飘欲仙大街行，如此书缘真奇妙。八方云集是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打油诗虽不佳，但确实是心情的写照。
我还特意让张老板在这本书上挥毫留念，以志书缘。张老板酷爱书法，每次去，都见他坐在那里练字。由于书店太小，他只好在商场过道里摆一张小桌和椅子，供自己练字用。
我还在这里买过香港藏书家许定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黄裳先生的《锦帆集》。黄霑著名的“咸湿书”《不文集》的精装本，也是在“溢记”淘得的。此外，邵氏影业公司上世纪60年代的影迷俱乐部刊物、香港历史最久远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1949年的一期内刊，也得之于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店不在大，有书则灵。“溢记”虽小，令我难忘。
爱书人虽然在这家迷你小店里淘书淘得欢喜，但淘不走店老板的忧伤。香港实体书店近年来也在风雨飘摇中度日，不时传出书店关门的消息。即如“溢记”，如此迷你，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五六年前，“溢记”在另一处经营，面积要大得多，由于书业不景气，才败退到此。也许是我的错觉，总觉得张老板的笑容有几分苦涩。
“溢记”以经营书法、美术及文史哲类书籍为主打，也卖一些政治类书籍。它还卖毛笔与墨。有时候，也有顾客会找张老板写字，给些润笔费。张老板说，光靠卖书，是维持不下去的。“溢记”每月租金两千港元，卖书所得有几千。经常来的熟客有二三十人的样子，有大学老师、媒体人、大学生。“都是比较中高阶的”，张老板对自己顾客的构成有几分得意。
作为内地人，尽管知道香港书业勉力维持，但也有几分不解与羡慕。以我住处来说，是港岛很中心的位置，但方圆500米内，大大小小有不下15家实体书店。而在号称文化中心的北京，绝无此盛景。所以，我一直为香港背负“文化沙漠”的恶名而感到有些不平。我不知道，在香港商铺租金连年上涨，而港人又一直被诟病为“不买书”的情况下，在商业中心地段还能存活如此多的书店，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去年底，张老板告诉我，他要去加拿大旅游一周，书店要暂时歇业几天。我闻言很为他高兴，心想这么小的书店，还能挣到出国旅游的钱，真是不错。
旅加回来后，张老板给我看他用手机在加拿大拍的照片，其中有与加拿大警察的合影。照片中的他，笑容难得地灿烂。他对加拿大警察赞不绝口。我有时也与张老板聊聊香港的时事。他对香港的政治纷争不以为然，但说到香港的警察，骄傲之情则溢于言表。
每次付款时，不论多少，张老板都要连声道谢。其实，作为爱书人，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会比他少。
多年来，我顽固地认为，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有基本缺陷的。或许，张老板只是在为稻粱谋，但因为这家迷你书店的存在，香港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值得留恋。
港式春节的遐思
最近几年，内地与香港之间，似乎总是旧伤未愈，便有新创袭来。
从年三十开始，香港的大街上人流显著地减少，汽车的喧嚣也不复往日那般刺耳。就连铜锣湾一带，也有了几分沉静的气息。连日来，走在街上，恍惚间眼前像是换了一座城市。如许清静，可以短暂地延续到正月十五，也就是内地的春节正式结束以后。沸腾、亢奋了2015年一整年的这座城市，似乎得以喘息几日了。
街上清静了，媒体上却热闹依旧。有人浅斟低唱：以前的香港回来了，没有自由行的商场，行起来原来特别自由；网上，有人上传了年初一人迹罕至的铜锣湾、门可罗雀的时代广场的照片，摄影师说：我想每天的铜锣湾就像年初一的一样。此图此语，引发不少香港人的唏嘘。
这种集体感慨背后的潜台词是：香港只是暂时地被游客归还给了香港人，过不了几天，还要淹没在游客的汪洋大海之中。
根据港府的一份报告，到2017年，访港旅客数字将达7000万人次，等于香港人口的十倍。而自2009年4月“一签多行”政策实施后，选择不过夜的旅客越来越多，有机构预计，2013年不过夜的游客将占个人游总数的三分之二。有激烈的学者认为，这些不过夜的游客根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在跨境采购，随着不过夜游客的增多，对港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香港成为珠三角市场，乃至成为一个全国性市场，已经是一个事实。
也有媒体在努力弥缝过去一年里磕碰出的创伤。《明报》采访了在香港过春节的一位内地女士，她说，遇到的港人对自己都很友好，没感受到歧视。报道中说，香港人其实自身亦有不文明之处，也需要反省自己。言之谆谆，一副替港人下罪己诏的姿态。最近几年，内地与香港之间，似乎总是旧伤未愈，便有新创袭来。元旦前的闯军营事件，是最新的伤口，使得两地之间本已脆弱的信任关系更趋败坏。
毕竟流着知识分子的骨血，还是《明报》，大年初一就刊发了题为《岁次甲午五味杂陈以史为鉴强国兴邦》的社评，满纸忧患，语重心长。社评中说，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惨败，中华民族蒙受重大屈辱，励精图治的日本打胜仗，他们享受所谓“胜利的荣光”。120年之后今时今日的甲午年，日本借钓鱼岛主权争端，对中国步步紧逼，首相安倍统率一众政府官员，言行上对中国的挑衅越来越露骨，大有不惜挑起战争之势。中国政府埋首经济建设，但有责任也有必要做好一切准备，若日本妄图重温120年前的“荣光”，则中共要带领中华民族，尽一切可能和最大努力使日本不能再得逞，一并洗雪百年耻辱。
这种关于战争的危言，暗合了与内地进入甲午年之际那个流行的调侃段子。与内地一些知识分子不同，立场略偏右的《明报》不惮谈论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据说，连陈冠中这样的香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在研究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不过，《明报》社论的主旨，显然在于表达忧患。它重温那段历史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是败给了自己。当时清朝国力虽然大降，但相对于日本，中国仍有明显优势，战争爆发之前，西方列强根据表面实力研判，大多认为中国会战胜，但结果大跌眼镜。社评真正的关切是：如果中日之间真有一战，中国真有胜算吗？
抱有这种拳拳之心的，何止《明报》和其他港媒。元旦前，内地媒体曝光了谷俊山腐败案情的冰山一角，震动了国人。许多人在微信微博上表达了这样的担心：能养出如此肥硕的老虎，还真能有保家卫国之功吗？整日高调喊打的中国所谓鹰派军人，不知底气何来？大年初一，香江传出的浓浓忧虑之情，与内地人的忧患意识汇合，当能激发出人们发自内心的渴望：期冀最高领导人真正做到从严治党治军，带领中国人民越过历史的三峡，让炎黄子孙避免重蹈120年前的耻辱。
春节期间，香港媒体上另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是：大年初二，新界乡议局主席刘皇发到车公庙为香港求签，结果求得中签。解签先生说：福祸都靠自己把握，只要港人“一片婆心能积善”，同心协力，为香港做好的事、正确的事，香港自然福长祸消。去年春节，刘皇发抽了个下签。而刚刚送走的这一年，港人也确实过得山长水远，波澜起伏。所以此番虽然只是抽了个中签，估计也能安慰一些疲惫、迷惘的心灵。
初三这天，我也到车公庙一游，不禁被看到的景象所震撼。庙门外，排队的人流蜿蜒成一条几十米的长龙，进入庙里，更是人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寺庙内，香烟缭绕，鼓声不绝。人们排队上香，排队转转运风车、敲鸿运鼓，个个表情虔诚、肃穆。一座小小的寺庙，承载了多少祈愿和祝福？港人过春节喜出游，条件好的多到国外游玩去了，到庙会祈福的多是一般百姓。今年春节期间内地大江南北的寺庙个个爆棚，据说一些寺庙乘机提高门票价格，相比之下，车公庙不收门票，倒显得佛门厚道。难道，香港的神仙也要比内地的清廉？
出得庙门，惠风和畅，举着才买的小风车，汇入同样举着风车的人流中，心中宁静，充满祈愿。希望更多的港人能有大智慧大关怀，在与内地同胞的交往中能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内地人到香港抢奶粉、抢学位，影响了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首先是个值得同情的现象，相信也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但对于香港来说，这不是心腹之患。如何保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些珍贵的价值不受侵蚀，才是需要港人合力去奋斗的当务之急。
春节前，一篇题为《澳牛的黄昏》的网文在港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流传甚广。作者是个年轻香港人，文中，他借香港一家澳大利亚牛肉店服务方式的变化，哀叹香港的沦落。他认为，内地当局已经不再珍惜香港，不再把香港当回事，刻意要消灭香港的独特性。对此，大年初三出版的《亚洲周刊》刊发封面文章《冷战心态绑架香港》，似乎有意回应上述颇有代表性的情绪。代表编辑部立场的“封面笔记”本期主题为《香港恐惧政治的内耗》，文章认为，今日香港，已有陷入恐惧政治中内耗的趋势。香港人应该警惕不要被冷战心态的麦卡锡主义所误导，喝下恐怖政治的春药，亢奋地到处创造敌人，高喊“香港在沦陷中”，让这座城市在恐惧中内耗与自毁。
对于内地而言，对香港应该怀抱珍惜之情。这种珍惜，不是因为香港是内地人放心奶粉的来源地，不是因为它是奢侈品的天堂，而是因为它的法治与自由，以及在法治与自由的庇护下，香港人所过的和谐、公正的生活。寂静也好，热闹也好，都要紧紧围绕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这一紧要命题。
把权力关进笼子，让市民享受良善的公共服务，在香港是可以感受到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