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双方一交火便显出了总体力量的强弱，革命党中集合了一批年轻有为，章也写得虎虎有生气的人才，如汪精卫。梁启超初读他的文章，以为是无名小，及至读完不得不叹道：“好生了得！” 改良这派中，真正能写大文章的康梁而已。康有为其时名声已经太旧，又不时“衣带诏”及华侨所捐款项问题困扰，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于是便只有主帅梁启超一个人实行挑灯夜战、车轮大战。夜著作，今日与孙中山论，明日和章太炎战，后天再同汪精干，实在是累极。
孙中山长期从事反清革命，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在政治上考虑又胜过梁启超一筹--比如对中国老百姓极有号召力的平均地权”说，革命党主张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改变现土地占有关系，实行社会革命，以解决民生问题，而“举政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如果说梁启超在这场论战的最后是占了下风的话，归结起却是因为，进入20世纪的中国民众对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失去最后耐心。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实现平均地权、民主共和的愿望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而，梁启超不可能在势显然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保守主张的情况下力挽狂澜。
但，这并不等于说梁启超对种族、政治及社会革命问的所有理论都是错误的，相反在时间的观照下，梁启超的少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有远见卓识的。
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处于高潮时期的、轰轰烈烈的动，可以掩盖某些事物的本来面目。一般来说，借助着岁月逝之后的反思，才是冷峻而富有智慧的，因为成功者的光也已经黯淡了。
梁启超不赞成以反满清为内涵的种族革命。在他看辣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主张是一种简单的也是可怕的“复仇：义”。梁启超认为满人在入关之初确曾有过种种残害汉民族暴行，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满汉杂处，同朝议事，已是争之事实，“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资格”。
梁启超还认为实施种族革命会招致亡国之祸，“复仇则！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共和必致亡国”。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详述了中国不能实施主共和制度的理由。他认为中国人“既缺乏自治之习惯”，不识团体之公益”，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政治觉悟均属“未格”，离民主共和的前提条件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能武力战胜旧王朝，也必然会出现军队专权的局面，又何来议民主？梁启超还认为，退一步，就算议会成立，以中国人的质，如何运作并实现三权分立，以达到权力的均衡与制约，属不可想象。这时候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有军队背景的行政首或议会首脑的专制，民主共和徒托空言而已！
既然此路不能，还不如“君主立宪”或曰“开明制”--梁启超认为。
梁启超对革命党各项主张中最深恶痛极的大概是“平地权”了。也正是在这一关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权益所的问题上，梁启超因为坚持己见而处在了一个很不利的置上。
然而，梁启超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无论过去或现在，渗透着他对现代文明的洞察，以及他认为的中国必须“奖资本”的远见。
梁启超认为革命党以土地国有作为手段来平均地权之所荒谬，是革命党中人根本不知道私有制度乃是“现代一切：明之源泉”。
进而，梁启超又说，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从人类的利己之心出的，如果夺去一些人的土地所有权，其结果必然是使人们不去勤劳，不敢致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再有心理动力，势必从根本上“危及政体之基础”。同样的道理，梁启超也反对革命党“节制资本”的主张，他并不否认革命党有着为劳动者谋利益的良苦用心，但他又认为假如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欧美实行这一方针还算对症下药。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资本主义仅仅能见到一点萌芽，而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从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何等重要！此时此地，资本在哪里尚且不明晓，谈何“节制”呢？而是应该“奖励资本”，让资本家尽其财力。．国家则实施保护民族资本，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可以跟欧美抗衡。如是，便能够从根本上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梁启超并且警告说，如果过早地“节制资本”，势必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除了受穷一路别无他途，无异于自取衰竭。
对于革命派社会革命的观点，梁启超说：
“虽以匕首椹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日：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梁启超是本世纪初叶的中国无可争议的一大思想家，同时又是学者型、文化型的政治家。他理论中的积极与进步一面可以把他推向前进，而消极和保守的一面却不能掩饰梁启超在众多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后人常常评说的梁启超理念中或心灵上固有的保守与消极的一面，是以他的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因而是具有顽强的根底的。粱启超的多变，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的激烈言论，却又悄悄地掩盖了他的保守和消极，有时甚至给人以完全相反的感觉。比如他一度深信并认为“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与之呼应，梁启超也鼓吹“破坏”之说。
从根本上说，梁启超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到了海外汲取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决定了梁启超在政治道路上的走向。他真正顶礼膜拜、心向往之的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无血的破坏”，此种演革的结果或者理想是美好的，世上也不能说绝无仅有，可惜在中国行不通，或者说变革时期的中国历史无可奈何地已经选择了革命与破坏。再者，梁启超无法回答革命党的反诘：百日维新平和而有秩序，皇帝诏令变法绝对谈不上破坏，可是谭嗣同被砍头了，你说不流血行吗？
改良时代过去了，无论如何。
梁启超是目送这个时代过去的，却心有不甘，仍然编织着改良的蓝图，惧怕革命与破坏的到来。正如他对康有为所言：“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梁启超畏惧破坏和暴力，认为“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计；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这是梁启超的仁爱与智慧，可惜成了抱残守缺的借口。倘若此时梁启超不是与革命党对立着死战，而是革命党中一个理论权威的诤言者，则革命与梁启超都将大放异彩。
对温文尔雅的变革的向往，是和梁启超温文尔雅的气质性格相一致的；同时他又不能受到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制约。康梁是一段历史，曾蜚声世界，但后来却也成了包袱压着梁启超，师门旧谊及康有为的顽而不化，总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至于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影响，可说是最为举足轻重的，这是两个人的互爱及友谊使然。他告诫梁启超只有“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才能够“君权民权两得其平”，而不应“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
革命党中汪精卫等发表的《民族的同家》、《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文章，也让梁启超大伤脑筋。革命党中人抓住清政权已成为卖国政权的立论，并注意划清统治者和普通满人的界限，这就破了梁启超的“种族复仇”论，在政治革命问题上，《民报》认为没有革命的剧变，就不可能真正开启民智，此论一出拥护者甚为众多，大家都盼着革命了。
梁启超的追随者，《新民丛报》的读者群，纷纷倒戈，投向孙中山及《民报》。
双方死战正酣时，正在中国大陆求学的高一涵后来回忆说：
“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及《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显而易见，论战双方思想理论的传播已经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一江春水向东流矣！
是役笔下死战，革命与改良两派在国内外20多种报刊上先后交锋，历时两年余，论战文字超过100万言，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虽说其结果是梁启超不支而落败，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梁启超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但这绝不是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是不足取的，他的学识与才情依然熠熠生辉。
梁启超认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理念，在其时是超前而英明的，他认为：
我中国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
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
死战的结果，却是梁启超始所未料的。
后人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这两派论战的一胜一败，正是革命党有了梁启超这样一个“言论界之骄子”的对手，才使这场论争的影响扩大至极限，并且为以后的中国的变革实行了一场世纪舆论总动员。
胜败并不重要，参与了拯救中国的世纪动员才是重要的，至少梁启超应属败而无憾。
1906年11月，梁启超通过徐佛苏向革命党人发出了停止论战的建议，宋教仁的日记记下了徐佛苏的一席谈话，可以印证当时：
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
“梁卓如于
《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舅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
日记中所记的徐应奎即徐佛苏．．梁卓如即梁启超。
同年，《新民丛报》第1l期发表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正式呼吁停止论战。但，革命党方面，孙中山、胡汉民等均不以为然，未加理会。梁启超只好自己收兵，结束死战。1907年4月，《新民丛报》报馆及上海支店接连遭受火灾，加上书局营业不振，难以为继，8月，《新民丛报》停刊。
一个阶段结束了。
永存于人间的是它的过程，是万众争阅《新民说》的前天，也是死战革命党的昨天，梁启超抚着最后一期《新民丛报》不忍开卷。告别读者，这对他来说才是最痛苦的，可是他实在太累了，已经力不能支了。以梁启超的敏锐。他怎能看不到当时在中国的潮流所向？他可以坚持自己的不少观点，他仍可为自己的某些立论及学说自豪，无论如何，他却是落伍了。
这总是在撩拨他心绪，又使他不得安宁的政治啊，梁启超想，我何苦来着？写文章办报不是挺好吗？
是年隆冬，梁启超蛰居横滨乡下。
横滨乡间小路，梁启超独自漫步，那风刺骨也刺心，万里投荒不觉又是一年了，三十初渡，百事茫然，天上彤云，脚下旷野，却都是陌生的，异乡哀日寸客也。
梁启超难得有此时的寂寞。
梁启超是不甘寂寞的。
那不是一个寂寞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