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2月，梁启超写《三十自述》。
梁启超30岁了，而立之年。他是可以自豪的，在同时代人中，30岁而饱读史书的不少，可是像梁启超那样，在30岁之前便已是大报主笔、著作等身，且把清廷上下搅得天昏地黑，愣是弄出一个“百日维新”，之后亡命日本，又首创“新民说”而名满天下的。唯梁启超一人而已。
无论时人是否完全同意梁启超的观点，但梁启超是本世纪初叶中国文坛最耀眼的骄子，也是人在海外而遥执中国舆论之牛耳者，对此无人可怀疑。
为什么要写《三十自述》呢？
何擎一为梁启超编《饮冰室合集》，需有小传，梁启超认为：“人之知我，何如我之自知？”这时，他还想起了好友谭嗣同曾作《三十自述》，便起而效之。
落笔便是感慨，怎么就30：岁了呢？
真是：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
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梁启超每每提及身世，总不忘记告诉读者：“余乡人也。”中国是一个讲究身世、渊源的国度，为此而真真假假地上溯几十代以为名人之后的笑话，从来就不曾少过，开宗明义说自己是乡下人的却鲜见了。
梁启超也只是在写这一类自，传文字的时候，认真地想了一番出生时间及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大势。这一想可不得了，原来当年的呱呱坠地，似乎是应命而至的：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
也是一个能给人各种机会的年代。
梁启超将以青春28的年华走进20世纪，他怎能不睥睨千古、壮怀激烈呢？
《三十自述》还透露出了梁启超的怅惘，谁说成功者没有怅惘呢？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他并不满足于“笔舌生涯”。
梁启超的兴奋点，最要者，始终是中国的时局，如他自己所言，他对政治的欲望超过了对文学的欲望。
他在文学上成功了。
他在政治上却往往是个失败者。
一个人要想成为政治家，左右政局，是需要舞台的。梁启超曾经踏入过这个舞台的中心，后来落荒被逐出了。
政治舞台只能在中国。
“八国联军”之后的清廷政治，如同被毁弃的圆明园一样，废墟和残余的雕梁画栋并存，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最终将要把清廷推向绝路，这是不可阻挡的。
重重败象，岂是粉饰可以掩盖？
慈禧太后依旧作威作福，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落日余晖，全都成了这个心狠手辣的老女人脸上的粉黛。
丧权辱国以后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呢？
简言之，诚如康有为所言，“瓜分豆剖”了。
一片一片土地，一个一个城市，或者是城市一处一处黄金地段的街区，被西方列强“租借”了。庚子以后，民气消沉，民魂荡然，一切都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维持着。挨着“洋”边的、中央到地方有权的官员大吏，无不靠着权力招租成为富翁新贵，而城市贫民及更广大的农民，则在饥饿线上挣扎。
其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为8000万两白银，从1902年起，每年交给侵略者的赔款为2000万两白银，慈禧有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观察中国政局的人们有趣地发现，自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西逃又返回紫禁城后，这个到死都要垂帘听政的老女人忽然也大行新政了，办实业、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生出洋、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等等。可是，当腐败像瘟疫一样蔓延的时候，这一切便都成了装饰，无济于事，因为大势已去。
就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30年弹指一挥间，不知昨日，焉知明日？
梁启超想起了孙中山。
他和孙中山的相识以及分手。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两颗新星，一个是新进的革命家孙中山，一个是文坛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比孙中山小7岁，又是同乡，都希望着改变中国的现实。历史曾经给了他们机缘，相识，相知，可是最后仿佛失之交臂，像大海里的两片帆，各自分道扬镳了。
1892年，孙中山借行医在广州、澳门进行革命活动时，就注意到了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康有为，并希望能与南海挽手联合，共图大。康有为提出：联合可以，但孙中山必须具门生帖子拜他为师方可。康有为实在太傲慢了，孙中山又低不下这个头，这一次机会错过了。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写大红请帖亲笔修书请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参与其事，因为康有为的不点头，未果。
孙中山要比梁启超更早亡命日本，为反清大业计，联合华侨办了一所学校，想请梁启超负责校务，又被康有为拒绝。理由是梁启超正在上海《时务报》主持笔政。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命到日本，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孙中山不计前嫌，派人去看望，并通过宫琦寅藏、平山周转达问候。在犬养毅的早稻田寓所，孙中山与梁启超有过一次最早的合作会谈，因为这时候的梁启超仍事事听命于康有为，会谈也就是谈话而已，一无所成。
随后，孙中山又派陈少白专程拜访康有为，陈少白反复陈述孙中山革命主张，并分析了清政府危机重重的时局，康有为始终不为所动，一心只想报答光绪帝的“圣恩”，而再一次拒绝了与孙中山携手。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
康有为一概拒绝孙中山，却并不是梁启超的初衷。日本冈山博物馆收藏的一封梁启超致犬养毅的信中写道：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见于此间可乎？
此信可以看出不少端倪，横滨的革命党与保皇党其时已互相攻讦得很凶了，梁启超不主张这洋，因为“有志之人既稀，何可更如此相仇！”梁宦超有意和孙中山交往，梁启超在寻找孙中山。
这一时期的中国另一名人，国学大师章太炎电是由梁启超介绍而认识孙中山的。冯自由记载觉，章太炎“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出于横滨旅次，阳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
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往来增多，用梁启超拘话说是“已订交”，用孙中山的话说，他和梁启匿之间“另有秘语，非局外人所能知”。两个人的两种说法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梁启超所说似更角切～些，少有留存的梁启超给孙中山的两封信，显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以及坦诚的批评与解释。
有一封信中写道：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交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谈为盼。
可惜的是精养轩小酌叙谈迄今未发现有所记录，钩沉史海者的大遗憾就是那些微末之节被治史者忽略了。历史总是由成功者写他怎样成功。
孙中山曾亲自到《清议报》报馆找过梁启超而未遇，从梁启超的另一封信中可以窥见一斑：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畅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为妙。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交往，是革命派与维新派试图整合，以形成联合的态势与清政府抗衡的努力。终未成功，却不能说革命和维新便是势不两立了。其实，梁启超一直存有携手之心，康有为则实在是“道不同”了。孙中山对梁启超极为看重而且寄予厚望，梁启超对孙中山，因为中间隔着偌大一个康南海，总是留着距离，殊为可惜。
就连清政府对孙中山与康、梁的动向也极为重视，杨崇伊在写给慈禧的密折中认为：
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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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清廷之敌视孙中山胜于康梁，清廷最担心的是康梁进一步靠拢孙牛山而一起革命。
清廷的担心不无道理。
冯自由曾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云：
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日：“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勘、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交。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往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临行约中山共商国是，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多少友人企盼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合作，并千方百计，乐观其成。时人曾有评论说，孙梁倘能共图大业的话，则大业成已一半矣。因为，凭着孙中山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及梁启超的文章、理论，以及他们共具的在海内外华人中的威望，没有不成功之理。
历史就是这样常常逆反了人们的期望。
孙中山与梁启超最终没有能走到一起，相反成了政治上的对手，这是两个都相当宽容的人，唯他们相互之间却互不宽容。
1902年后，康有为对梁启超约束更严，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中国未来社会选择上对革命的保留乃至反对，遂使他们彻底分开。
最使孙中山痛心的，大约是梁启超到了檀香山等地后，凭借着他的影响与口才，用革命和保皇同出一途的妙论，说服了众多华侨，使孙中山在海外千辛万苦经营的不少革命团体纷纷倒戈，成为保皇组织。
1903年冬，孙中山到檀香山，为收复“失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矛头所向当然是康梁了。从此开始一直到两个人先后谢世，未能重新聚首，相逢一笑。
与其说，这是时代的亏缺，倒不如说是孙中山、梁启超个人的遗憾。
他们曾有的相约，尽付诸东流了。
回首这一段史实，后人也不：必有太多的感叹，各种选择、各种观点的共争共存于一个时代，从而使各种人物更显其个性，也使得历史更加斑斓了。
当孙中山作为政治家艰难跋涉于漫漫长途中的时候，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叶达到了文化创作的巅峰期，翻检《饮冰室合集》，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方面的论著共718篇，1911年以前的占了431篇，为总数的一半略多。合集共920万字，1911年之前的为453万字，占了近一半。这个统计告诉读者，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创作力之旺盛、思想之活跃，都无人可比。
梁启超政治上的选择，并未妨碍梁启超成为一个文化巨人。
政治与文化毕竟门类不同，对政治十分热衷的梁启超，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30岁的梁启超不是志得意满的，甚至怅惘不少，在自述中，他说“尔来蛰居东围，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唯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
30岁以后还做些什么呢？
梁启超在自述的结尾写道：
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
塞而谁语也。
梁启超瞻前顾后，似有徘徊，似有迷离，这一切也许只是源于他对政治的希望和失望。当梁启超在文化上于三十而立时成了无可争议的伟人时，政治上一显身手的时机却还是渺茫的。他感慨着“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之后，中国究竟又应该向何处去呢？
但，梁启超是不会远离政治舞台的，他只是在等待时机，他还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样，当梁启超不断地审视昨日之我时，难免也就把康有为也审视进去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一个抱定宗旨，誓死不变；一个求新善变，以变为尊。
康有为说：“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梁启超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在彷徨求索中。”
梁启超隐隐地感到，康南海的学术与理论，使自己在创造新的学术体系和思想格局时变得障碍重重。而同时他又觉得，当一个学生不能不越过自己的先生而另走一条新路时，每迈出的一步竞又是如此艰难沉重！
梁启超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对自己说：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0世纪初，中国需要的是摧枯拉朽，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风暴式的力量，绝对离不开一个“新”字--新人、新事、新文化、新科技知识。梁启超的报章体又正是最适合普及此类文化的载体。
梁启超在觉世的呐喊中屹立着，并且走向愈加困惑的不惑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