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每到开工资的日子，我就想起姥姥。
1960深秋，正在沈阳读中专的我忽然接到母亲的信，得知全家被遣送农村，我急三火四赶回抚顺的家，已经是人去屋空，门被牢牢地钉上了。我扒着窗玻璃向里看，只见我那些“三好学生”等奖状狼籍地扔了一地，我无家可归了……
元旦，学校放两天假。空落落的宿舍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那一夜，我这个19岁的女孩儿是在忧伤和惊恐中度过。第二天，我只好又去抚顺的姥姥家。姥姥高兴地说：“这两天我正盼着你来呢，我这有10元钱要给你。”边说边解开脖子下的纽扣，让我将手伸进她后背里去掏。姥姥有个背痛的病，每年冬天就得用棉花和布做个棉围腰护住腰背，在棉围腰里子上她缝了一个保密兜，是珍藏仅有的钱财的。我说死也不忍心要。
可姥姥却沉下脸生气地骂我不知道远近，她又怕家里其他人回来看见，气急败坏地让我掏，我看姥姥真生气了，便只好将冰谅的手从姥姥的后背，掏出了那仅有的一张带着姥姥体温的10元票，姥姥催我快揣好。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里都很不安。老想着姥姥那消瘦的面容，她要是用那钱买点吃的也能少挨点饿呀。我曾多少次暗暗地想：“等我毕业挣了钱，我要给她买好多好多营养品。”
可是，1962年春我还没毕业，就因右派家庭株连也被下放农村。五个多月后姥姥就不幸病逝了。其实，姥姥并无重病，主要是缺营养抵抗力弱，她已瘦得皮包骨头。她到底没花着我挣的钱，这是我最大的悲哀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