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修建这个图书馆，我和县上的两届领导，整整扯了十年皮。伯父走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及时向他汇报图书馆修建情况。他说会上决定我有代表捐款人督促过问工程进度、质量的权利和义务。图书馆建成之后，我可以做馆里一名看门人兼清扫工，伯父少年时代的老同学徐启之伯伯的孙女徐亚珍，可以做一名普通馆员。我们的工资都由伯父连同捐款一次交付。伯父让我做看门人兼清扫工，是因为我们李家在国内只剩下我这个独苗苗了，前几年劳动时又伤了两条腿，不能再干重活，生活上困难很大。伯父要徐亚珍做一名普通馆员，是因为他原想让徐启之伯伯做馆长，——徐伯伯在我们县是很有学养的人，但徐伯伯坚辞不肯。他说他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多年，身体又不大好。他请县上考虑，能不能让他的孙女徐亚珍在图书馆建成后做个一般馆员。他说这丫头已从高中毕业了，再上学家里肯定供不起。伯父听了这些话，就在捐款中加了十二万元，说我和徐亚珍就算是他的雇员，这十二万元也许够我俩挣一辈子，不许我俩因工资为县上增加财政负担。
为建这个图书馆，伯父究竟为县上捐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外界人士有说一千零十二万的，有说两千零十二万的。十二万这数字我记得很准确，因为这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我们这工资，当然也由县财政局管着，图书馆建成后，我们正式上班后，和其他员工同样按规定逐月领取工资。
使我痛心的是，伯父为了照顾我这双受伤的腿，却苦了我这双受伤的腿。
我已说不清为了和两届县领导扯皮，我往返在我们村县之间，一瘸一拐跑了多少趟。从我们村到县城，往返八十多里。一趟八十多里，十趟八百多里，二十趟一千六百多里，中间还要翻山、趟河。我大约每年的每个季度，都要去一趟县城。这样计算，我每年奔波的里程大约是三百二十多里，十年就是三千二百多里，当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差得远。但我记得有人说，古时从西安到兰州，共有十八马站，也就是一千八百多里。这样计算，也就是说，十年来我迈着一双受伤的腿，几乎等于从西安到兰州，或从兰州到西安，差不多是打了一个来回！
这十年中，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几天几夜也难说完。下边只挑重要的说说吧！
第一次对我印象极深。那是伯父回国探亲后的第二年。记得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好不容易赶到县政府。孟县长刚刚开完会，我在会议室门口见到他，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替他提着皮包，端着茶杯。我说，孟县长，我想问问那件事。孟县长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问我，你们村上没村长？乡上没乡长？区上没区长？什么大不了的事，跑到县上来找我？……哦，他已不认识我了！这也难怪，因为前年他和书记、统战部长、招商引资办主任、城建局局长陪同伯父参观我们县惟一的新农村时，我尽管紧紧地跟在伯父身后，但那天我却是穿着一身新干部服的，脚上也是蹬着一双新皮鞋的。而这天，我却一身农民打扮，脚上也是一双土布鞋；浑身上下还有包谷花，鞋上还有田里的泥土，县长自然不认识我了。咱算老几，不认识也罢，但他不该忘了伯父捐了那么多钱修建图书馆的事啊！
说起那身干部服，尤其是那双新皮鞋，我心里不由得又来气。
伯父回到县城的前一天，县里就有两个干部来我们村子。我们村叫李家寨。我正在家里起羊圈。来人将我从羊圈喊出来，问伯父的老宅子现在怎么样，我说早就墙倒房塌了。问我们李家的祖坟现在怎么样，我说学大寨时，祖坟早平掉了。接着他们便接我到县城，坐的是他们开来的小车。村里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到了县城，听说伯父晚上在省城还要作场报告，明天一早才能回到县里。县领导要我住在县委招待所。晚上，一个干部抱着一身崭新的干部服，提着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要我立即换上。我将皮鞋放在床下，将干部服穿在身上试了试，长短肥瘦倒挺合适，只是衣领太硬，箝着脖子，使脖子转动不便。这干部一再叮咛我：明天一定将皮鞋穿上！我答应他：“穿上，一定穿上，咱也开开洋荤，耍耍阔气！”
第二日我一穿上那皮鞋，便觉得太大，脚在鞋窝里哐里哐啷的，一抬步就掉，一抬步就掉。去新农村参观时，我一直挺着脚掌走路。我的两条腿受过伤，脚掌一鼓劲，腿就抽筋；脚掌不鼓劲，皮鞋就掉。去新农村，来回都坐着小车，只在那村子转游了一周，我的脚面就磨出了水泡，脖颈也被新制服领箝得难受。
孟县长终于回想起伯父捐款建造图书馆的事，要我去和城建局长谈一谈。
城建局长强调了很多困难，主要是伯父当年主张要把图书馆建在文昌阁旧址。文昌阁是他少年时代的母校。文昌阁现在已没了什么古建筑，只有两棵古老的枫树。麻烦的是紧挨文昌阁有几家“钉子户”，其中就有赵书记和孟县长的私宅。这几户如何拆迁、重建和赔偿，包括旧县城如何改造，开了几次会，一直不能决断，修建图书馆的事，也就这么一直悬着、摆着、搁浅着。
我问伯父的捐款到位没有？城建局长说钱早到位了，只是“钉子户”问题无法解决，旧城改造规划做不出来。
我第二第三次进县，哪位领导也没找见，不知他们到哪儿开会去了，参观学习去了。第四次好不容易找到赵书记，赵书记自然也不认识我了，他甚至连我伯父的名字也忘了。我从衣袋里掏出徐伯伯请省城一位著名书法家题写的“李斐华图书馆”牌匾字幅让他看，他好像才想起这件犹如隔世的事。赵书记的健忘令我惊奇。我提醒他，伯父回乡那年，赵书记曾先天夜里问我伯父最喜欢吃什么？我说伯父出国前我还没有出生，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压根儿不知道他的饮食嗜好。赵书记当时还启发我：听没听爷爷奶奶说过什么？我这才想起爷爷奶奶曾说：伯父年轻时最喜欢吃浇汤烙面和石子馍；可是那时他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一次浇汤烙面，过端午节时才能吃一块石子馍。根据我提供的这点历史背景，那晚县委招待所才请了会摊烙面和会打石子馍的人，整整忙了一夜！赵书记那晚还一再叮咛我：明日见了伯父，绝不能说墙倒房塌和平了祖坟的事，并强调这关系重大！第二日伯父在招待宴会上几次说他几十年再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我一直没说墙倒房塌和平掉祖坟的事，为国家顾全了大局……经我说出这些细节，赵书记这才从他杂乱的记忆库里，翻捡出这宗陈年老账。但他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修建图书馆的信息。和孟县长相同，他也要我去问问城建局长。
这次，我没找见城建局长，局里的人说他到深圳参观去了，学习有关城建的经验去了。我想，云龙小县，只有东西两条街，早年间还有城楼的时候，东城楼的人喊话，西城楼就能听见；现在城内人口还不上万，参观就是参观，旅游就是旅游，学人家什么经验呢？
后来等我再去县里，赵书记和孟县长已经调离，新来的刘书记和张县长，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为伯父在国外既那么有钱又那么有名而吃惊。他们问我，你伯父捐了多少钱？我只能说出伯父为我和徐亚珍预付的工资——十二万元。刘书记和张县长听了都很泄气，异口同声说：“十二万？十二万能干什么呢？”我说十二万只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前边不知还有几百万，也许是八百万，九百万，或者整整一千万。他们这才睁大了眼，互相对视着，跟斗眼鸡似的。从他们的眼神我看得出，他们怀疑这笔钱到底干了什么？这笔钱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们好像也要对这笔钱打点什么主意！
刘书记和张县长的怀疑，也引起了我的怀疑。六年过去了，伯父的捐献到底干了什么？到底存放在哪儿？单利息恐怕也不是个小数字！但我该去问谁呢？谁又肯向我说明真象呢？
伯父最近来信要我给他寄一张图书馆照片。伯父说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回国了；他只想看看照片！但六年过去了，图书馆还是镜花水月，我该到哪儿拍这么一张虚无缥缈的照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