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上层路线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衮衮诸公，有谁不是“龌龊保位”的？
真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平心而论，康有为的前仆后继也不是毫无所获。帝党中人如翁同稣、孙家鼐、艾廷式等一直在注目康有为，并不时在光绪面前有所荐举，埋下了伏笔。而这也让西太后及后党之人痛恨到食不甘味夜不寐席的地步。
何谓事业有成，康有为的解释是：有朋友，有对手；有出类拔萃之朋友，有势匈力敌的对手；则有望也，有大望也。
对手是不用找的，自己会跳出来。朋友却需要了解、联络、应酬，大胆交往，小心维系。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汗漫舫里讨论着“群体”的事儿。
康有为说：“中国士人向来散漫，不敢相聚讲求，只知坐而论道，倘若思开风气创一新鲜局面，非合大群不可。”
梁启超似乎对此已有考虑，想到了更深一层：“合群就需会议，合大群就得大会议，如在外省，一个地方官便足以制止。凶之需得合群于京师，且有若干官员参与，则方可登高呼远，使八方响应。”
康有为深以为然，两人商定先办一张报纸，再设会，进而合群会议，达到以歼风气之目的。
办一张报纸的前景使康梁二人喜不自蔡，可以发表同仁的文章，可以传播自己的观点。但思虑之下，还是应以介绍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史地、风情为主，以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同时发挥公车上书的主旨，讲富国强兵之道，维新变法之源，故而取名为《万国公报》。
1895年8月17日，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精心策办的《万国公报》正式发刊，逢双日出版，首期刊印千余份，委托送《京报》者代递，“分送朝士，不收分文”。
梁启超的办报生涯实由此开始，《万国公报》上每期一篇的言论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难怪御史杨崇伊读后便说：“此等文章不是康有为便是梁启超所写，总之‘康党’不甘寂寞也！”
总有人希望别人甘于寂寞，在寂寞中死去，他自己却决不寂寞。
1895年的11月初，北京秋色正浓。
康有为与梁启超相约，去陶然亭饮茶，并商议成立强学会一事，急需商定的是：领衔者何人为妥？
饮茶，康梁所同好也。公车上书前后忙于政事，就连饮茶也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广东人讲究饮茶，除了茶好水好以外，还得有时间慢饮慢品慢聊，今天算是得费余了。到得陶然亭是上午10时，在茶室里落座，一壶功夫茶沏好，得稍稍浸泡片刻，第一道茶还要回壶。阳光暖暖地照着，秋风凉凉地吹着，窗外是一大片芦聋荡，轻柔地摇曳于阳光之中。
一边品茶一边说陶然亭的掌故，竟然忘记所为何来了。
康有为：“陶然亭始建于康熙三十四年，其时的工部郎中江藻于古寺慈悲庵中建敞厅三间，取名为陶然亭。”
梁启超：“当是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笑一陶然’。”
康有为点点头：“其实，此园一直是荒凉的，园中多杂草、芦苇、水潭，这便多出了一份野气。还有芦苇，自生自灭自强不息，岂不如同我等布衣乎？”
说到这里，康有为似乎有些伤感：“卓如，你我常被人斥为狂生、狂徒，究竟何狂之有？”
梁启超：“便似这芦苇，偏偏不去豪华宅院做小摆设，就在荒凉处站着，任它夏来青冬来黄，无大欢喜也无大悲伤，在那些万紫千红看来，不也显得狂态毕露吗？”
康有为目光里难得笑盈盈的：“有道理，‘就在荒凉处站着’！”一摸茶杯，那茶已凉了。自然是换茶叶重新沏上开水，接着又是一番议论。
梁启超言归正传了：“我想强学会的宗旨应该开宗明义、简便醒目--探求中华民族自强之学。”稍作停顿，梁启超又说：“这发起人的领衔者，似应既与我等有同气相联处，又有官方色彩也可借此保护，您说呢？”
康有为略作思考：“翁同稣如何？”
“不妥，离皇上太近。”
“也是。常熟太过谨慎，恐也无此胆量。李端菜呢？”
“也不行，离皇上又远了点。”
两人沉思良久，目光一碰不禁同时脱口而出，道出一个人名来：“文廷式！”
联络之下，不仅文廷式应允参加，还有陈炽、袁世凯、徐世昌等方面要员。站在背后支持强学会的则有翁同稣、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就连其时正在做着“伴食宰相”、“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表示愿意捐银2000元。李鸿章此举却为“帝党”要员陈炽所拒绝，甲午之后丧权辱国，人人皆日李鸿章可杀，“虽身存而名已丧”，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了。
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内，秋风落叶之际，强学会正式成立。规定：强学会中人定期集会；购置图书、仪器，尤其是欧美史地、人文及科技新书。当时购买这一类书籍之不易，已是后人所不能想象的了。梁启超痛切地感到中国士人往往不知道世界之大，便想购置一张世界地图，在北京各家书店“遍求而不得”，后托人从上海购得一幅。购得之后又如何呢？不要说中国的芸芸众生了，即便是读书人，又有几人去玩味地图、看那蓝色海洋包裹着的地球，又有几人会去思量造物的奥妙，于经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呢？
梁启超若干年后忆及当初感叹道：“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壁，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
除此之外，强学会还倡导“翻译西书，传布要闻”。
1895年12月16日，《万围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
北京有了这样一张报纸了：公开宣传西方科技之发达，公开评论中西社会之得是，公开呼吁中国唯变法维新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不消说，这是19世纪末年，以康梁为主导，中国曾有过的让思想冲出禁锢的尝试。
《中外纪闻》居然能一期发出3000张，这使主持笔政的粱启超十分雀跃。
《京报》送至各官室富户人家，初衷是企图影响这些京城中握有权柄的人，哪舶道后来却成了“谣言谋反”、企图结党的证据。御吏杨崇伊便断章摘句、危言耸1斤，上奏朝廷，谓强学会贩卖西学、攻击国体、要挟外省大员，破坏社会安定，请立即查禁。
军机处知会步军统领，立即行动。
跟日本人一打便输，对付几个读书人却绰绰有余。听说要“捉人”，强学会会员“纷纷逃匿”，有的甚至“破涕泣下”哀求当局宽容。京师强学会无形中已解敦，兵丁到后孙花园强学会会所封门时，一应图书、仪器、资料连同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
时为1896年1月20日。
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被禁，而此时康有为正{生联络张之洞办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奔波于粤沪之间。而北京的局面还要看一看，梁启超便听信了文廷式的一句话：“稍安毋躁，或有转机。”
光绪身边的人及朝中主张改良的官员，不甘心就此挨一闷棍；而光绪也知道实在需要有一处言路能介绍西方，以为需要时之援引。御史胡孚宸正好有奏章送达，《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光绪乘机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使之“维系一线”，由孙家鼐主持，梁启超也参与其事。但比起同仁群贤共聚一堂的痛快淋漓，已是暮气沉沉的了。报纸还是不能办，没有广布舆论的阵地，不能痛陈时弊，梁启超于心不甘，感慨时局维艰，办报之心愈切！
官书局里无所事事，闷得发慌。
1896年的初春时节的北京仍然寒气逼人，好在还有夏穗卿，每日对坐，竟也心生暖意。
忽一日，有人造访找康有为。梁启超告之南海先生已回广东了。
此人便是谭嗣同。
谭嗣同知道梁启超是康南海门下高足，公车上书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却不知其人。此人自称是湖南浏阳人，眉宇间透露出一股精明强悍之气，而灼灼有神的目光中却有深深的忧思。言及甲午兵败，慷慨激昂，谓：“丧权辱国者无一不是贪官泻吏，人心不古，世无清风，不敢言义，不敢言死，唯听举世滔滔皆言利，兴我亡毅均在我也！”
梁启超顿时被谭嗣同的谈吐所吸引，便问：“下榻何处？”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梁启超仍住在新会会馆，相距不远，便邀谭嗣同到住处畅叙，顺路又去贾家胡同的一间小屋想拉上夏穗卿。正在自斟自饮的夏穗卿已有三分醉意，却硬是把他们二位留下来了：“薄酒、烈酒、苦酒，均是待客之酒；唯官场豪宴乃为毒酒。二位倘坚辞，则视我杯中物为毒酒也。”
夏穗卿的小屋也实在太寒酸了，一床一桌两把椅子，别的空间堆满了书，3人同桌，有一人需坐在床上，桌子上倒是空空如也，3只酒杯一碟花生米而已。
谭嗣同兴致很高，便出门去了一家熟食店，拎回一堆下酒菜。
梁启超与夏穗卿相交已有几年了。
夏穗卿杭州人，光绪进士，1890年授礼部主事。1891年，梁启超第一次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偶识夏穗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学富五车的夏穗卿是梁启超“江外佬”朋友中的第一个，学问以精、深、怪闻名，梁启超常常与之辩论，结果如梁启超所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
两个人吵得热烈也吵得艰难，因为梁启超说广东官话，夏穗卿是尖声尖气的杭州腔，常常是吵到紧要处，都要求对方“你再说一遍”，吵来吵去，夏穗卿便说：“走，喝酒去。”因为还没有吵出结果，梁启超只得跟着去喝酒，可是喝酒之后梁启超便更不是夏穗卿的对手了，一则梁启超酒量不大，二则夏穗卿有酒助兴，思维更加敏捷。
尽兴而归时，夏穗卿问：“我们吵了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原是官宦子弟，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教子极严。谭嗣同幼年丧母，为父妾所督，自幼好学，并且“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弱冠之年即从军新疆，为刘锦棠幕府。以后游历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地，体察风土人情，物色壮士豪杰。谓：“此生若是平庸而过，枉为七尺好男儿！”
谭嗣同自己也惊讶，与梁启超、夏穗卿均为初交，却如同至友。他走南闯北10年，什么样的地方口音都听过，所以梁启超的广东官话、夏穗卿的杭州话均不影响与之交谈。
话题最热烈的还是战败议和，割让台湾，谭嗣同去过宝岛便略叙岛上日月潭之美景，高山族之风情，据谭嗣同考察，台湾一地祖宗来自福建的为多，广东也有。台湾人以整只大虾煮汤，味带酸甜；并好食香菇、木耳均与福建同。茶以乌龙为主，香片为辅，乌龙中出名的是采于云雾山巅的冻顶乌龙，是乌龙之味兼有绿茶之祷碧，可谓一绝。
夏穗卿：“干一杯，我还有话请教二位。”
一杯酒下肚，夏穗卿却转身取来纸墨笔砚，眼睛似开似闭，画了一张中国地蛩：“倘若再割地以外人，你们猜先割何处？”
梁启超：“还要割下去？”
夏穗卿：“岂能不割？比如一个西瓜既已切下一刀，便只有再切，你想食之，别人也想尝一尝。国运式微，贪官当朝，战之既不胜则不战，但又要图享乐做万寿，如西太后之在颐和园，不割怎么办？只要北京不割出去便算太平盛世。”
谭嗣同：“除了割地，当朝已无事可做了。”
夏穗卿：“非也！尚有另一割。”
谭嗣同：“愿闻其详。”
夏穗卿：“割尔等的头。”
谭嗣同默然沉思，梁启超以为只是夏穗卿的戏言，便道：
“兄与我等同赴菜前口？”
夏穗卿不答，随口吟出两句诗来：“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
自此以后，这三个一见倾心的朋友，天天见面，天天豪论，也少不了饮酒。论学问的根底之深，夏穗卿不让梁启超；论对现状不满态度之激烈，梁启超略输谭嗣司；至于西学，谭嗣同是认识梁夏之后发奋钻研的，凭着他的才情与思维敏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谭嗣同常常一边倾听梁启超放言大同三世说时，一边冥想世界之未来。而梁启匿所惊讶者却是康有为的“微言：大义”，与谭嗣同的侃侃而谈何其相似。夏穗卿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不发一言，他用目光与至友交谈，或赞许或困惑或不以为然，但总黾真诚的。倘若开口便是怪论、妙语。
他们并非只是谈维新、革命。
这些19世纪末的中国青年饱学之士，他们对世界的怀疑是因为他们所学折知甚丰，而不是胸无点墨者的无知之言。有一次，他们谈佛教、佛经，那个串代的文人学子没有不研读佛经的。夏穗卿终于开口了：
“《楞严经》是段的。”
梁启超与谭嗣同愕然，然后自然是一番争吵：“这自古相传法轮常转中传播的登文，怎么会是假的呢？”
“你去读。”夏穗卿如是说。
夏穗卿厌世太深。
梁启超“凡事都有兴味”，欲望太强。
谭嗣同则刚烈愤世，如火如炽。
朋友是不必凡事相同的。梁启超说：“受夏、谭影响亦至巨。”谭嗣同则谓自己‘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梁启超致信康有为，力荐谭嗣同：“敬甫之子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
夏穗卿却依旧静穆，依旧饮酒。
梁启超要去上海了，为《时务报》事。
谭嗣同要去金陵了，遵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
夏穗卿还住在北京贾家胡同那一间堆满了书与酒瓶的小房间里。偶尔写一首小诗：“冰期世界古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