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于渼于二爷来干啥，李连春也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其实当年，于家已是这一带著名的大户人家了，不能总卖地开当铺和钱庄啊，得干点更大的事呀。可干大事，就得名正言顺，就得有“字号”。
于渼这辈子，也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了。
清代初期，出关汉人的垦耕多限制在沿边地区，有的还要“春去秋归”，后逐渐由南向北推移，逐步定居。也就是由喀喇沁、土默特、热河一带向北扩大垦殖范围。乾隆末年，辽河沿岸各地已经“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并开始远达松花江流域。于家就是这样。
他听人说，要想发，就得经营房产和买卖，于是于家到达东北的第三代先祖就决心要改一下原先于家的“丰聚当”这个字号，这才能干大事。可是改字号，起字号，还要做牌匾。他记得小时听爷爷和父亲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能找到一个又懂学问又会手艺之人来为于家起匾号做匾牌，那是心想事成啊。本来，他家当时在双辽的郑家屯也开着一个小木铺，他请了林长青做木铺的大柜。林长青暗中收留李连春，于渼并不知。因这是林长青的私事，他也没去过问。可是那天他路过林长青家，却正好碰见林长青对李连春“发火”。
事后他一打听，李连春人品好，手艺也不赖，于是心中就萌发了一个主意，何不辞退了林长青，让李连春接管于家木铺，而且，也顺便让李连春给起个字号，并刻个匾，挂出去。这不一举两得吗？
进了屋，李连春让妹子给于二爷烧了碗白开水端上去。
于渼看了看躺在炕上发烧的李连春的儿子，二话不说，就把钱放在炕上了。又按了按，说：“连春哪，啥也别说了。今儿个这钱，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李连春也是山东棒子脾气上来了。他说：“老爷，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死活不能要。”
于渼说：“那好，我说了吧。”
于是，于渼就把想让李连春接管林长青职务，出任于家木铺作坊大柜，并为其家刻作坊买卖招牌的打算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又加了一句：“连春，我看人，主要是一看人品，二看手艺。这两条，你都具备。这钱算我先付给你的工钱。这总行了吧？”
“这……”李连春一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二爷！”李连春起身就要给于二爷跪下，“二爷，是你救了我和孩子！”
于二爷一把将李连春拉起来，说道：“连春，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于家从来是同情闯关东的家乡父老。这样说来，咱们不正是乡亲吗？乡亲乡亲，人亲水亲，心亲情亲。连春哪，你就答应了吧。”
“俺答应！俺答应！”李连春拉着于渼的手，一个劲儿地擦眼泪。于渼也一个劲儿地擦眼泪说：“连春哪！别哭了。你一掉眼泪疙瘩，我也受不了。咱们都是从苦命过来的！从此，你就好了。”
于是，二人擦把眼睛，大口喝起白开水来。
第二日，李连春就从郑家屯镇边搬到于渼为他腾出来的在郑家屯木铺院子里的一间茅草房里，接任于家木铺木活的掌柜。林长青一看，于二爷信任李连春，他也立刻改变态度。李连春也不怪罪他，安排他当木铺的外柜。而李连春，立刻着手考虑于二爷让他为郑家屯木铺和买卖刻写字号木匾之事。
那时的郑家屯，已经是著名的商贾之地了。嘉庆元年（1796年），有一位名为“正月”的蒙古族（汉文误记“正”为“郑”），在郑家屯（今双辽市区）开店，仅供过往蒙古族人歇宿，从此郑家屯便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占有大量荒地的于氏家族，在进行粮食销售、日用品购销等更多贸易时，需要远赴昌图、奉天等地，特别是大批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辽河水运。随着郑家屯贸易之地的出现，于家必须转变经营方式，要在郑家屯扩张经营。
李连春思来想去，这一日，他对于渼说：“于二爷，这刻匾好刻，但字号起名，得先要熟悉买卖的来历和根基。能否让我跟你出去一趟，到您的地号和房地产、街基走一走，访一访，这方才能起能刻。”
于渼一听，连连地说：“有道理！有道理！”
第二日，他就安排自己的儿子于文斗，陪同李连春到郑家屯于家的买卖走访一遍，以便调查刻版。安排李连春考察于家买卖，这让于文斗着实费了一番心思。这天，于文斗问李连春，考察何干？李连春答：“刻版是实物表达，起名为精神所感。若要起名并刻版，必须全面了解其字号之立意，来历，还要经过用心琢磨才能化做木版而刻就。”于文斗一听，有道理。于是，他决定带领李连春再去一趟辽河口上的重镇北三江口，到那去看看于家买卖的状况。
李连春也同意去北三江口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