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小说林》201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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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是中央大街，整趟街两里多的路面全由石头铺成，长方形的花岗岩，最小的那端冲上摆放，两边的人行道齐刷刷地种着结满了飞镖的糖槭树，繁茂的枝叶在半空中紧紧拉着手，树叶的空隙有如网眼密实的筛子，阳光被漏成细沙，撒在槽石错落排列的马路上。
这个城市有许多条石头道。石头硬邦邦，道路也就跟着硬邦邦。我觉得，唯独中央大街是软绵绵的，它的北头紧挨着松花江，水是软绵绵的。那几条石头道的两侧门脸全是板着脸的公家单位，这个局，那个委，而中央大街，整条街开着买卖，除了大百货，还有专卖手风琴、文教用品、毛线团的小商店，尤其是那家卖黑胶唱片的，仅有一间逼仄的营业室，一个营业员，三面墙全是木头架子，摞着牛皮纸袋。若有人来挑唱片，这个秃顶的老头便搬来梯子，上去给顾客翻弄那些落满了灰尘的牛皮纸袋。
我要讲的故事，要从这条街——我们院儿的老胡头说起，中央大街跟他的岁数差不多，胡姥爷七十来岁了，石头磨得如镜面一般光滑。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在西十三道街的拐角，橱窗面向中央大街，门开在西十三道街。
所有的商店，只有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一家没挂牌匾，其他的买卖都在门梁上悬着铡刀般的长条木板，可没人不知道这间两面邻街且把角的小门脸，是安德烈兄弟钟表店。
人们经过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总要习惯地停下脚步，往橱窗里探探脑袋，然后抬起胳膊，瞅戴在腕子上的手表。
老胡头的做派跟别人大不一样，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说，伪满的时候，老胡头在道外花乐大戏园的戏台上，长袍马褂地说书，摔响惊堂木时，甭说有多么神气了。老胡头手伸进衣服里面，从内兜掏出一块亮闪闪的金壳怀表，“咔嚓——”一声掀开表盖，“倏——”地闪过一道耀眼的金光。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橱窗里斜立着整齐的木格子，上面铺着深紫色的大绒布，每个格子里摆放一块已修理好的手表，等着主人来取。
二十几个格子，二十几块手表，每块表的三个表针，边发出滴滴答答的悦耳声，边一板一眼地转动着，像解放军仪仗队的士兵，按着统一的节拍，齐整地迈着正步，踩着电匣子里“嘟嘟嘟”的报时声，分毫不差。
电匣子里只报整点，零碎的时间，人们以安德烈兄弟钟表店里的表为准。
女播音员卷卷着舌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这前后差不上一两分钟的光景，大安德烈将黄铜的钥匙插入到锁头眼里，小安德烈打开窗户上的栅板。这咱，公家商店还在昨夜的梦里打鼾。马路上，有一台洒水车叫着“躲开”，像刚学话的小孩，在准和不准之间，一颠一簸地开来了。
大安德烈拨拉着密码，打开铸铁的保险柜，从里面拽出装表的托盘，戴上崭新的白绒线手套，拿起手表，拧足了弦儿，放到掌上，手心对手心地挨个擦着，其实，表蒙子上没有丝毫的灰尘，可他天天仍旧如此。摩挲过后，再轻轻地放到橱窗的隔板里摆好，那小心劲儿，好像他手上托着的是熟睡中的婴儿。有顾客取表，大安德烈将表贴在耳朵上听听，戴着白绒线手套又擦一遍，然后递到客人的手里。
小安德烈打扫卫生，擦桌子，拖地板，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比那老唱片店还狭小，可他不放过每个转弯抹角处，用过的抹布马上用肥皂水洗出来晾到日头下，比老井婆子的洗脸手巾还透亮。
西十三道街南拐角的百花园糕点店飘出香喷喷的奶香，奶油蛋糕出烤炉了。
“安德烈叔叔——”
百花园糕点店那个瘦瘦的小伙计。大脑袋，小细脖，个头儿只比我稍稍高出一丁点儿，我上小学五年级。油纸垫在掌心，一手托着一块热乎乎的蛋糕，焦黄焦黄的蛋糕上抹着一层厚厚的奶油，奶油上面撒着巧克力末和白砂糖，真让人淌口水，给安德烈兄弟送过来。
小伙计来到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门口，门四敞大开着，他却不进去，每次，都站在门口，怯生生地小声喊，如蚊子的嗡嗡声，搅和到中央大街人来人往的嘈杂中。听他的口音，这个小伙计不是本地人。
小安德烈出来，把钱放进小伙计的上衣兜里，将兜盖从里面翻出来，整理好，然后，接过蛋糕。
有时，安德烈兄弟没有正好的钱，小安德烈嘱咐小伙计，找回的零头自个儿留起来，父母不在身边，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
小伙计倔搭倔搭地回去了，不一会儿，又颠颠地回来了。
小伙计的声音像用尺子量过，同一个音调、音量：“安德烈叔叔——”
小伙计的手里攥着找回来的零钱。
安德烈兄弟呆呆地瞅着小伙计的背影，直到他拐进店后面的胡同。
安德烈兄弟点着酒精炉，小铁壶搁在炉架上，煮咖啡。大人说，咖啡闻着香，味道却是苦的。
安德烈兄弟在桌子上铺好比手绢大上一圈儿的蓝格方块布，低下头，闭上眼睛，嘴唇微微地蠕动，不出声地叨咕，他们在向上帝祷告，手指在脑门儿和胸前划过十字后，一边不紧不慢地吃着奶油蛋糕，小口地啜着咖啡，一边看早晨刚刚送来的还沾着油墨味的报纸。
大安德烈将《哈尔滨晚报》掉过来再翻过去，先看两个版面中间那竖条里的内容，这里登电影预告、寻人或寻物启事。的确，那年头的报纸，实在没什么可读的。小安德烈读《参考消息》，一字不落。
九点钟，安德烈兄弟将挂在门玻璃上的小木牌摘下去，上面写着“闭店”，戴上套袖，坐到柜台后面，大安德烈在里面，小安德烈把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和其他商店一起正式营业了。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橱窗里的手表不管怎么换来换去，没有一块我认识的，没“上海”，没“北京”，也没“海鸥”，更没哈尔滨手表厂的“北方”。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修理过的手表，表盘上全是洋字码，有些表的刻度还不是阿拉伯数字，跟老胡头的金怀表一样。老胡头告诉我，这些叫罗马数字。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不修咱们国家制造的手表，专门修理瑞士国生产的进口表，这些表有着更好听的名字，劳力士、欧米茄、浪琴、英格、梅花……那咱，我喜欢好听的叫法。
有人不明白里表，送咱们生产的手表去修理，安德烈兄弟客气地让人家换另外的钟表店。向前一条街，西十二道街，有国营的钟表店，大光明，亨得利。亨得利公私合营后就改为“北方”了，可人们叫顺嘴了，仍旧叫原来的名字。老胡头说，生活中，有些东西，无法更改，即使硬改了，痕迹还在。
安德烈兄弟修表的工钱要比国营的贵上一倍，可趁外国表的人却不去国营的店铺修理，偏找安德烈兄弟，说只相信他们的手艺。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是老安德烈留给安德烈兄弟的，也将手艺传给这双胞胎的哥俩儿。老安德烈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没见过他的模样。老胡头在下巴上比画：老安德烈，大胡子。
在我们院，有两个啥都知道的人，老胡头说起书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老井婆子，用她的话说，除了她啥前儿死不知道，其他的全知道。我更相信老胡头。
我问老胡头：“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为啥不修咱们自个儿做出来的手表？”
“不值当！”
听老胡头的意思，咱们国家制造出来的手表，就像从娘胎里降生的小孩子，出来就带着病根儿，遗传的毛病根本就治不了，治不好，所以，怎么拾掇也走不准。
“那国营钟表店怎么还给修理？”
老胡头唉声叹气：“将就着走字吧。”
将就，在老胡头的嘴里，形容咱们人的行事，是用得最多的字眼儿。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北墙是修表的台子，上面扣着挡灰的有机玻璃罩。工作时，安德烈兄弟上半个身子探进里面，拧亮台灯，用万能的开表扳手打开手表的后盖儿，将马蹄形的放大镜卡到右眼的眼眶子上，凑近表心的五脏六腑。安德烈兄弟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用比牙签粗不到哪里去的螺丝刀，拧下芝麻粒大小的零件，再用细细的镊子夹出来，放到小铁盒里，然后钳着新零件换上去。
这场景紧紧地抓住了我，一个十岁刚冒头的孩子。
我常去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站在柜台外面，也屏住气，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安德烈兄弟修表。
有一回，小安德烈见我如此着魔，拿来一块没拧上后盖的表，还把小圆筒的放大镜递到我手上，可我怎么摆弄也无法将它像安德烈兄弟那样，卡在眼眶上。我就捏着放大镜搁到眼前，凑上去，那小米粒儿大小的零件，瞬间变成庞然大物，速度快得来不及防备，就已经撞在我的眼睛上。
这是一个精密的金属世界，齿轮和齿轮咬合着，没有一丝的缝隙。
安德烈兄弟住在江北，钟表店在江南，中间隔着松花江，这可是一段不近便的路程。
江北的人要到江南来，大多办月票，坐轮渡，只在开春融化和初冬江面未封冻，走滨州铁路桥的人行道，而安德烈兄弟不分季节，天天走江桥上下班。
有人估算过，安德烈兄弟不停地快走，也得一个来小时。
安德烈兄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坏天气，刮风下雨，即使是三九的大烟儿炮天，暗天昏地，狂风夹杂着粗沙子般的雪，直扑人的脸，打得人根本睁不开眼，皮肤有如刀割，仍旧准时开门。
修表的安德烈兄弟却没有手表，也许，那分分秒秒早已刻在安德烈兄弟的脑子里，不差一分一毫。安德烈兄弟就是精确的钟表。
我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大了，也做个钟表匠，像安德烈兄弟一样有着好手艺且好口碑的钟表匠。
“你们收学徒吗？”
大安德烈摸着刮得溜光的大下巴，一本正经地说：“做个真正的手艺人，可不容易，要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人，做事儿，你能做到吗？”
这的确是个需要好好琢磨才可以回答的问题。
这天，安德烈兄弟垂头丧气地来了，大安德烈都无力将钥匙插进门锁里，黄铜的钥匙掉在石头道上，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
“他们要拆布拉维音斯卡亚圣母教堂了……”
中央大街最北头的广场矗着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四周和那高高的洋葱头尖顶已经搭上了蜘蛛网一般的脚手架。安德烈兄弟口中的布拉维音斯卡亚圣母教堂像个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死刑犯。戴柳条帽的工人正兴冲冲地抡着铁锤砸墙。
我跟老胡头学安德烈兄弟：“不就是一栋没什么用处的房子吗？”
教堂早就改为公交公司放杂物的仓库了。
“把你的魂抽走，其余都给你留下，看上去铺铺拉拉一大堆，实际上，啥也不剩。”老胡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