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粤海风》2006年第05期
栏目：人生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与王元化先生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经历，也没有想到他在我的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他让我第一次深刻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从他那里获得了做人、做学问的力量与信心。
我的《审美中介论》一书，于198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第一辑“文艺探索书系”出版，出书之后，责任编辑高国平先生特别嘱咐：凡书中所涉及到的当代名家学者，都应由作者签上名赠送一本。我遵嘱，也送给了王元化先生一本。先生收到后，赶在当年汉学家会议（上海金山）之前夕读完。从复信中知悉，他是几乎通宵不眠读完此书的，先生压抑不住内心的波涛翻滚，奋笔疾书，长长写了三页多复信。收到此函，我人生第一次为学术而激动、而热泪盈眶。我那时，不但是一个无名小卒，而且1957年的历史时代，给我开了一场玩笑，使我来到了苦难人生的最边缘与最底层。而那时的王元化先生，才刚刚“急流勇退”，卸下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重任，又悠悠然回到他的学术研究中了。
1987年秋天，《审美中介论》已出版一年多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拙作连印三次，达十余万册之多。看来，产生了一定的学术效应）此书是由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作序的。（序言底子是我提升副教授时的学术鉴定）。我与蒋先生也从未交往过。那时复旦办了个高校教师美学讲习班，蒋先生希望我能来上海见见面，同时也给讲习班的学员们讲讲我的“新观点”（那时的“讲学”是一股风）。此外，责任编辑高国平先生也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也希望我能来出版社见见面。于是，我人生第一次从广东动身来这洋人留恋难舍的上海。元化先生从高国平那里得知我要动身来上海，便叮嘱高国平通知我：务必赶在国庆节之前到上海，因为节后先生即将率领代表团到欧洲访问。我终于如期赶到上海，先生在他的寓所（吴兴路大楼）中接见了我，陪我去的是高国平先生。整个下午时间，在主客闲谈中一晃便过去了。先生的接待是很平凡的，但他心中的那盘“火”，让我炽烈地感觉到。他问及我的一切，我则坦诚地回答。在他面前，我犹如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学生。闲谈中，不知怎的，忽然谈到我的康德哲学的启蒙老师韦卓民先生[1]（似是元化先生问及我的康德学问是从哪里的），他竟然眼睛一亮，似乎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由此而打开了我们之间思想交流的大通道。他说，韦先生是他的父执辈，当年逃难到武汉时，韦先生把两家孩子（即韦家与王家。韦是华中大学校长，王元化之父王芳荃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友谊非常深厚）集中在一起，教他们四书五经，规范地灌输中国文化的大智慧。由此，元化先生又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们遭厄运之后（韦先生1957年也被打成老右），如何专心于学术。60年代初，他们之间每周一封学术通讯。韦先生每封信都长达好几页，甚至十多页，密密麻麻，但清晰美观一气写来，言意未尽，又旁加插语（足见其用心矣），内容多是黑格尔哲学，偶亦涉及康德哲学。元化先生说，他所吸取的黑格尔哲学精髓，便是韦先生的开导和启示（元化先生写了几十万字的黑格尔哲学笔记，后来也终于出版了，也送给了我）。先生说，非常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历史通讯，有些已丢失了。[2]当先生激动地言说过之后，便平静地委托我，由于他们之间多年不通音讯了，不知韦先生一家现况怎样？论著下落如何？嘱我下次来沪时（或在书信中）务必讲讲，以释思挂多年的怀念（详见下文）。谈话兴趣正浓，先生家里的保姆说，晚餐弄好了。晚餐中只有四人：先生及夫人张可，我和高国平。先生称呼我是很亲切的：“承万，我没有请客上馆子的习惯，在外面请客我很不喜欢，在家里多好！”大约这是中国礼乐文化中浓烈的亲情（一种血缘泛化习惯）使然。正说着，张可老师（我称她为老师，因为她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过老师），便频频给我挟菜，非常和蔼可亲，一个异常慈祥的母性。元化先生则风趣地说，还是自己动手好，丰衣足食嘛……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元化先生出访归来，在京遇见王瑶先生，他们亦是好友，同为当年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员。王瑶先生拟定编辑一部中国百年学术史（以人带史），后来出版时定题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选定的人物，上起王国维，下至钱钟书、王元化。编者特别强调不是写一般的人物评传，而且通过一串人物，见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生机、新动向。无疑地，王瑶先生选中王元化，那是很有慧眼的。元化先生一回到上海，就给我来信，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说：“请你承担此项撰写任务，一年完成。先生的信任与重托使我又一次感到“我的存在”，“我真的是学苑中的求道者么”……我处于麻乱的振奋中。然而，我又得暗暗地清点盘算一下我的“知识库存”，掂量此项任务，我能承担得了么。我很矛盾：如果我推辞了，那实在有失先生的期望与厚爱；承担吧，又怕写不好，有损先生的光辉。我只好在复信中坦诚直陈。我说，先生的知识结构是三重奏。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功底，二是19世界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见识，三是西方哲学，尤其黑格尔哲学超水平线的独到研究。这种“A调”（高音调）的三维知识结构，在现当代的中国学人中，不愧是“绝学”。就我本人来说，硬着头皮，也只能说二三两项能稍稍挨边，至于第一项（中国古代文化修养方面），则非常浅陋（看着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占着一大版篇幅的“物”字考，真使我咋舌。我要进入这个神秘世界，与先生对话评论，岂不是上天么！）如果我要真正补课，起码也得三五年。于是我建议他，暂不由我撰写，另请一特长中国古代文化专家先写，万一后两项有所不足，我则尽可能凑合。于是他找到了山东大学牟世金先生（牟是陆侃如先生的高足，对文心雕龙很有研究）。牟先生担负此任务已一年多了，但只字未成，加之身患绝症，不久即人亡文绝。此时，元化先生似是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大约是1990年初，先生在香港越冬过节后，应邀到汕头大学参加校庆，偶尔谈及以上情况，会中该校一教授应允撰写任务（此教授后来还给我来过“很荣幸”的信）。大约过了半年多，撰写任务即告完成，洋洋几万言，先生过目后，深感不安。一方面文稿中吹捧辞语太多，也不甚着边际，先生说：“把我拔得过高过大。”另一方面，“有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也未写到”。“一句话，我王元化到底是个什么人，文稿反映不出来。”先生着重指出：该文稿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尽管作者的用心是良好的。先生打退堂鼓了，他告诉北大的陈平原先生（王瑶先生已逝世，此项编辑任务落在弟子身上），“算了吧，我的就不写了”，但陈平原则很严肃地说，先生（王瑶）的遗托，我只能完成，不能改变。此情此景，真可谓进退两难。元化先生终于还是再次向我开口：务必完成此项撰写任务，不要推辞。我答允之后，他反复重申：要实事求是，不增不减，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为贤者忌。不久，他便把有关的各种资料（论著、笔记、图片等等，其中还有出版成书的小说集呢），那重量，使我突然深深感到：虽具七尺之躯，但有“人瘦肩狭”的苦痛。好在那时我尚未担任学校里任何行政职务，一身轻，允许我全力以赴。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约四五万字的初稿便出来了。当时，为什么写得这么顺利、这么快呢？原因有二。一是我长期把先生的论著，作为学术进取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磨炼自己，从枕案到心灵中，都有鲜明的轨迹。因此，不管是先生论著的整体范围，还是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我都较为熟习，且对其伸展的秩序，也较为明晰；二是利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急起直追，补上了必要的课，目标尽量向先生的“三重奏”靠拢（那时，我觉得走学术路子，不择师，赶时髦，乱看、乱写，是当代学人的一大通病）。当初稿进入边抄边改阶段时，正好遇上元化先生夫妇住院体检，他们隔绝了一切外来的干扰，心绪平静，精力集中。于是，我便抄好一部分就寄出一部分，让先生过目。一周一次。先生也就随时随地用铅笔，作种种符号，阅后即退回给我，同时还附上一页信（每周一信，有好几封，极有学术价值，但在几次的搬家中失落了）。论文抄写完时，先生夫妇住院体检也出院了。但全文到底如何，尚须细细推敲。那句“实事求是”的话，语重千钧，那压在心灵上的重量，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过。全文写完，不但不是松口气，反是诚惶诚恐，更加忐忑不安——不知符合先生的“实际”否？
元化先生体检出院后，即与我商量：是否可以带稿子来上海一趟，商议文稿的最后审定，尽可能达到“实事求是”（先生从不怕无端的中伤，而最忌无端的吹捧）。这正中下怀，而且我还可以直接受教于先生，机会难得呵。元化先生说，如果出差费用不能报销，就吃住在他家里。后来，和高国平先生商量，反复考虑的结果，还是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室为当。一是免得过分打扰先生，二是距离近，只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先生家里。修改稿子的时间前前后后大约一周多。这一周是我人生学术历程中，最充实、最难忘的一周。每天上午八点带着轮转中的新稿子到先生家，面对面地斟酌、推敲，画上记号，在他那儿吃过中饭或晚饭后返回创作室，然后再在先生意见的基础上“润笔”。在拙文中，我也免不了当代知识分子所染上的恶习，时有言过其实，露出若隐若现的变相的无端吹捧（露骨的吹捧，已是前车之鉴，我不敢为之）。先生对此，极为警觉，目光之锐利、“嗅觉”之灵敏，思考之周密，谦虚之精神，令我惊叹。由于在写作之前，先生已明确地“约法三章”：实事求是，不许无端吹捧；不增不减，要写出真实来；文风力求通俗朴素，不要故弄玄虚。这对我实在是一场严格的“军事训练”。但是不管怎样，文章总免不了有“走轨”的地方，先生总是耐心地引导，不是再翻原著、原文，重新校正，便是先生自己“直说心里话”，把问题再“完整”地阐释一遍。当文稿评述较为切合先生的实际时，先生频频点头颔首，偶见废话、啰嗦话，则建议一笔划去，若遇上无端的隐隐约约的吹捧话，他则紧皱眉头，一字一拍地说“这句不当”……
拙稿修订完之后，心绪自然轻松一些。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先生的思想、气质、情操、人格，那是如此的光明磊落、严格审慎，令我终生难忘。更为重要者，是先生把我引上一条严格的学术之路，且得到先生“手把手”的一丝不苟的训练。本来，我应该感谢他，应该“谢师”，然而，临别前夕，先生又叫保姆好好加菜为我饯行。先生说，我没有什么送给你，就送两样东西吧。一是贵州茅台酒（先生特别强调一句“这是真真正正的茅台酒”），当我带回湛江过春节时，瓶盖尚未充分打开，已经满屋飘香了，一家人都雀跃起来。二是一副先生自己手书的五尺对联（我在旁边看着他那凝重的神态，和运笔之龙凤节奏）。上联是：呕血心事无成败；下联是：拔地苍松多远声。签名之后，又盖上印章。我不懂糊裱，难为他托人裱好之后邮寄给我。无疑地，对联的题旨既是他艰难而卓绝的人生总结，也是对后辈的深切激励与希望。多年来，我一直把对联悬挂在客厅中，鼓励自己前进。
论文定稿后，未寄北大之前，先在《文艺理论研究》“作家研究”专栏中发表。后来终于在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刊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时间已拖延至1995年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