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妖风”的由来
有些历史记忆就像是谶语，可以对突发事变发出警示。湖北鄂城人朱峙三有本私藏日记，里面记了一段“发妖风”的故事。在少年朱峙三的记忆里，父辈中经常来串门聊天的洪大爹是出了名的故事篓子，喜欢谈论“长毛”（太平军）旧事。有一次老人说长毛把官兵叫“妖”，官军一到就说是妖来了。当时武昌在长毛手里，一有警报，人民满街乱跑乱吼，称“发妖风”。以后凡是没来由发起疯来胡乱奔吼的人都被看作发妖风。
几年以后，在武昌上学堂的朱峙三事出偶然，当真陷在了发妖风的人群之中。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晚，因第二天两湖学堂要考试，监学嘱咐学生早睡，大家十点纷纷熄灯就寝。朱峙三因病不能安枕，十一点长街上响起了五六声枪响，不久枪声开始密如连珠，房顶清晰地听到有人碰动屋瓦，如侠客疾走，十二点枪声中开始夹杂着大炮声，彻夜轰鸣。天亮后听说革命党人臂缠白布向督署进攻，中午城内大乱，人们顾虑满人反攻屠城，开始纷纷向城外奔逃。这让朱峙三恍然觉得好像长毛发妖风情景又出现了。只见文昌门半开着，逃者嘶喊连连，蜂拥挤出，沿途人流络绎不绝，好不容易窜到江边，船费已从五十文涨到五百文，只好忍痛被讹，一路狂奔回鄂城家中，整夜惊魂不定，恍如隔世。听说县里昨晚还在演戏，仅是隐隐听到省城传来炮声。
事后回想，貌似偶然爆发的历史事件都由各种潜在的小关节慢慢积累，最后才酿为不可逆转的巨变，其中记忆的沉淀、萌动和唤醒尤其值得贴切体会。以辛亥首义的前几天为例，学堂中就密传着“杀鞑子”的日子就要到了。八月初八日，朱峙三下午四点从家中赶到学堂，听说毕业考试马上就要举行。晚上友人刘菊坡来宿舍聊天，此人两年前因思想异端被两湖学堂开除，后入高等警察学堂，他预测革党马上要动手，因为元末八月十五是杀鸭子（鞑子）的纪念日。朱峙三只当玩笑听了一耳朵，根本没在意。中秋节这天，刘菊坡又神秘地出现，告知今宵必有大变，十二点以后可静听风声，语气就像个占卜的巫师。中秋当晚平静无事，可四天后发妖风再袭武昌城，用事实验证了刘菊坡预言的力量。
仇满传说与禁书的踪迹
时间回溯到一八九五年，朱峙三念私塾时就听洪大爹讲过“杀鸭子”的传奇，话说胡人得了天下建了元朝，待百姓极刻薄，胡人老担心汉人造反，就把兵器全收缴了，只准十家共用一把菜刀，还派一个蒙古人监督。百姓成年结婚，新妇还要交与胡人先睡一晚。明太祖和陈友谅起兵反元时，百姓密约“中秋杀鸭子”，“鸭”与“鞑”谐音。中秋月圆全城百姓纷纷争杀鞑子，鞑子一个月就被杀绝了。杀鞑子就像砍瓜切菜般容易，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内心却大感爽快。可见十余年前种族仇杀的记忆已开始不断蕴积。
另一段记忆的唤醒发生在一八九九年的清明节，这天洪大爹聊起了明末洪承畴与满人订“十不降”条约，剃头换衣冠降大清的掌故，这段掌故暗指汉人与满人貌似达成妥协实则潜藏敌意。这“十不降”是：一为生降死不降，指死者入殓服用圆领大袖，戴方巾，这是明朝打扮，孝子留发留须，不剃头修面。二为男降女不降，女子仍穿大袖衣，梳髻，大衣盖过膝盖，穿裙裹脚，一切与满人妇女的打扮不同。三为官降役不降，官穿清朝制服，皂隶穿青衣，戴高篾帽，不改明代定制。四是文降武不降，文官尊清朝，武官迎霜降时戴盔着甲。五为士庶降乞丐不降，乞丐办财神，戴纸盔，逢节索喜钱。六为俗降方外不降，道人僧尼均可穿前代服饰。七为阳官降阴官不降，府县城隍庙里的城隍神，塑像均穿明代服装。八为头降脚不降，官吏穿袍套马蹄袖，足穿方头状朝靴，仍遵明代规制。九是科甲降秀才不降，秀才出入科考之门，穿圆领蓝衫。十是长降幼不降，指襁褓中的婴儿，穿僧道服装。
这“十不降”的传说到底含有多少历史真实成分不易判断，很难想象当时已穷途末路的洪承畴竟能如此放肆地与大清皇帝讨价还价，逼成恪守汉俗的强硬契约。即使其中部分确有史实依据，到了清末，到底还有几项规则能坚守下来也让人生疑。“十不降”中有些是我们熟知的情节，如汉人女性不改裹脚风俗，有些汉人家族一直坚守“深衣”下葬的传统，不少明代遗民为保汉人仪容出家为僧，这些现象在明清易代之际屡见不鲜，但发生的程度和范围无法一一验证。我们不妨把这个传说看作汉人为延续种族尊严编造出的一个神话。只不过这故事被托付在洪承畴一人名下，通过口口相传，沉淀成了一种强势的集体记忆。这套表述经过晚清异端杂志不断挖掘强化，在革命党人的各种文章和回忆里频频出现。如《苏报》中有《释仇满》一文，作者谈到自己幼时就听说过“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的故事，内心从此种下仇满的种子。流传的“十不降”版本虽然不尽相同，却支配着满汉冲突记忆的基本格局。
辛亥革命又称为反满革命，对清初满人杀戮历史的重述在其中起着突出的引导作用。满人暴虐的印象不仅透过口述故事流播扩散，文献的发掘重整更是一个追忆早年创伤经验的关键步骤。嘉庆以后文网渐疏，有些被官方严厉查禁的书籍又悄悄流通起来。清末封疆大吏张之洞推荐的书目中居然出现了《明季北略》这样的禁书，这在清末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晚清对乡土中禁忌文献的搜集复原以区域为单位呈散点状铺开，透过编纂杂志和汇集遗文典册的渠道勾连成面，营造出高效的传播网络。
清初禁书大多先由各地编纂的杂志以摘要片段重新发布，如《湖北学生界》编印宋明两朝遗民与湖北有关的诗文，杂志后改名为《汉声》，鲜明标举出种族竞争的目的；《云南杂志》专意披露南明桂王在云南的活动及明末云南抗清事迹；《国粹学报》以保存国学的样态刊载遗民文献，杂志甚至远销山西，有读者特意寄来明末山西遗民傅山的遗稿。晚明遗民文献的刻印传输在各地之间互通有无，当年清廷屡兴文字狱专力剿杀的这批史实经钩沉与流播，呈死灰复燃之势。易代之际的个人零散经验有了大面积传递串联的机会，一幅种族屠杀的集体施暴画面也由模糊渐趋清晰。
禁书有序无序半明半暗地弥散，重新唤醒了汉人对满人的种族仇恨。不过，禁书记述满人施虐史实的焦点仍集中在江南地域，因满人入关在江南杀戮最惨，后来传播最广的两本禁书《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都与江南有关，尽管里面的记述是否真实一直存有争议，例如在冷兵器时代清军在扬州杀了八十万人的说法就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数字的夸大与否已不重要，只要阅读者头脑中存留下满人见汉人就杀的血腥印象即已足够。
大批青年在阅读禁书时逐渐积累起来一些相似的疼痛经验，晚清文人日记中不时出现“读此记毕，泣下数行”的记载。只不过一般文人感受和革命党渲染出的疼痛记忆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读禁书的文人最初大多对清朝的统治抱有持平包容的态度，如认为满人对汉人偶有恩典，后来情绪渐趋极端，才开始全盘否定满人的统治，这个转向显然受到革命党舆论的支配，说明疼痛记忆的程度是可以反复加以修正的。一个例子是，朱峙三曾特别引述《嘉定屠城记》中嘉定进士黄淳耀自尽前的一段话，表示仇满情绪难以平复，黄淳耀曾预言：“异日胡虏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朱峙三发表感慨说：“噫！观此一段，则知排满革命为吾辈天职也。”又表示“吾侪应该思报复此仇矣！”他最终的结论是：“元代蒙古当国，其苛杀较本朝轻。”可是在看完《扬州十日记》后，朱峙三仍认为“本朝有恩于百姓”，只不过在学术昌明之世，清廷过于严守满汉界限，才导致落伍。
对于清朝是否曾经有恩于百姓，朱峙三的看法最初与革命党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只是通过不断阅读一些同时代的升级版禁书才慢慢转变了看法，比如《革命军》里的说法就对他的思想形成了很大刺激。《革命军》作者邹容根本不承认清朝对汉人有一丝一毫的恩典，他在《革命军》中说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只不过是满人残害汉人一州一县的代表而已，“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这种满汉势不两立的极端思想不断透过各类杂志传递给读者，逐渐酝酿累积成共同的心理预期，甚至触动心扉的泪点都很相似，交流起来会互相交叉传染，营造出泪奔不止的效果。如看到《江苏》杂志中刊登的史可法遗像、遗墨，朱峙三眼泪就禁不住哗哗流淌，阅读禁书让哭泣变成了一种习惯。这和邹容看《扬州十日记》“吾儿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的情形如出一辙。如果深究起来，朱峙三放弃清朝对百姓曾经施恩的观点显然是从阅读邹容《革命军》而来。邹容针对满人“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浃髓沦肌”的说法，有如下的议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根本就是一目了然。结论当然要倒过来，“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
《革命军》中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新观点是，“满人”不是“中国人”，“旧学”与“新学”的差异以是否能辨别出满人不是中国人为界，并用此标准评价统治人民的优劣程度，这是以往所罕见的现象。
受此影响，朱峙三才有如下与过去中和立场完全决裂的判断：“吾邑旧学先辈未见此书，总曰本朝深仁厚泽。奈何！奈何！”这番议论并非凭空而发。有一次朱峙三从省城回家后与塾师大吵，缘由就是他的老师程先生说现在就业容易都是本朝的恩慈所赐，劝说他收敛大逆不道的言行。朱氏毫不犹豫举出《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两书的杀人例子当场反驳，证明满汉界线分明，汉人做了二百年的满人奴隶，与元朝没啥区别，谈话自然不欢而散。看来动不动就拿扬州、嘉定屠城说事几乎变成了一种时髦举动。
革命党复制满人杀戮记忆
满人除了在江南制造杀戮，文字狱也多以江南士人为清算对象，这既有史实为据，也与屠杀记忆交织叠合，构成了满汉冲突最灼伤汉人心灵的两大创痕。两个最为惨烈的文字狱案“庄氏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发生在江南，朱峙三在阅读《浙江潮》《新广东》《新湖南》杂志中零星刊出的文字狱记载中，得出“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以浙江人为最多”的结论。说明底层阅读经验与浮在舆论表层焦点上的革命谠论之间已构成了默契的互动关系，章太炎甚至把文字狱升格到了再演秦廷焚书惨剧的历史高度，他说乾隆烧书，先消灭的就是那些有关胡汉冲突的历史记载，其次才是明朝官员的奏议文献，清廷心理阴险的程度不亚于秦始皇。
正是不断汲取激进言论的影响，江南屠城与文字狱这两个并没有发生在同一时间，性质也不尽相同的事件，却常常故意被拼贴在一起，仿佛是在同一时间流中不断持续发生，致使阅后的惊悚感觉明显增加。如说“回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以及吕留良、徐述夔、戴名世以文字遭祸，凡我汉族之有血性者，当如何感想前辈文人欤”。里面提及的三人都是几出最惨烈文字狱的受害者。这些例子与扬州嘉定的屠城惨景捆绑叙述，震撼效果自然加倍。
有些仇满言论完全是对革命党极端观点的模仿，朱峙三回忆，读完《猛回头》《革命军》的反应是：“觉满人入关待汉人极苛。雍正以后文字狱大兴，汉人多被杀害者，则皆系倡革命排满者，为极有道理。幼年初读，并不知满人是何种人，皇帝姓什么，十二岁乃知满洲为明代皇帝之大仇敌。”
满汉隔阂的情绪就是在这类阅读中一点一滴积累发酵起来，个人记忆经革命话语锻造输送，会像涟漪般不断扩散，一些貌似不相干的事件又像藤萝攀援古木，陆续挂靠在“满汉隔阂”这棵大树上，发挥越来越强烈的隐喻功用。以至于小到官员的任命，大到制度变革的安排，都被不经意地看作满人耍弄阴谋的某种暗示，时时拨动满汉相仇这根敏感神经。中西发生冲突，不仅是当朝政府的错，更是满人的错，具体的行政失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运转问题，而是被上纲上线到种族冲突的吓人高度。一九○○年庚子拳变，当董福祥军队久攻使馆不下时，就传出御史频出馊主意的笑话，如副都御史英麟奏称，洪钧老祖已派五龙到大沽口与洋兵接仗，英年则上奏说洋人惧内，可先杀他的老婆，此仗即可获胜云云。又有人议论说庚子联军入京错在西太后一人，她还大修颐和园为自己祝寿，其心中何曾念及汉族小民？修缮颐和园的罪过已不只是耗费国财，更重要的是对汉族小民漠不关心，这个“民族主义”式的判断明显受到革命党种族宣传的感染。又如报载清廷任命贝勒载洵、萨镇冰为海军大臣，载涛、毓朗管理军咨处事务，也被认为是重用年青满人亲王，排挤汉人官僚的荒谬举措，汉人只能敢怒不敢言。清廷的立宪活动完全被看作一种模仿日本天皇妄想保持满人皇帝万世一系的欺骗行为，是故意缓解汉人反抗情绪的阴谋。
禁书和激进杂志的阅读，使得青年学生对清末立宪新政的判断戴上了种族论的眼镜。一九○八年，朱峙三发现，满汉隔阂也是近三年来日甚一日。所以满人才动了立宪的念头，不是真想改革，而是“欲借立宪美名以消汉人正气”，这也是革命党人的典型观点与口吻，虽极具煽动性，却与事实不一定相符。按常识估计，清廷推动立宪虽迫于压力，改革本身终是大势所趋，绝非恶事，改革议程也基本按有序的方向进行且颇有进展，但革命党人生怕立宪成功会使造反失去合法理由，于是有意通过杂志散播清廷屠杀和文字狱酷虐的历史记忆。清初的杀戮和言论钳制虽与晚清相隔二百年，却仍能衬托出清末改革的虚伪，这套宣传技术和策略确实影响到了国人对局势的基本判断。立宪活动在反满的喧嚣声中就这样不知不觉被妖魔化了。
满汉隔阂反映在一些微妙的日常情绪变化中。慈禧过世，时人读到一条八卦新闻，说为慈禧哭灵的武昌各大员到场后都自带胡椒粉，到灵前手摸两眼，熏出泪水，才开始号啕哭泣。这自然引起一番满汉相互猜忌的想象，如有人就说太后素恨汉人，她的死怎么可能让人民动起真感情呢？这场哭灵闹剧明摆着是想鼓励民众争相作伪。这个时刻，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清末与清初的满汉关系格局早已完全不同，满人汉化导致的文化融合程度大有提高，满汉官僚在处理政务中的协作关系也并非想象中那般恶劣，革命党人却故意混淆清末与清初的历史现状，把清初满汉冲突的逸事重新发掘散布，模糊了时代的界线，构造出一种时空错位的想象效果。
朱峙三读到从东京寄来的《天讨》杂志中有一幅《猎狐图》，上有章太炎的题句说：“东方贱种，曰鞨与胡。‘射夫既同，载鬼一车’。”朱峙三觉得这段题句“论民族极清晰，硬说满洲人实非人种也”。心里也直觉革命党恣意丑化满人好像有些不妥，却也在慢慢习惯如此粗暴的语言风格，当时革命党急于扩大舆论宣传，不惜扭曲史实，采用极端刺激的议论贬低清廷，妖魔化的范围既包括制度也针对个人。包天笑回忆“革命和尚”苏曼殊当年在一扇页上画了一个小孩子正在敲破储钱瓦罐，题名叫“扑满图”，这个打破瓦罐的动作中就藏有反满的隐喻。可见反满情绪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精细脉络之中，隐约变成了汉人的潜在心理共识。“贱种”的满人与优秀的汉人难以等价齐观的思维只要传播开来，青年学生的历史观就会出现失衡，身上潜藏着的激进细胞一旦勃然启动，就要寻找释放奔突的出口。朱峙三在革命前夕就已极端地认为，满汉因种族差异形成无法调和的世仇，虽然明代苛税繁重，盗贼蜂起是为政府所逼，毕竟还是汉家天下，假如没有吴三桂、洪承畴这些汉奸襄助满洲君主，明朝未必迅速灭亡。《日记》中的另一段话更是说得偏激：“噫！吾不恨满人杀汉族，独恨汉族为虎作伥之汉奸，以媚异族杀同种耳。”
“集体记忆”的流播路径
创伤记忆的养成、驯化和传播犹如植物生长需奠基培土，科举制崩毁造成的学生流动恰好可以担负起记忆传输的责任。在晚清新政以前，科举应试大抵是底层士人脱贫的一个重要渠道，大多数士人家里没有恒产，通过科举有可能改变经济贫窘的现状。科举一废，应试子弟断了救贫的这条独路，一部分囤积在学费较为低廉的学堂，一部分流向军校，成了军阀崛起的渊薮。军队中读书人成分增多，他们一起阅读新书、杂志，心理必生变化，相当于为反满革命储存了军事人才库。时人就评论说，如果科举不废，学堂不设，学生蜗居乡村，坐井观天，没机会在大城市里串联走动聚众议论，种族思想自然难以风生水起四处散播。都会中有学堂，受学监控制，不敢放言无忌；清廷鼓励出国留学，在日本欧美朝夕相聚畅读禁书，日本纸张价格低廉，出版印刷禁令宽松，留学生编辑杂志渐成风气，各省青年学生相互攀比，以搜读编印禁书为快事，才知华夷界线分明，革命思想经此点燃，清廷就这样给自己的灭亡提前准备了坟墓。
创伤记忆的传播路径受地域影响颇大，江南本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密布藏书楼和印刷刻书的流通网络，太湖流域的水乡风貌给新书和思想的播散提供了快捷的通道。包天笑曾提及江南一带的报纸流通状况，说苏州没有邮政却有信局负责收发信件，时尚的报纸如《申报》可通过信局订阅，苏沪之间没有通行小火轮时，一般民船需要航行三四天，《申报》传递靠一种“脚划船”穿梭飞送，这种船形制极小，只能容一两人，划起来可手脚并用，在内河中往来如飞。在光绪九、十年间，全城看《申报》不超过一百家，昨天出版的报纸，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就能送达各家。中日甲午战后，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赴日本留学的各省学生编辑的《浙江潮》《新湖南》《直言》《江苏》等杂志都能通过此渠道获得。甚至包天笑与友人自办的书店也叫“东来书店”，取书籍从东洋贩来之意。苏州每天来往船舶中不时有人送上一张书单，开列所需新书杂志，书店负责配送，生意遍及常州、无锡、嘉兴等地。书店中出售的日本印刷汉文“支那疆域图”，尽管冠有“支那”的侮辱名称，因印制精美，销量极佳，不仅供应学堂地理课教学之用，甚至许多绅士之家也大赶时髦，买了世界地图悬挂在书房里，代替传统挂屏。
湖北也有类似情况。一九○一年，黄安地区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申报》的消息，黄安同样没有邮局，上海九江来信及报纸都由北大门的森泰昌号民信局订阅转达。朱峙三的父亲除订阅一份《申报》外，还从当地一个叫郑赤帆的富户子弟家中借阅书籍，这家富户购买了许多新书，用来装点门面，朱峙三阅读《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新派报纸书籍后自述：“精神为快，可以开文派一格。”于是经常模仿《新民丛报》文体风格，作为应试科举的利器，当时科举考试已开始逐步加入评点中西时事的策论内容，他预测一九○二年各省中举卷子的行文，肯定会模仿《新民丛报》的报章体，世风已在悄悄转移。一九○三年以后，郑赤帆自费留学，一些观点更加激进的报纸杂志及禁书开始从日本频繁流入，《张苍水集》《扬州十日记》这类禁书已颇常见，《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党三书也已私传泛滥。朱峙三进入县师范学堂念书后，学堂中已流行黄兴、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一九○七年军机处开列出需查禁的杂志书单，这些杂志朱峙三在县里几乎都已经全部阅读过，可见县一级异端书籍的散布已呈相当规模。
一九○六年，朱峙三进入省城的两湖学堂后，涉猎异端书籍的范围更加丰富多样，包括《民报》《天讨》和《太平天国战史》，还有于右任主编的《民吁报》。因有禁书被学监搜出当场示众惩罚的先例，阅读禁书都是在晚上寝室学监查房过后，秉烛而读。私下传阅的书籍，每人必须亲手交给下一个人，同时备有记录，以便层层转交时能够确认下落，相当于把货物交给下家。到辛亥前夜，革命书籍的传播范围已波及高等警察学堂和陆军特别小学这些与军事相关的机构，武昌首义的舆论准备就这样悄悄完成了。
无人否认，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多重思想资源同时起着作用，如最初流行的是会党反清复明的旧说，复兴明朝的欲念一旦与近代民族主义接榫，就成了直接点燃反满烈焰的催化剂。明末江南屠杀与文字狱记忆通过现代媒介的转输，为科举制崩毁后的新式学生提供了反叛的精神资源。晚清的发妖风现象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终于把革命风潮推向了不可逆转的激进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