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自改造国民党以来，对历次大会都有新的改革内容。其中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发展。
1957年10月10日，在台北阳明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时，正值大陆进行反右斗争；台湾则正是第一个四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蒋针对大陆反右斗争和粮食困难以及台省进行第二个四年计划建设的开始，又修改党章。重点是第四条。把“民主集权制”删除，改为“由选举产生干部，以干部健全组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在决议以前自由讨论，一经决议，需一致服从”；强调党内讨论和自由发言的一面，以加强“党内民主”。第五条，将“重在检讨实践以求进步”改为“以政策领导政治，以检讨促成进步，以实践取得信任”，突出实践二字的重要性，落实在以行动取得民心上。
政纲有三章：基本纲领；建设台湾；策进反共；“光复大陆，拯救同胞”。其中心内容是早日“反攻大陆”。
大会宣言中，指出三点：（一）反共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二）“六大自由”：恢复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生命安全的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三）反共战争可以消弭世界大战。这些自由，是针对大陆的反右斗争而来的。
从1952年的七大到1957年的八大，蒋介石均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心。这是蒋氏到台湾后的又一转变。他在逃离大陆前后，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自1952年以来，他又一次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他在台湾地位已初步巩固，正努力于台岛的经济建设，准备不久的将来反攻大陆，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否则大战一起，他也不得安宁。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大陆经济的困难时期，蒋为进一步加快台岛经济建设，尽快“反攻大陆”，再次修订党章，以适应当时任务和需要。1963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召开，历时十一天，至22日结束。他指出要以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项制度，“以为大陆重建的示范”；加速经济建设与发展，充裕国计民生，制定长期发展经济计划；最后归结为“光复大陆”。
这次大会重点提出了乘大陆困难之时，积极准备消灭中共政权。其中规定了具体政策。主要是：瓦解中共武力，策动中共党政军人员“反共起义”；除中共领袖之外；一切中共人员“均不咎既往”；对边疆进行破坏；从经济上促成中共崩溃；保障台湾人民经营农、工、商业自由；非国防和独占企业，鼓励民营；从社会上促成中共崩溃；强调道德、自由、家庭、伦常、人性和学术自由，解散、反对人民公社、劳改场所，释放政治犯。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3月29日在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蒋以为反攻大陆机会行将到来，就再次召开党的全会，为“反攻大陆做好各方面准备”。重点是岛内加速建设和反攻大陆两问题。
这次大会，蒋讲了很长的开幕词《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共分七大部分：“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启示”、“对匪情九大的分析”、“对世界局势演变的分析”、“党务工作的检讨与革新”、“党的本质和党的时代化的意义”、“革命事业与革命方法”、“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提出了党的全面革新和“时代化”，但反对“现代化”，即反对“西方化”的问题，以及党的民主功能问题。
其具体措施是：
推动全面革新运动，“厚植复国建国力量”；广揽优秀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发扬革命意志；加强对中共政治作战，以为军事反攻的前导和准备。团结“全国”军民，“共为复国建国效力”。
这次大会提出了全面革新的任务。不难看出，中国国民党自蒋介石逃台以后，其民主的因素不断增加，决策上一直坚持民主集权制。第十次大会上又通过让优秀的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更是一个飞跃的发展。青年参加决策可以增加其活力和远见。
其次，由于台湾土改的实施，和工农大众在其党内人数的迅速增加，地主阶级转而经营工、商业，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也在改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基本上是中产以上阶级的政党，代表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但也反映全台省人民的利益，以至于工人的利益。例如增加就业率，就对工人们大有好处。由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利益是互相关连在一起的，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蒋所允许的国民党的“时代化”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既不是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党，也不是“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的政党，而是“中国”的“时代化”。就是在“中国（台湾）这个圈子里‘时代化’。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下，在‘自己立国主义’的主宰下，执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以满足民众在该时代的愿望。并以‘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精神，领导今天的时代，开创明天的时代。而要完成‘时代化’，蒋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什么呢？蒋认为：“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接下去，蒋又说，自其来台对党进行改造以来，党的“民主本质”，已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他又称国民党已进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时代”。
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因此，中国国民党自到台湾以后，不但所代表的对象有所变化，其本身的民主功能也有所增加。这是蒋介石自逃台后，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尽管未能实行民主，对他本人和国民党也绝不许批评和反对，仍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其核心，但此外的“党内民主”程序则有所建设；对于言论，也给予了除中山先生和他本人与党禁区之外的自由。甚至于对《自由中国》督促政府宣传民主、自由的宗旨也表示不反对，对其批评军中设政治部，反对蒋氏连选连任，也给予了暂时的容忍。但当《自由中国》在他当选后，仍是穷追不舍，“大干蒋氏尊严”后，他就断然逮捕雷振等人，并判雷氏十年徒刑，一天不少。蒋仍然是一个君主，而且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个人独裁的绝对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