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5月18日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觉悟到把欧战结果看成是人道、和平的胜利不过是一场美梦，“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中国人民反对巴黎的“分赃会议”，“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二是指出中国历来受欺侮的原因都是因为丧失自立性，拿“以夷制夷”作外交原则，低声下气地乞求他国的帮助。
这两点虽然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深刻认识，但正因如此，它反映了***没有深入到对巴黎和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具体交涉、山东问题的由来始末、政府压制学生的非理非法，以及有市民、商人，以至于工人参加的整个运动的进程、意义等问题的具体、深入观察中去。而他提出的“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实际上是总结了半年多以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普遍认识和要求。
这些要求，在指导运动方面，不如陈独秀“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等认识来得直接。
***在“五四”期间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是《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此文是针对5月23日京师警察厅查封了《五七日刊》后，随即又派人到《晨报》、《国民公报》报馆实行监督和稿件审核，并5月26日《晨报》刊登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干涉言论自由照会的消息而发的。
他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愚昧，论证了言论自由可以发现真理，有益于人生、社会的道理。对于这个问题的重申更多的是反映了***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生涯中一直对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反感心理。当然，此时借机而发，也有其支持学生，抨击政府的意义。不过，其后发生的学生重新走上街头的“六三”运动与***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此文并不是为了号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进行讲演宣传而发的。
总而言之，***对五四运动的关注和投入是有限度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他担任的图书馆主任工作难于脱身吗？那总不至于影响到他多写几篇参与斗争的文章吧
是因为胡适于6月中旬陈独秀被捕后，接办《每周评论》，中断了连续5期有关五四运动的集中报道，而改刊《杜威讲演录》，占据了主要版面？或者胡适的编辑意向阻碍了***发表关注学生运动的文章？也不大可能。因为，从这时起到6月28日《每周评论》只出了两期，***的两篇关于学生的随感正是发表在6月29日的第28号上。
是***受到蔡元培和多数北大教员矜持态度的影响，而有意保持慎重冷静吗？如果是这样，他可能不去参加游行或散发传单，却不至于不发表言论。
是他对一些学生中表现出的带有狭隘意味的民族主义有些担心吗？从他反复强调从事运动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这场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来看，这个因素或许是有一些。但是这同样不应当妨碍他对运动的关心。相反，他正应该更为积极地来引导运动的方向。
看来，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此前后正忙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准备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了早稻田大学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教授安部矶雄。
这位早年曾参与创建日本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并担任其领导者的知名人士在信仰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即“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的“社会主义”。他的这种思想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使具有儒家思想基础的***深受影响。不难想象的是，***不可能从安部矶雄那里得到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真正知道马克思其人并为其深深吸引，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他欢呼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俄德革命的新潮流之后不久，他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于1919年1月在日本创办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
河上肇是1914年留德期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经济学专家，1915年被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讲授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史。 1919年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者。
《社会问题研究》第1期起连载河上肇写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大约在四五月间，***开始用较多的时间进一步搜集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不久，他协助《晨报》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他在日本时结识的朋友，同他一起加入过中国学生留日总会文事研究会和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的陈溥贤（笔名“渊泉”）等翻译的河上肇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以及马克思著《劳动与资本》等文章。
半年之前就已从俄德革命中看到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迫切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他既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也不打算做简单的翻译工作。从他后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其分析历史和社会问题引用的材料来看，他的研究还是下了较大功夫的。
正好在这一期间，按《新青年》编辑部预先排定的顺序，轮到他编辑该刊第6卷第5号。他决定集中刊出几篇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一期“马克思研究号”。
由于《新青年》杂志出版脱期，6卷5号实际上到这年9月才出版。***的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是他在这段时间里潜心研究的成果。
不知出于随意，还是由于机智，***把编入这一号的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分成了三组：
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和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分别为第一、二篇。中间编入译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和鲁迅的小说《药》、4首诗歌，以及胡适谈作白话诗的文章。接下来是“马克思研究”栏，转载《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3篇文章。然后是一篇《马克思传略》和***本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而紧跟其后又编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尉克水写的《巴枯宁传略》和高一涵作的《老子的政治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的欢迎态度、较好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长期以来对历史的兴趣，同时也由于用作蓝本的河上肇文章的帮助，使《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明显地表现出同时发表的其他文章所不及的思想深度。
***在文章中首先承认，他自己平素对马克思学说没有什么研究，现在硬来谈那“卷帙浩繁、学理深晦”的著作包含的，据马克思故乡德国人说五十岁以下的人无法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有不自量力之嫌。但是，“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样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在惹动世人注意的同时，也受到很多误解。他这篇文章是为澄清人们的误解而作。
***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为鼻祖，其基本观点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合理性，承认个人利己主义的经营活动的正当性。而这两点正是人道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反对的。
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前者持“人心改造论”，目的在“道德的革命”；后者持“组织改造论”，目的在“社会的革命”。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用“科学的论式”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不仅明显地在个人主义经济学之外别树一帜，而且克服了他以前的偏于感情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的不足，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指出：由于俄、德革命反映了世界改造“机运”的变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经济学将取代个人主义经济学，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经济学将取代以资本为本位的经济学。“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如何重要，便是不难得知的了。
也许是按照河上肇的概括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一、“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历史论”或“社会组织进化论”；二、“关于现在的理论”，即“经济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关于将来的理论”，即“政策论”或“社会主义运动论”。
他指出 ：这三部分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不过在文章中，***较多地介绍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首先指出，它不是马克思的创造，也不是马克思独有的理论，早在马克思之前孔多塞、圣西门等就提出了这一理论。
***尽管也说到历史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但却肯定地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是承认社会经济的构造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动“是有不可抗性的”，它能够影响其他社会现象，“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经济构造变化有其“最高动因”，对此最高动因，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最高动因在于人口的过多增加，马克思则认为此最高动因是社会生产力。
***确信唯物史观的这些原理是正确的。他举了一些法律、宗教现象证明经济现象的主动和不受他种现象左右。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引了河上肇摘译的有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若干段落，而后指出其中两个要点：
其一，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文化的说明”，它认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即一切精神的现象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这些表层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导致基础结构变动的最高动因则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主动的东西，人类意识丝毫不能给它以影响，而它却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其适应它的发展。
其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是社会组织进化论。它认为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有密切关系，生产力一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之变动。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最初助长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反而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与此社会组织之间便会产生愈来愈尖锐的冲突，结局是旧的社会组织非崩坏不可。然而，生产力的发展非到它所活动的社会不能容纳它的程度之时，该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的，而在旧社会组织内孕育而生的新的社会组织，在其没有完全长成，可以自然脱离母胎之时，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打破卵壳，使幼刍早生，是万万无效的。
***在这里解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提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一点同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差别的。
事实上，载于《晨报》的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篇文章的前面部分，虽然也根据《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内容，强调指出了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但在最后部分也提到了马克思对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力观点的认同。那段文字说到：“（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物质的文明因也，精神文明果也……然而一般道德能够改善，社会的经济也可以随之进步，精神的文明也可以生反动出来，左右物质的文明。这是马克思也承认的，但是他认物质的文明为根本的动力而已。”
由于河上肇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缺乏了解，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唯物史观的，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作“经济史观”。同时，他又是从信仰人道主义的路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这段评论中实际是提出了自己的应重视提高道德对社会经济进程的作用的意见。
***虽然没有接受河上肇的把唯物史观称作经济史观的意见，但他对经济学的稔熟和对人道主义的热情与河上肇十分近似。因此，他在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评论时，也同河上肇一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政治法律与精神方面因素影响于经济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重视不够。
关于阶级斗争，***一方面认识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他的唯物史观密切关联，阶级斗争产生于一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由于经济利害关系发生的压迫和反抗压迫的斗争，它是被压迫者阶级自觉的一种表现。同时认为这种阶级斗争与生物学和社会学上以宇宙间一切生命的“自我发展”为根本动机的“竞争”有相同意义。
***与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对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十分熟悉。他很容易便找到斯宾塞对阶级斗争的解释：“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
斯宾塞好像在说，个人的利己心形成了阶级的利己心；阶级的利己心促使同一阶级的人去争夺社会总收入中那属于自己应得之外的部分，而其他阶级由于同样的利己心，也要去进行同样的争夺，阶级斗争因此而起，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因此而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