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从《“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上分析，认为西南民族有着共同的崇羊、崇鸡习俗传统，可见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本区的“标志性图像”应增加为“树、龙、鸟（鸡）、虎、羊”。它们有其鲜明的特征，是本区特征性文化因素，是中华古代文明中“多元一体”的具体表现。霍巍在《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中，分析了盐源发现的青铜枝形器、欧亚文明中的“双马神”崇拜与“一人双兽”母题文化，认为盐源青铜文化中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文化色彩，而战国秦汉时期活动在西南边疆的游牧民族曾在十分广阔的地域内迁徙活动，他们存在着将更为遥远的欧亚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通过横断山脉所形成的通道带到西南夷各地这种可能性。江章华在《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中认为，盐源青铜文化具有分突出的区域特征，与滇文化区别较大，但与滇文化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盐源青铜文化具有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些特征，还有一些器物可能与流行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双马神有关，可以推测盐源青铜文化的主人可能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关联。吴维曦在《图像传统与形式变迁：巴蜀青铜器图像研究》（《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认为，就巴蜀青铜图像而言，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既吸收、采借了其他青铜文化的有益成分，也在交流互动中促成了其艺术图式、图像的传播与风格的扩散、转移，向西北的汉中，南方的南中、滇文化区等地辐射。邱登成在《西南地区出土摇钱树与民俗》（《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分析了摇钱树所反映的社会民俗、信仰民俗、经济民俗、游艺民俗，提出摇钱树民俗是西南地区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是西南地区共有的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是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反映。王仁湘在《滇鼓用途面面观》（《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指出南丝路辐射地区，历来出土铜鼓很多，传世铜鼓也不少，铜鼓无疑是南丝路一个重要象征。2000多年来，铜鼓并没有消失，古老的南丝路上现在仍有十多个民族如壮、瑶、苗、侗、彝等，还在使用铜鼓，铜鼓文化依然在延续，有的地方还举办铜鼓节，铜鼓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了弘扬。刘成武、康利宏在《“南方丝绸之路”对曲靖青铜时代墓葬的影响》（《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认为，曲靖地处南丝路“五尺道”枢纽，为滇文化、蜀文化、夜郎文化、楚文化交汇区，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西汉间又受到中原文化越来越强烈的影响。曲靖这个南丝路上的重要驿站，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因素，形成了曲靖青铜时代特殊的墓葬形制，丰富了南丝路的文化内涵。
刘弘在《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中认为，蜀人与滇人都使用贝币，这种相同的习俗反映了蜀文化与滇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的关系，是蜀人与滇人在文化上发生联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古蜀文明对西南夷民族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青铜器等实物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蜀人用贝早于滇，滇人用贝的习俗可能是受蜀文化南传的影响而形成的。
蓝勇在《汉源晒经石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透过对晒经石及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背景考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并非仅仅是从西北地区而来，西南地区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途径，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其主要路线。有学者多年前就提出佛教东来存在一个南传佛教的系统是正确的，它早于佛教从西北地区的传入。到了魏晋南北朝，僧人更加频繁地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传播佛教。丁长芬在《昭通出土的早期佛像及其他》（《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也探讨了佛教南传问题。她通过对昭通及南丝路周边地区发现的早期佛像和与其有关的胡人形象进行分析，证明我国早期佛像曾在滇缅道上的保山、大理以及昭通等地出现过，从一个侧面说明滇缅道上的这些佛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在南丝路的国际贸易，以商旅往来的形式北上传入四川的。南丝路发现的早期佛像，填补了佛教滇缅道传入论的一大缺环，是早期佛教经云南由五尺道传入四川的有力证据之一。
2.南丝路上中外文化交流
李绍明在《越南访古札记》（《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中认为，通过文献和考察研究可以明确，滇越间之通道可以追溯至战国时代，蜀文化经由南丝路之步头道南下至越南北部。他还在《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中指出，蜀族还沿着此道路由滇入越。滇越之间还有一些较次要的道路存在，至今犹然。
段渝在《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印交流》（《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中，从海洋文明的碰撞、城市文明的意趣、成都平原象牙的来源、南亚文明因素的集结等方面，论述了古蜀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关系，指出早在商代前后，中国西南便发展了与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区域的海上交通，发展了与南亚和东南亚大陆地区的陆上交通。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和互动关系，与城市文明和海洋文明一样，包含并说明了一个共同的史实。成都平原象牙是从南亚热带丛林引进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一同埋葬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流通于南亚、东南亚和古蜀王国的“外汇”。古蜀文明中集结了大量的南亚文明因素，证明了早在商代中晚期，古蜀王国便同南亚地区有过经济文化往来。对中国西南古蜀文明南亚文化因素集结的发现和研究，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推了1000年。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正是地处中国西南的古代巴蜀。段渝还在《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等文中，指出以古蜀文明为重心的中国西南文化，同印巴次大陆之间，早有交流道路可通。南方丝绸之路是沟通其间的主要通道。这条线路在殷商时代就已初步开通，到战国时代愈益发挥出重要作用。古蜀文明曾与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文化交流，表明巴蜀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段渝在《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中，梳理了古希腊罗马文献所载中国西南的早期国际交通、中国古文献所见西南地区的早期国际交通，确证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并指出，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据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中国文明初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除西南夷道这条主要线路外，南方丝绸之路还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还包括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并以象牙、海贝、丝绸等为实例，说明了南丝路上古蜀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
段渝在《试论商周时期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中认为，从考古学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缅、印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细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商代三星堆文化的大量白色海贝，来源于印度地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批象牙的来源，或许也和印度地区有所关联；古蜀和西南夷地区的“瑟瑟（sit-sit）”和“璧琉璃（梵语beryl）”，亦是从印度引入的西亚产品。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其间的民族往来迁徙通道与文化交流传播渠道，正是柳叶形青铜短剑从印度地区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路线，这就是为学术界所盛称的南方丝绸之路。屈小玲在《试论金沙文明对马家窑彩陶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中，考察了马家窑陶器上的蛙型纹饰与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渊源，联系古埃及蛙女神和华夏蛙图腾与女娲的神话传说，借以理清金沙遗址的蛙型金箔这一图腾崇拜物的源流。认为马家窑文化通过古蜀王国向西南与南方传播，成都是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金沙蛙型金箔所蕴涵的马家窑彩陶文化蛙崇拜的文化意义，考察南丝绸之路境内境外不同民族与地区的蛙崇拜，或许可以假设为一例华夏文明南传的例子。
江玉祥的《“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中，通过四川绵竹年画中出现的“老鼠嫁女”形象，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文化现象，分析四川、缅甸、印度的“老鼠嫁女”传说、故事，认为此故事的原型来自印度，四川民间流传的“耗子嫁女”故事是从古代印度传到巴蜀的，其传播者就是奔走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和僧侣。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印度型“老鼠嫁女”故事来华，便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铁证。刘弘在《西南地区用杖习俗研究》（《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8年第2期）中认为，杖是出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文物，它表明西南地区的一些民族在商周至秦汉时期曾有过用杖习俗。在这种习俗中，杖是权力的象征物，巫师和拥有巫师身份的部落首领是杖的使用者。“西南夷”杖与“蜀”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是两者之间曾经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同一宗教文化背景，而两者的杖在数量上的多寡则源于古蜀国与西南夷诸族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通过西南地区的杖不但可以观察到古蜀文化对西南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其主要传播路线，而且还可以观察到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某些文化联系。
学术界对南丝路文化交流的研究，丰富了南丝路研究的成果，在当前形势下，更加彰显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