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粤海风》2006年第03期
栏目：回望
山西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先生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世界。
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虽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并看到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来经专家的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而那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1927年初，李济和北大地质学家袁复礼组织人将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70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全体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后就介绍实物。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1927年，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这一正式发掘报告中报道了这件事。李济在书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1900—1969），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对昆虫资源的调查、研究、利用颇有贡献，他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 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后来李济在1954年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77年的《安阳》英文本，以及1981年出版的《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等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是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后并入台湾的故宫存藏。台湾“故宫”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先生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