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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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鸿沟，像阴影般无处不在，深入骨髓。这是一个套中套的故事。“猎物”突然成了试探者，到底谁是猎物？谁是猎人？
我，夏秉秋，查丽丽。
我们三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年前，柏林自由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我们的关系如下：我和夏秉秋同时被邀请参加会议，夏秉秋是德籍华人，常居柏林，而我从上海坐德航经法兰克福转道柏林。我们素不相识。至于查丽丽，她是我十八岁以后的闺蜜，这样的关系已经延续了差不多另一个十八年。那一阵她正好在德国修最后的MBA课程，有个短暂的假期，于是她决定来柏林和我见面。当然，与此同时，也见到了同样素昧平生的夏秉秋。
就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是相当新奇而愉快的。毫无疑问，我和查丽丽都很喜欢夏秉秋，这位戴深色琥珀框架眼镜的中年人，消瘦，严肃，同时又拥有一种微妙肉感的幽默。他带我们在暴雨中的柏林博物馆岛转了两天，又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的广场享受了一下午咖啡时光。这两件事也可说虚荣，也可言着实快乐充实，单看你如何理解。反正我和查丽丽为此相当着迷。
为了较为精确地复述当年这段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我得把我和查丽丽，以及我们之间的联系再次简单介绍一下。我和查丽丽都出生于准工人阶级家庭，以我的资历和后来累积的人生经验，我猜测早年的查丽丽孤僻、内向，相貌清秀但略显平板。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接受了还算不错的教育，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发展；同时我们还热爱时尚，经常添置一些光鲜的衣物。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的家庭背景在一些非熟人圈中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不好估量。在那个阶段，还有一方面我和查丽丽非常相似——对于比我们穷或者看起来比我们穷的那一类人，我们几乎完全不感兴趣。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远离他们……
当时我是上海一所二三流高校里的普通教师，之所以有机会去柏林参加那次会议，真正原因是系主任另有急事，当然，他平时打量我的时候，眼神里也常有一种不难猜测的异样……不管怎样，我完全就是个替代品，就连会议上我的席位卡也是匆匆赶就，其间还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然而，无论如何，出席这样高朋满座、名流云集的会议，着实让我兴奋激动了一下。正是出于这种微妙的心态，我联系了在另一个城市里的查丽丽。
“我在柏林……开学术会议呢！”
我听到电话里自己那欢快雀跃的声音。
现在就要讲到我的另一个奇怪的爱好，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具有一种辨别声音的能力。其实事情本身远远没有这么玄妙，或许，只是我的听力较于常人要更敏锐一点……那些更细微的、被常人忽略了的东西，它们，在我的耳朵里，被有效地放大并识别了出来。确实，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查丽丽的声音：
“是吗是吗，学术会议？有很多人参加吧……”
查丽丽的声音一直有一种向上飘浮的意味。她的声音和她现在的职业走向是一致的。她读MBA时向我借了一点钱。她很直率，这是她的好处。她坦坦荡荡地告诉我，对于她来说，修这个学位只不过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找个好工作。当然，运气好的话，在这个过程里，或许她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
查丽丽向柏林自由大学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着，与其说她来看我，不如讲，她暗暗觉得，在这个高规格会议的某个角落里，正暗暗地藏着那个“合适的人”。
这种小把戏小心思我也有，所以她即使不明说，我也完全明白。
开会的人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很有礼貌地向我打招呼，微笑，有点狐疑地看着我，再次微笑……最终，他们回到自己的圈子里去，把我孤独地甩到了一边。
夏秉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陪我一起吃自助餐，在校园里散步，我拿着系主任发言稿代为朗读的前一天，他还特意交代了一些国际会议中必须注意的细节。你知道，这样一个人的出现无法不让我感觉温暖，甚至都有点涕泗横流的感觉了。
发言结束后，夏秉秋约我第二天下午去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的广场喝咖啡，而就在那个傍晚，查丽丽到了。
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们三个人，不，还有另一位夏秉秋的朋友，那是一个下巴浑圆、脸色微红的中年人，和夏秉秋差不多年纪……夏秉秋含含糊糊地把他介绍给我们。此人姓葛，于是我们都唤他作葛先生。
葛先生话不多，好像有着什么心事。当然了，也有可能他只是要把说话的时空留给夏秉秋。夏秉秋一直在不停地说，而葛先生默默地喝着咖啡，偶尔停下来看一眼夏秉秋，微微笑一下。
他俩看起来交情不错，仿佛还挺默契似的。但很快，我和查丽丽的注意力就被夏秉秋见多识广、古怪精灵的谈话吸引过去了。
夏秉秋先是讲了一件与声音有关的轶事。他说，很多年前，他曾经在东德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奇怪的男子。那人的工作是收集不同的人的声音。譬如说一连三个月不见雨水，他便要背着沉重的机器收集水务局官员的声音；或者是一连十天淫雨不止，此人又得背同样一部机器收录水务局或者是天文台的官员和木屋居民的声音。
因为夏秉秋讲到了声音，我觉得有趣，于是手肘撑在咖啡桌上，望向正滔滔不绝着的夏秉秋。
很显然，查丽丽也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张大了嘴巴，像是要把夏秉秋一口吃下去似的。
而这时，夏秉秋突然话锋一转：
“对了，你们知道王道士的事吧？”他把头转向查丽丽，很快又朝我侧过来。
“王道士？”
“是的，就是敦煌那位王道士。”夏秉秋冲着我们挤挤眼睛，就如同一个偷藏了糖果的调皮小孩。
夏秉秋说，那位王道士，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后来还把敦煌珍贵的经卷卖给了外国人。故事的前半段大家都知道，关键在于后面那部分。按照夏秉秋掌握的材料，王道士后来没有那么多真经可卖，就开始伪造经卷，他使用了一种简单却又离奇的方法：用1、2这两个数字组成混乱的图案，这种上下左右、颠颠倒倒的组合，成功而完美地骗过了购买者以及观赏者的眼睛，直到几十年以后，才被研究者发现。
……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阳光明丽的柏林下午，从头到尾都笼罩在一种纠缠迷离而又有些诡异的氛围之中。显而易见，我和查丽丽都被夏秉秋迷住了。他在讲述一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比我们的要宽，仿佛也比我们的要高很多。我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种东西，围住那种东西，就如同我们当年去高级商厦闲逛购物一样。我和查丽丽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睛里的光亮。
我们太相互了解了。
而那位葛先生，对了，我们差点完全忘掉了那位葛先生。他一直低头不语，比我们每个人都多喝一杯咖啡。直到夏秉秋口干舌燥、说话暂告一段落时，他才悠悠地说了几句话。
话虽不多，却着实让我们愣住了。
他表示的好像是这样的意思，说夏秉秋确实是经历丰富的人，不说其他，“他第一任妻子是阿根廷左派，第二任则是波兰的共产主义战士……”
夏秉秋轻轻地阻止了他，于是葛先生便没有把话再接着说下去。然而这样的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生活的半径，查丽丽张大嘴巴，发出一声干涩的“呵”。
而我，则清晰地听到了，从自己喉咙里冒出来的如同泉水般的“咕咕”声。
我不能判断葛先生所说的是真是假，很可能只是老熟人之间的调侃，没有确定意义的。也或许只是葛先生看到夏秉秋那天风头出尽，找点小插曲取笑取笑而已。
那天后来葛先生告辞先行，我注意到夏秉秋站起身，他们俩在树荫下窃窃私语了几句。还有一个细节，临走时，葛先生特意走过来问我们要了联系方式。根据女人的直觉，我认为他真正想要的是查丽丽而并非是我。当然，我并不在乎这个。我想，查丽丽也同样如此。
接下来，那个柏林的晚上，我、查丽丽、夏秉秋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吃饭的地方在施普雷河边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灯光昏暗，到处是啤酒杯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知什么时候又下起了雨。我记得那天查丽丽喝了很多黑啤，我则显得有些莫名的忧郁。我在临河的窗口站了一会儿，远远能看到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尖顶。白天的时候我进去转了一下，黑乎乎的墙体上残留着弹孔，几乎还能闻到二战期间炮火的气味。它就像一个受伤的庞然大物，黑暗、破旧，我弄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它。
我站在饭店窗口的时候，可以不时听到查丽丽因为兴奋而发出的尖叫声。我的心情像天边的乌云一样变得阴沉起来。说真的，我有点后悔同意查丽丽来这里相会。这无疑是一个荒唐的决定。否则的话，与夏秉秋共进晚餐的将是我，仅仅是我。我和夏秉秋会延续着关于王道士的讨论，听着雨水发出的那种微弱的声音，它落入施普雷河里，然后消逝，然后，会有另一种东西清晰地伸展出来。
如果事情是那样的一种形状，我不会突然想到那个如同阴影般的教堂尖顶，我更不会如此烦恼而又无可奈何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夏秉秋，这个男人，到底是对我，还是对我的朋友查丽丽更感兴趣一些？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当时来说，与其讲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如说只是一种微妙的感觉。说句实话，这种感觉，和我当年与查丽丽同逛商场，看到一件可心的物品，双方暗地较着劲，都企图占为己有，以此装扮自我，抬高身价，诸如此类，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查丽丽在柏林的停留时间是三天，就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我们约好三个人一起去犹太人博物馆参观。
我在旅店大堂徘徊着等待查丽丽和夏秉秋时，接到了上海学校打来的国际长途。大堂角落有一排陈列柜，我躲在其中一个后面，向事成归来的系主任汇报会议情况。正说着，楼梯上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磨砂玻璃的暗影里，查丽丽和夏秉秋，一前一后，缓缓走来。我一阵慌乱，不由得闹出了动静。
我仿佛看到查丽丽在和夏秉秋窃窃私语……我不能确定查丽丽是否把我的冒牌身份告诉了夏秉秋。虽然她并不彻底了解这次会议的前因后果，但作为一个替代品和冒牌货，我感觉后背有丝丝的寒意和莫名的恐惧。我匆匆挂断电话，夏秉秋和查丽丽已经来到面前。查丽丽有一种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表情，夏秉秋则一如既往，他一手拿着雨伞，另一手挽着卡其色的棉质风衣。
他礼貌而俏皮地向我微笑。
我感到了忧郁。
那天的中午和下午，那种熟悉的忧郁就如同柏林的湿气，紧紧包裹着我。我甚至有一点小小的结巴，我知道，当我不太想说话或者突然退回内心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口齿不清的情况。声音在耳边有很响的回声，然而并不连贯。声音的发出和散播都有一种疼痛。我尽量地远离他们，走在他们前面，当夏秉秋和查丽丽参观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假装穿越庭院，踱步小径。我留出空间给他们，有时居然也有一种自虐的快感。
当天晚上，在冷冷的雨丝里，我假装热情地与查丽丽告别。
我和查丽丽拥抱，挤出非常多的离愁别绪的话。然后，我撑着下巴，异常痛苦地告诉夏秉秋和查丽丽，我的偏头疼又犯了，这是多年的旧病，每到阴雨连绵的时候，疼痛即如游丝……
会议已近尾声，四周到处可见拖着行李、互相挥手告别的面孔。有些面孔是熟悉的，在早餐桌上我们彼此颔首招呼；也有些面孔在当地的电视新闻和报纸上频频出现；阴差阳错，这几天我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如同云中漫步……但现在，他们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而我，则再次被孤独地甩到了一边。
查丽丽立刻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夏秉秋沉默地帮助她把行李放进后备厢。
车子沉闷地叫了几声才发动。我站在针尖般的雨丝里，陷入一种全然无力的糟糕情绪当中。
那天夏秉秋是午夜以后返回的。第二天，他往我房间打了电话，约我共进早餐。在往一块稍稍烤焦的面包上涂黄油的时候，他低声地、仿佛理所当然地对我说：“我觉得你很好，我们交往下去吧。”
我从柏林返程的那天，仍然下雨。夏秉秋早早赶来送我。
“学院的接送车今天没空……”夏秉秋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回头淡淡地解释一句。
我们坐地铁辗转去机场。一路上我都在犹豫：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夏秉秋——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讲师助理。我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资格参加类似的会议。我和他是两个世界里的人，这样的交集以后不会再有，我只是身份尴尬的替代品……
说，还是不说？
夏秉秋会因此看不起我吗？他知道点什么吗？查丽丽有没有给过他暗示？如果说了，我会失去夏秉秋吗？我一路心慌意乱，还不时观察着夏秉秋的脸色。他好像也在想着什么，神色闪烁不定。
地铁换乘的时候，夏秉秋接了一个电话。我听到他嘴里几次蹦出“查丽丽”的名字。再后来，他便转身背向我，匆匆几句，结束了那次通话。
夏秉秋解释说，电话是他的那位朋友打来的。就是前几天一起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广场喝咖啡的那个，“葛先生问候你，也让你转达问候给查丽丽呢！”
夏秉秋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突然让我一阵轻松。我开始反省。或许，那刚刚过去的柏林一周本来就只是我内心的镜像，如同风吹过树梢的回声。夏秉秋其实根本就没对查丽丽感兴趣。事情的整个经过，只是查丽丽和我同时喜欢上了陌生的夏秉秋。对于我们来说，他来自一个新鲜而较高的所在。与此同时，夏秉秋则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狡黠与修养，让我们迷惑于施普雷河的阵阵涛声之中。
最后，他选择了我。
我一阵冲动，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夏秉秋。就在这时，地铁口出现了一个卖艺人，他靠墙站着，帽子放在地上，琴声悠扬。
我和夏秉秋都站住了。
那是一个打扮干净利落的卖艺人，拉琴的时候神情专注，一曲完毕，微微欠身，依然表情淡然。
夏秉秋先走了上去，朝帽子里放了一张纸币。
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我跟上去的时候突然决定了一件事情。我决定暂时不对夏秉秋多说什么。在我和夏秉秋的感情没有得到稳定发展的时候，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我会因此失去夏秉秋，至少从此以后我会失去他的信任……而现在，我们一前一后，同时走向一个街头艺人，向他的帽子里优雅地扔下一张纸币，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平等的。
我享受这种暂时的，虽然也有着危险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