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从不穿皮鞋，而只穿布鞋，黑色或藏青色的方口布鞋。农村妇女纳的千层底儿，密密匝匝的，很结实耐磨。鞋帮是用青布条绲过边儿的，看上去很精致，穿着很透气、很柔软、很舒服的那种。他不穿皮鞋，不是买不起，而是不喜欢，嫌它不透气、嫌它硌脚、嫌它娇气。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布鞋，同事和同学就没见他穿过相同颜色的。更绝的是，谁也没见他洗过、晒过布鞋，难不成他穿脏了就扔？或者说穿脏了就送人？这么看来，他的穿戴以舒服为第一原则，或者说，他只为自己穿戴。怎么叫为自己穿戴呢？譬如，中山装的袖口、领口、前襟和口袋角都磨毛了，他仍然穿着，他的理由是：磨毛了咋的，磨毛了并不影响整齐和保暖嘛。
满脸麻子以外，曹老师还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人家有的，他也有；人家没的，他也不具备。人家不高，他也不矮；人家苗条，他也不胖。就那么一个人儿，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就像海里的一滴水，戈壁滩的一粒沙，天空中的一颗星。
可是，就是那么一个人儿，接触过的人就没有一个会忘记的。这就怪了，怪就怪在他外表与众相同，性格与众人大相径庭。这就像电脑，看上去外表一个样儿，黑色、方形、满身键盘和窟窿，但内存、速度、显卡、硬盘什么的，却迥然不同。而起根本作用的，不是外表，却是内在因素。
他的内在因素跟别人一定是不同的，不然，他走路为什么总是那么目不斜视、急急匆匆的呢？就像人们只见麻雀蹦来跳去而没人见过麻雀走路一样，也没人见过曹老师闲庭信步，更没人见过他优哉游哉地散步、踱步或莲花碎步。当然，也没人见过他跑步。实际上，师生们在校园里几乎看不见曹老师活动的身影，他的活动轨迹就是两点一线——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宿舍。食堂也很少去，打饭、打水、买菜什么的，都由汪勇代劳。汪勇是他的远房侄子，高一学生，学校篮球队队长兼中锋。
大多数时候，同事或同学总是见他在自己的房间门口，一个四脚的、方方的、齐腰高的大凳子，两个矮矮的、方方的、尺高的小凳子，一边是曹老师，一边是汪勇同学，叔侄俩面对面坐着，一人一个牛眼睛大小的祁门瓷酒杯，把盏品酒，自得其乐。两人都不说话，也没什么下酒菜，不是一碟花生米，就是一小碗掰碎的油条或麻花，就那么悠悠闲闲地坐着，就那么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闲云野鹤一般，宛如戏迷盯着戏台看戏般，看着门前人来人往——拎着暖瓶打开水的，端着饭碗打饭的，走来走去背单词或课文的，或者，就是装着散步的样子、背单词或课文的样子。更有胆大的学生，找一两个英语问题，踟蹰着上门来向曹老师请教，以此借口来一睹曹老师喝酒风范的。
因为学生们听邱老师说，学校来了一个魏晋名士式的老师，他的喝酒与其说是品酒，不如说是风度的展示。被高考所苦的学生太需要一睹魏晋名士的风采了，他们羁绊的内心需要魏晋名士式的释放或宣泄。曹老师既有刘伶式的嗜酒如命，又有王子猷式的不羁，还有阮籍的孤清和高傲，或许还有东床袒腹者王羲之式的吊儿郎当。
慕名而来的学生听说，曹老师喝酒是有自己的一套程序的，换句话说，他喝酒的仪式感很强。有人说他是故意表演，就是现在所说的作秀。但曹老师从来不承认，就像他从来不邀人喝酒、给人敬烟一样——从不。
他喝白酒（那年头，大堂里的柱子或墙壁上贴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条幅的供销社里也就能买到白酒，红酒、黄酒压根儿就不见踪影），但他不像别人那么喝，所谓“感情深，一口闷”，端起杯子、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这完全是酒鬼的喝法。他不是酒鬼，他不酗酒；而是酒仙，酒仙怎么能那样喝酒，糟蹋粮食、暴殄天物嘛。“酒是粮食酿的，糟蹋粮食，该打五十（大板）！”他曾笑眯眯地对汪勇说。
因此，他端起杯子喝酒之前必定半天不说话，目不转睛地凝视前方，深深吸一口气，放松，再放松。然后，郑重其事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一口，赶忙闭上嘴，紧紧地闭上。不但抿紧嘴唇，还用右手掌捂住嘴，紧紧地捂住，像用扳手拧紧阀门一样。过了半晌，才大大地张开嘴，如释重负，极其享受般，满脸漾出喜悦的神色，仿佛享受了人间至味，陶醉而满足。又好像沙漠中久渴的人喝到水，似乎饥饿无比的人吃着美食，宛如守财奴得到了大笔金钱，恰似极度疲累的人安然躺下……恕我没有笔力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幸福和满足。反正，每个麻点都散发出熠熠的光芒，仿佛阳光照在湖面上，反射出粼粼的波光，一派祥瑞。
因了他喜欢喝酒，校长曾经请他去陪评审学校教学工作的上级机关检查团，发挥他的专长。可当他听说是陪人喝酒，立即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黑着个脸，一言不发，立马离开了校长室。校长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骂了声“这头犟驴！”目送他远去，无奈地摇摇头，无计可施。
但他后来跟校长解释了拒绝的原因，他说：自斟自饮是享受，被人按住头喝酒是难受。我在家喝酒是享受，干吗去酒席上遭罪啊？校长听了，既爱又恨，啼笑皆非，说，你啊，不管是享受还是难受，就是不顾别人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