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字童谣（拆解“咸丰”二字）：
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争山打破头。
两个明白人
李星沅从湘阴出发，程途不远，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就抵达了广西。这位钦差大臣具有超强的政治敏感性，大致一摸匪情，就知道桂平县金田村的那些对头不是等闲之辈，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钧之重，以至于寝食不安。他老是对僚属们说：“此贼了不得，眼前诸公不是对手。”
野史中有个段子，虚构历史场景，把李星沅奉旨当钦差的地点放在了北京，安排了他跟京官曾国藩的多次会面。
段子说，李星沅奉旨当天，李曾二人深为国运担忧，彻夜交谈。第二天，李星沅出京，临行前，他按着曾国藩的肩头，让曾国藩坐下，拜道：“我看天下人，只有曾君真能打败粤贼。星沅老了，无足言者，这一拜，是为了将此重任托付给曾君。”
这个段子的创作者，意在渲染李星沅的识人有术，以及他对太平天国的造反有先见之明。当然，也铺排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宿命。虽然这是无稽之谈，然而，但凡野史的野笔，总有着落于正笔之处。
李星沅的确是个明白人，他到广西不久，就为咸丰挖掘出了隐藏得很深的心腹大敌洪秀全。咸丰把他派到广西主持军政，看来还是没有用错人。
事情凑巧，李星沅“星驰”到广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历史记载太平天国在金田举事的那个日子：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历1851年1月11日。
由于李星沅的奏报，咸丰元年正月五日颁发的清廷圣谕，第一次出现了洪秀全的名字。不知是有意贬低还是情报有误，洪秀全的名字被写成了“洪秀泉”，而且排在韦政之后。
韦政又叫韦昌辉，他的后一个名字，在历史读物中更为流行。他是广西武宣的地头蛇，洪秀全从广东来他这里做客，主客有别，因此在广西官府的黑名单上，很自然地把韦昌辉排在了首位。
咸丰终于弄明白了，广西浔州府属的金田村，窝藏着两个贼首。他们兵力不弱，有水陆两栖作战的能力。但广西既有向荣在，咸丰倒也不很担忧。只是向荣一人未免还嫌单薄，张必禄去世了，还得另派一员虎将前去协助向荣。
咸丰对赛尚阿说：“贵州总兵秦定三不久前刚刚来京陛见，此时已经出京，叫沿途各地查一查，无论他现在走到了何处，令他立刻赶赴广西，协同向荣督兵分剿。还有，让乔用迁给向荣添调贵州精兵一千名，秦定三一到，就可酌量调遣。对了，再叫徐广缙从关税款内筹拨饷银二三十万两，派员迅速解往广西，以资支应。”
这时又发生一件巧事。咸丰刚刚叫贵州巡抚乔用迁调兵，他这位昔日的老师就主动来给皇帝学生汇报了。乔用迁是湖北杨店人，但他做过南宁知府和广西的道员，在广西颇有根基。虽然如今他身在贵阳，但他对东边邻省境内造反组织的了解，似乎比广西本地的官员们还要清楚。咸丰元年正月十日，皇帝接到他的一份奏报，又喜又忧，喜的是乔老师为他勾画出了广西造反势力的大致轮廓，忧的是广西的动乱远不如向荣报告的那么简单。
乔用迁这份情报虽然重要，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广西有四十名盗匪被官军驱赶到贵州，被贵州驻军拿获。匪首瞿召保供称，他是张满股匪中的小头目，曾在庆远与河池两地抢掠，对广西各处股匪的情况知之甚详。
瞿召保说，广西天地会都是随地纠聚，自愿入伙。从广东招募来的会众叫做“广马”，在广西招募的叫做“土马”。谁有枪炮器械，拥兵较多，就是大头目。他们立了山头，便从自愿入伙的会众中，挑选孔武大胆者充当小头目。
广西是天地会的乐园。东部的平乐府与浔州府，中部的柳州府，南部的思恩府与南宁府，西南部的太平府，都有天地会活动，组织机构有“大胜堂”和“福义堂”等堂口。每堂都刻有大印，发布公文都以印章为凭。
天地会的首脑，有陈亚贵、大头羊、大鲤鱼、覃香晚、郑廷威、杨捞家、黄晚、钟亚春、颜大、陶八等人，派系约有二三十股，其余首脑的姓名暂未探明。各股人数多寡不等，每股各有暗号，或用竹牌布旗传信，或在衣带上用红布红线做标记。
乔用迁这位三朝老臣是个有心人，为了对咸丰负责，他从贵州派出差探，到广西侦察匪情。探子发现，南宁和太平二府境内，天地会发展最为凶猛。来宾、贵县、宾州、宜山，都有天地会往来劫掠。武宣、上林、平南、郁林州及所属的兴业县，还有其他会党，人数从一千到几千不等，沿村勒索抢劫。
乔巡抚最重要的发现，在于浔州桂平县境内的金田村一带。这里有个尚弟会（上帝会），啸聚万人，乔用迁认为这些人是乌合之众。而金田附近的大黄江地区存在一股水匪，船多匪众，聚泊江中，拦截商船，与金田村的那些人并不联络。
乔用迁一个外省巡抚，对广西的匪情了解如此之多，足以令广西所有的官员汗颜。他有心帮衬新皇帝，同时也有搞情报的天分。他第一个向朝廷揭露上帝会这个宗教组织，甚至报告了这个组织拥有上万兵力。至于他判断上的失误，例如将洪秀全的部下称为“乌合之众”，考虑到他本非广西官员，这个错判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李星沅和咸丰昔日的老师为皇帝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甚多的悬念。广西的贼匪究竟有多少股，怎么查不出确切的数字？那些头目究竟是些什么人？金田村以韦政为首的那个什么尚弟会，纠集那么多人，究竟想干什么？看来广西的形势向荣还是不甚了了，官军千万不能轻敌。从贵州和广东潮州派去的援兵，都要迅速发文催调。还要分别通知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四个邻省，要求交界地方的官员，协力同心，互相堵截。
咸丰元年年初，从贵阳到北京，对广西的形势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在广西前线，惟有李星沅一人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周天爵到位以后，跟着向荣一起傻乐观，认为李钦差胆子太小，夸大匪情，不以为然。李星沅只得叹息一声：“诸位等着瞧吧，以后会知道本钦差所言不差。”
一个神秘的客家人
李星沅和乔用迁都是忠心为咸丰效力的汉人官员。他们能够揭开拜上帝会神秘的面纱，尽管情报有许多缺陷和失误，但眼光之敏锐仍然值得钦佩。须知直到今天，拜上帝会早期的活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团。就连一直跟太平军作战的湘军大佬，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人，至死也未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现代人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整理，也未能揭示出它的全貌。
人们对太平天国缺乏了解，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揭开洪秀全的神秘面纱。而这层面纱是由一系列宗教活动交织而成的。此人于咸丰三年（1853）在金陵立国建都，很难说是因为他有超群的军政才干，宗教氛围的烘托是他得到万民拥戴的关键因素。
洪秀全是客家人的后裔，居住在广东的花县，距离广州不远。他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比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小一到两岁。他有两位兄长。父兄操持生计，供他念书，直到成年。他几次参加乡试（省级考试），次次名落孙山。
从这时开始，洪秀全的遭遇就有了宿命论的神秘色彩。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他决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他应该只靠自己来完成使命。
算命先生的一番话，对他影响很大。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命运的进程。
道光十六年（1836），二十六岁的洪秀才在省城参加考试。此时他的身高已超出中国人的平均高度，面目清朗，鼻梁高耸。即便按照西方人的审美标准来看，也算得上一个俊男。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基督教传教士派发给他一套宣传小册子，他毫不经意地收了起来，懒得阅读。
这又是一个宿命性的事件。这几本小册子当时虽未引起他的重视，却将影响他的一生，同时影响到中国的命运，还间接地催生了湖湘人才的崛起。
第二年，他再次考试落第，卧病不起，亲友用轿子抬他回家。他时断时续地昏迷了七天，进入幻境，看到了一些幻像。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告诉大家：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根据他的讲述，他在昏迷中被带进了天国，在天河中受洗，换了一颗新心。天使引领他去拜见端坐于帝位上的庄严老人。那人说：“你是洪秀全，你来了，我很高兴。世上的人都是我所生所养，他们吃我的粮，穿我的衣，可是无人有心纪念我，膜拜我。更有甚者，他们用我的赐予去膜拜妖魔，故意背叛我，惹我生气。你不可效法。”
接着，老人给他一把斩魔之剑，一方镇妖之玺，还有一个香甜可口的黄果。洪秀全当即着手劝化站立在大厅内的众生。即便在此天国之地，居然也有人不听劝化，甚至采取敌意。老人领他走到天国的胸墙边，叫他注视尘世，邪恶腐败尽收眼中，令他深为震撼。
洪秀全多次进入类似的幻境，接受了进一步的指示。他频繁遇见一位中年男子，天使告诉他，这是他的兄长。他还遇见了古代的圣贤，有一次他甚至听到那位老人亲口谴责孔夫子未在经典古籍中宣扬他的事迹。
洪秀全从幻境中醒来，对凡人的邪恶行为和虚伪信仰充满愤怒。他激情满怀，要斩杀欺骗世人的妖魔，把中国带回正途。每当他慷慨激昂之时，亲友们关切地照看他，惟恐他变成疯子。
洪秀全在病中所有的幻觉，是这个人物神秘性质的核心部分。这些幻觉成为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和根本起因。如果说，这些幻觉只是洪秀全的一些梦，那么根据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规律，我们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依据。如果说这纯粹是洪秀全编造出来的故事，那么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秀才，突然间虚构出西方宗教宣扬的天启，然后致力于传播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的确是匪夷所思。
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才有可能对洪秀全的那些幻觉做出至少有一些科学依据的解释。美国医学家雷蒙德指出，在濒临死亡的病患者中，普遍都会产生类似于幻觉的真实经历，而洪秀全的那些幻觉，是一种典型的濒死经历。许多宗教领袖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它对人们具有极大的改造作用。
洪秀全在昏迷中看到的情景，生动鲜活，效果强烈，对这个卧床的病人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然而，他在病愈之后回到现实的学业生涯，这种影响就完全消退了。从外表上看，这场疾病对他发生的作用，只是使他从一个欢快活泼的青年，转变成了不苟言笑的教师。
六年以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唤醒了他对那些濒死经历的记忆，此后成为他内心永恒的动力。
他有一位姓李的表弟，来到他的书斋，浏览他的藏书。完全出于偶然，表弟翻阅了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在广州得到的那一套基督教宣传册。他对其中的内容非常好奇，征得表哥的同意，借回家阅读。他来还书的时候，建议表哥不妨一读。洪秀全一读之下，立刻激动起来，他明白了大病之中濒死经历的意义，或者说，他为自己的濒死经历找到了一种称心的解释。
洪秀全把自己的濒死经历与基督教的教义两相比较，他见到的老者无疑就是上帝；那位兄长便是耶稣；站立在神殿庙宇中的那些偶像就是虚伪的妖魔。他本人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要恢复对真神的膜拜。濒死经历与书中的内容两相对照，完全吻合，双管齐下，把重任交到他的手中。
洪秀全欣然接受了使命，与表弟互施洗礼。他开始传播新的教义。他首先劝化了邻居冯云山和自己的族弟洪仁玕。此二人在洪秀全后来建立的新王国中都当上了王爷。冯云山是前期的南王，而洪仁玕是后期的干王和执政者。洪仁玕执政不久，太平天国就灭亡了。
然而，洪秀全的传教活动遭到了本村人的反对。他和冯云山结伴而行，到别处传教。他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发，一路西行，抵达广西东南部的贵县。他们找到一家姓王的亲戚，受到热情的款待。洪秀全不愿长期享受王家的慷慨好客，打发结伴而行的追随者返回花县。
冯云山这时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事先未跟洪秀全商量，突然离他而去，前往桂平县北端的紫荆山。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他把紫荆山区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培植宗教结社，名为“拜上帝会”（也有人认为就是“上帝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他们后来揭竿而起时，这些宗教结社已经遍布广西东部的几个州县，分布在流向广州的黔江和浔江两岸。在起事的队伍中，至少有若干学者和头面人物，但基层成员主要是客家农民和山上的苗民，他们都是上帝的信徒。
冯云山不辞而别之后，洪秀全以为他回家了，于是返回花县。他惊讶地发现，冯云山不在家中。他定下心来，重操教书的旧业，工作之余，从事宗教思考，写成了几本小册子，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教科书。他文才不俗，写作风格冷静而简洁。他的传道文章很少发泄自己的激情，主要照顾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或者说，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撰写了适合于中国人阅读的基督教通俗读物。
洪秀全正在潜心做他的学术研究，从广州的基督教教会来了一位姓穆的传教士。洪秀全通过他了解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于是在道光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洪秀全及其族弟洪仁玕前往广州的教会去听布道。然而，穆教士觉察到洪秀全有政治野心，入教目的不纯，因而拒绝为他们施洗。于是，他们没有接受洗礼就离开了广州。
客家人的宗教组织
大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期，洪秀全决定再去一趟广西，到他三年前曾经传过教的地区看一看。在这里，他首次了解到冯云山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决定去紫荆山看望这位朋友。可是进山以后，他得知冯云山正在蹲大牢。于是他立刻前往广州，为此事与总督交涉，他以中国政府与外国所签的条约中允许宗教自由的条款为依据，请求总督下令放人。
洪秀全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他急忙赶回广西。他得到一个消息：冯云山已经出狱，并在四处寻找他。洪秀全又返回花县，却得知冯云山已经回过家乡，现在又前往广西了。洪秀全不想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冯云山，干脆留在家中等待。他一直等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冯云山才重返家园，把洪秀全带到广西，请他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建立拜上帝会宗教组织的过程中，洪秀全并非积极的因素。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在他被捕后所写的自述中明确指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他还说，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六个人知晓立国的大策划。洪秀全在初期也许并不了解冯云山心中的大目标，即便他知道，也极少参与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所做的实际工作。
道光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南方盗抢成风，来自饥荒地区的盗匪横行无阻，官府没有足够的武力资源来加以遏止，各省乡村的百姓自行团练，保卫桑梓免受侵害。冯云山新建立的宗教结社趁此机会组建民团，有了自己的军事组织。不过，他们谨慎地将没有入会的志愿者拒之门外。不同会党之间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还有敌对的阴影。不过，拜上帝会总体上还是显著地扩充了队伍。
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这些民团组织就与官军发生了战斗。不过，这只是一些很小的冲突。这一年，拜上帝会的事业闯过了严重的难关，他们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然后奇迹般地得到解救。其中的详情很难探明，从结果来看，此年出现了两大情况。其一，拜上帝会与官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二，他们的运动从内部发生了转化，变成了谋划立国的大业，需要洪秀全来担任最高领导。
上帝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把灵感赐予了后来的东王杨秀清，而耶稣基督则通过后来的西王萧朝贵向凡人训话。如果这两件事发生在冯云山离开紫荆山的时候，就很容易令人怀疑杨秀清和萧朝贵有造假之嫌。然而，拜上帝会的追随者们对此深信不疑，使杨萧二人能够利用迷信巩固和增强自己在组织内的权势。
冯云山离开紫荆山返回广东期间，拜上帝会的男男女女当中，许多人发生了在昏迷中被神灵附体的现象。会员们记录了神灵的指示，有些杂乱无章的言辞，但大部分都是韵文。洪秀全抵达紫荆山以后，就成了最高裁判。所有的神谕都要由他来审查，确定真伪，宣布哪些是来自天国，哪些是出自妖魔。他把杨秀清和萧朝贵传达的神谕归于天国一类，他说杨秀清传达的是天父上帝的旨意，而萧朝贵口中吐出的则是天兄耶稣的指示。
那时的拜上帝会，究竟有些什么人在争夺领导权，也是一个谜团。但不管是谁在玩弄阴谋，洪秀全承认杨萧二人分别是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的喉舌，就平息了所有的异议，把运动的控制权交到了这两个人手中。但他们还需要一位领袖，这个人非洪秀全莫属。他是这场运动的源头，大部分的宣传，都是凭借他那段传奇故事的巨大力量。
拜上帝会内部这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有可能断送洪秀全的前程。他用这个办法暂时平息了争斗。
天父附身的杨秀清是桂平县的一个山民，住在平隘山，在家种树烧炭为业，并无见识。他在膜拜上帝之后仿佛脱胎换骨，变得精明能干，几乎无所不知。组织内部传说，这是天意的杰作，是敬拜上帝的神秘结果之一。洪秀全后来对他信任备至，将军国大事全部交付于他。但明眼人都知道，此人命运的转变与其说是从无才变为有才，不如说是因为发生了天父附身的神秘事件。
天兄的喉舌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峝人，农民出身，在家种田种树。洪秀全把义妹洪宣娇嫁给他为妻，两人的关系便有了家族色彩，所以他得到洪秀全重用。洪秀全对他显然有拉拢的意思，因为他已成为天兄的代理人。此人打仗勇敢刚强，冲锋身先士卒，是太平军早期最杰出的前线指挥官。
太平天国政府在将近三年之后才真正组建起来。但是，在此之前，拜上帝会曾将冯云山从桂平县官牢中解救出来，这是一个接近于奇迹的重大事件。由于这一年拜上帝会与官府进行了几次有预谋的战斗，武力解救冯云山很可能就是战斗的目标。因此，太平天国造反运动的起始，可以从这时算起。这是可以算作太平军起事的第一个日期。
显然，洪秀全那时还没有真正投身于这场运动。虽然他早在道光二十五六年就对一位亲戚提到过他要推翻满清的秘密志向，但他在实践中朝这个目标行走得很慢，至少比冯云山晚了几年。
洪秀全虽然已经成了神灵托言的最高裁判者，但是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的上半年，拜上帝会的军事组织还分属于几个领导人指挥，正在接受军事训练，洪秀全在其中的地位类似于教主，而非军政领袖。直到六月份，各支队伍才首次在桂平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金田村集结。这个行动是因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纷争而起。
争执的诱因是一个女孩。一位富有的客家人要娶她为妾，可是她却属意于一位年轻的本地人。客家富人给了女孩的父母一大笔钱，不让她嫁给本地的追求者。本地人纷纷向官府告状，官员们无法摆平这件事，他们建议本地人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这场小规模的战争中，客家人起初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勤劳活跃，能够吃苦耐劳。可是本地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又有官府撑腰，客家人被他们逐出了家园。愤怒的客家民团从周边的村庄涌入金田，寻求避难，为了躲避仇家，情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崇拜。杨秀清在村子里将他们全部接纳。
洪秀全与冯云山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他们当时身陷囹圄，被关在平南县花洲镇的监狱里，西距金田有上百里之遥。
据说他们的被捕，是因贾知县察觉他们图谋不轨，将为大患。
贾知县得到密报，称洪秀全用黄金铸造天主像，高约三尺，供奉高台之上，率徒众礼拜。第二天，发现天主像被盗，洪秀全大怒，处死二十余人。
另有一种说法，洪秀全未塑天父金身，只是雕刻木像一尊，高约二尺，人身虎头，说是天父派来传话的天使，众人叩拜，极为恭敬。
每逢礼拜日，给木像裹上黄绸，置于台上。他们找来气象预报的高手，提前三天挂牌预告阴晴，诡称天父下凡，告知气象。
密报还称，拜上帝会的间谍无所不在，五人一小队，百人一大队，身贴指头大的小布一块，腿上和手臂上各有暗号，分道而行。有的扮成僧道，有的伪装成乞丐，有的假作货郎。每到一处，就在城墙上画一白圈为暗号，想使愚民相信是天神下降。
贾知县感到问题严重，查明洪冯二人为头目，便用计将他们诱捕，同时搜获“逆书”数卷，入教名册十九本。有了证据，贾知县便向郑祖琛报告，请求发兵剿灭此会。
郑祖琛高谈镇静，自诩慈祥，每杀一人，诵佛三日，得到贾知县的报告，踌躇不决。
贾知县说：“洪秀全耳目众多，大人如果觉得他们有罪，可杀即杀，不可杀，就不如放掉。如果长久关在牢里，防不胜防。在下死不足惜，只是不想连累城内的百姓。”
郑祖琛说：“追究到底，株连太多，人命关天，还是立即释放吧。”
贾知县叹道：“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将此二人购捕到手，放掉他们，不过一瞬之间，正是所谓放虎归山，为患无已！”
于是洪秀全和冯云山出狱了，赶紧制造武器弹药，开始造反。
但这只是野史传说。洪秀全与冯云山是不是被官府释放，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更可能是，杨秀清在八月份指挥一支联军把他们营救出来。这次战斗，有人称之为“首义之战”，或称“迎主之战”。这是对太平军起事日期的第二种定义。
在被捕的人当中，也许还有日后太平天国所封的翼王石达开。此人出身秀才，富甲一方，羡慕游侠，喜欢结纳四方豪杰，交友不择人，门下食客繁多，多数是两广无赖之徒。他常与几十名健儿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乐在其中。
石达开居所十多里以外有一座山，交通要道从此通过，可是一群剧盗窃踞山上，杀人越货，过客无一幸免。一名福建商人携带巨款从此经过，听到盗情，忧心忡忡，手足无措。他早就听说过石达开的大名，于是前往拜访，备陈所苦，请求保护。
石达开答应下来，将福建商人留家居住，打算挑选壮士护送他过岭。
盗魁大怒，率领一百多名部众，找到石达开门上，打算抢劫。石达开听说强盗老大来了，立刻开门请入，说道：“壮士所要的是货财，但我想，福建客商携款离乡背井，行走万里之外，只是为了赚取十分之一的利润，也很辛苦。现在壮士要夺为己有，他丢了这些钱，何以东归？只有跳崖自杀了。我于心不忍，所以为他求情。”
于是询问福建客商带了多少钱。客商回答：“五千两。”
石达开打开钱箱，拿出五千两银子，摆在几案上，对山大王说：“聊备不腆，敬以为献，代客请命。大王若能放过此人，石某感同身受。”
山大王跟部众面面相觑，叹息道：“人人都说石先生重义轻财，我们算是亲眼看到了。我们这营生真不是人干的。既然石公有令，这位客商请上路吧，不必担心。但这些钱，我们实在不敢要，告辞了。”
石达开大悦，竭力把山大王挽留下来，设下酒宴，既是为客商饯行，又是为款待强盗。酒到酣处，倾吐胸臆，相见恨晚。宴席散后，客商告辞而去，强盗也要辞别，石达开坚持给他们五千两银子，强盗再三推却，最后收下一半。
山大王回到山中，感慨不已，总想报答，查明石达开的生日，带着金玉锦绣之类前来祝寿。石达开宴客三日，山大王也在座。有对石达开怀恨者，密报县令，说石达开藏盗于家，恐不免为害地方。县令也垂涎石达开的财富，打算侵吞，立刻率兵前来。
座客尚未散去，官兵将石达开与山大王一并捕获，扔进牢房。石达开与杨秀清早已是莫逆之交，杨秀清听说有此变故，带领部众去劫狱，随后跟随洪秀全起事，举旗造反。
总之，杨秀清率拜上帝会救出了领袖和至交，部队西进萧朝贵的家乡武宣县。他们此举是为了招齐武宣的会众，同时派人北上象州，把那里的会众召到武宣集结。
拜上帝会在武宣的大集结，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天地会有几名精英分子在此地参加到运动中来。其中有六十岁的壮族人林凤祥，此人老当益壮，后来于咸丰三年（1853）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从金陵向北京挺进；还有四十来岁的水盗罗大纲，他是天地会的头目，手下有一支二千多人的水军；最重要的新加入者是天地会首脑洪大全，他把所有的家财都献给造反活动。据说他后来成了太平天国的天德王，与太平王洪秀全平起平坐。
也有史家将洪大全与朱九涛视为同一个人。据说朱九涛在广东境内的一个山头上建立了反清的江湖组织，洪秀全与冯云山在开始传道之前曾去投靠他。但是洪冯二人认为朱老大的反清主张不如他们的基督教容易争取信徒，于是告别朱老大，去广西从事他们的传道事业。如果说洪大全就是朱九涛，那么在金田起事的时候，他与洪秀全和冯云山已是老相识了。但这是一种得不到有力证据支持的推测。洪大全在被捕后的供词中的确声称他与洪冯二人相识是在广东花县，时间也确为金田起事之前，但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占山为王的朱九涛，而自称是一名游方僧侣。关于洪大全的身份之谜，本书下文还会有更多的探讨。
天地会头目大头羊张钊和大鲤鱼田芳，都是跟罗大纲一起活跃于大黄江口的盗匪，他们也有加入太平军的意向。但是张钊去金田考察过拜上帝会，认为太平军不够强壮，成不了大事，临时改变了主意。不久，他就投降了官军，在向荣手下打击昔日的同类。罗大纲与张钊素来不和，所以他投到了与官军对立的大阵营。
天地会本名为三合会。由于天地会三字比较通俗，会中人也就用了这个俗称。也有人说，天地会就是三点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等等，因为这些组织都是它的分支。
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年间。它的组建，据说是因为少林寺的僧侣被官府焚烧杀害，志在复仇。事情也许并非如此，但因会众遵守神秘的仪式，可以推想，该会是由僧道创始。
其后，在乾隆年间，天地会开始公开对抗官府。林爽文率会众反抗地方暴政，攻击官军，以失败告终。嘉庆十四年（1809），天地会的支派清水会，有胡炳耀等十七名会员，在江西崇义被捕，官府以叛乱煽惑的罪名，将他们处以死刑。
八年后，到了嘉庆二十二年（1817），天地会增加到一千多人，会员中有人被官府判刑。第二年，会众在广东的梅岭被官军击败，但仍然经常以武力与广东官府对抗。江西也有很多会员，常常干涉行政，令官吏闻名丧胆。
道光十二年（1832），两广和湖南各山的瑶族人反抗清廷，据说是受了天地会的影响。官军出兵镇压瑶族武装，同时征讨天地会，屠杀二千人。天地会本来作为第三种势力，夹在瑶族武装与官军之间，摇摆不定，官军一动手，天地会便迅速选择了立场，与瑶族人联手对付官军。
一天夜里，瑶族人仿效田单火牛之计，在羊角上燃火，把羊群赶进山内。官军迷惑不解，发兵进击，瑶族人趁机从后方突袭，大败官军。官府无计，决定采用怀柔政策，收买了瑶族武装，让他们退入山中，于是天地会独当前敌，损失了许多生力军。
那时候，台湾、两广和赣南一带，天地会势力最为强盛，福建也在酝酿之中。官府严令制止，也未能将之扑灭。
这种秘密社会，不仅令清廷官吏头痛，他们的组织发展到海外，也成为外国政府的心头之患。天地会从福建和广东输出，在马来及南洋各岛以及暹罗、印度等国发展，所到之处，都有盗杀行为。他们党羽众多，致使不愿入会的人也对他们有所顾忌，不得不寻求天地会保护，很多人因此而勉强入会。
道光三十年（1850）两广各地的乱局，首先是天地会造成的。这对拜上帝会震动很大。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趁机迅速加强武装，宣布与清廷为敌。
洪秀全的部队虽然吸收了天地会的部分组织，但洪秀全本人并非天地会成员。天地会志在复明逐满，他也赞同；他主张蓄发易服，天地会也无异议。但两者的宗教信仰存在根本的分歧。三合会信奉道教和佛教，拜上帝会则信奉基督教，他们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在洪秀全的组织中宗教狂热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组织与持有不同信仰的天地会之间划分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警惕地阻止了彼此的渗透与融合。
洪秀全说过：“天地会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它的创始在康熙年间，主义虽然正当，但必然要等到二百年后的今天，才能进行反清之举。至于复明，则又似是而非。既然把我旧有的山河还回来，那就必须另建新朝。如今号召复明，怎能得到人心！我们的真教，全靠上帝的威力为援助。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几个人就可以打败他们百万人。我不明白，既然有了孙膑、吴起、孔明各位名将，天地会还有什么价值呢？”
他的这番话颇有见地，但不利于团结天地会的广大会众。他过于迷信自己的那些幻觉，以至于未能珍惜天地会的宝贵资源。
不过，在武宣的日子里，拜上帝会逐步地获得了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太平天国的政府和武装组织已有雏形。当人数得到扩充以后，他们又回到了金田村。
于是就有了本章开首所说的金田举事。史书记载，此事发生在西历1851年1月11日。这是第三个可以视为太平军起事的日子。
春节那一天，金田造反派开创了他们的新政府，称之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至少是这个政权名义上的主宰者。这个政府虽然还只是一个纸上的架构，但只要条件成熟，它随时有可能投入实际的运作。
谜团人物洪大全
武宣聚义时投靠拜上帝会的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在这个宗教组织公开向清廷宣战的初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随着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在这个时期扮演的角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他在历史舞台上藏匿自己的真名实姓，甚至伪造身份和籍贯，给后人探寻他的人生轨迹制造了障碍。太平天国高层出于某种目的，抹去了他在加盟之后的作为，不肯承认他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地位，使他的真实事迹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洪大全的真名是焦亮。他的籍贯不是很多史书上记载的湖南衡山，而是湘南的兴宁（现为资兴）。他自称明皇室的第十一世后裔，也可能是一个谎言。他伪装明室正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推翻清室的战争。
焦亮是19世纪湖南民间的一个天才。他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自幼敏慧，读书过目成诵，九岁能背诵《十三经》。但他长久被科举制度埋没在山野之间。他屡应童子试不第，连秀才也没做上。他生性豪迈，不讲假斯文，由于无缘做秀才，他更加落拓不羁。他不再用心于八股，而是埋头阅读兵书，研究地理，思考天下大势，培养军政才干。
焦亮成年后，家境贫寒，生活没有着落。他把怀才不遇和穷困的现状，归咎于满人的压迫。他爱喝酒，爱发牢骚，爱与贩夫走卒、流丐小偷一起畅饮。酒醉之后，大骂官府，抨击时政。
有一段野史，把焦亮说成富家子弟，刻意渲染他的豪放。故事说，同里人张绅，曾任湖南衡永郴桂道，年老还乡，八旬寿辰，摆设盛筵，焦亮送礼祝贺，价值一百两银子。
焦亮带了平日里的一帮酒友赴宴，个个衣衫褴褛，见踵露肘。走到门口，门人把他让进去，却把酒友们挡在门外。焦亮厉声斥道：“这班奴才，狗眼看人低！”将门人推开，拉着酒友们一起进门。
焦亮走到堂上，向寿星作揖，指着酒友们说：“这些都是焦某至交。承主人招饮，不敢违命，但焦某非得他们同饮，不足尽欢，恐负主人盛意，便带他们一起来了。”
言毕，跟酒友们一同入席，畅饮欢呼，声震屋宇。满堂宾客，衣冠楚楚，看着焦亮，目瞪口呆。焦亮那帮人尽兴喝醉，踉跄而出。
野史刻画了焦亮的侠义心肠，但篡改了他的出身。其实焦亮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广交草根朋友，很快就接触到当地的天地会。他认同这个秘密结社反清复明的主张，无须更多的思想斗争，他已经把自己摆在大清王朝的对立面，树立了推翻清廷的志向。
道光末年，湖南和两广的天地会纷纷起事，此起彼伏。焦亮进入了秘密社会，凭着他的才能，在天地会里开了个山堂，号称“招军堂”，密谋起事。
道光三十年（1850），焦亮只有二十七岁。他已成为一个思想成熟的叛逆者，心中怀着建立新王朝的大目标。他的理想打动了弟弟焦玉晶，也感染了妻子和弟媳。
焦家兄弟的婚姻是一段佳话，他们娶了本县的许氏姐妹。哥哥娶了姐姐许月桂，弟弟娶了妹妹许香桂。
许氏姐妹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许佐昌指点下练字作文。年纪稍长，两姐妹时常习武。焦家兄弟应试路过许家，许佐昌见他们才情不俗，当下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们。焦家兄弟娶了一对女中豪杰，这两对男女，从爱侣发展为同志。焦家兄弟在湘南组织天地会武装，许家姐妹也在永丰乡聚众响应。四个年轻人都是地下社会响当当的人物，而焦亮是他们的核心。
焦亮通过一段观察，对天地会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多数帮会烧杀抢掠，各自为战，没有得力的统一领导，无法吸引民众，很难成就大业。听说广西那边的拜上帝会，尚未发起武装暴动，光凭着嘴巴传教，就吸收了众多的会员，这种强大的号召力，引起了他的注意。
焦亮决定去拜访一下广西教会的高人。但他不知那里的水究竟有多深，此去吉凶未卜，不敢贸然把亲人全部带去，他决定只身前往考察，让妻子、弟弟和弟媳留在兴宁，等待他的消息。
焦亮从事的事业是需要用性命博取成功的，为了家人的安全，防范官府和仇家，他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自称明皇室后裔，改名洪大全，自封天德王，伪造籍贯，很可能都是为了隐蔽真相。也许他在天地会中便已采取了这种保密措施，也许这是他到广西之后才披上的伪装。但不论他的履历造假发生在何时，都是为了维护亲人。而他为自己改的姓名，与洪秀全只有一字之差，这个巧合，为外人揣摩他跟洪秀全之间的亲密关系，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焦亮只身来到广西，一路考察，对拜上帝会以宗教吸纳民众的显著效果颇为钦佩。跟明朝的后裔相比，上帝似乎对民众具有更强的号召力。他对源于西洋的宗教毫无兴趣，只是渴望团结广大民众，开展反清运动。他说服了自己，决定与上帝的信徒合作。他来到桂平县，找到这个宗教组织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冯云山，发现此人是个有头脑的实干家。除了冯云山以外，这个组织中的骨干韦昌辉和石达开的才智也令他钦佩。他决定跟拜上帝会联手，掀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他相信自己的才干能够指导这场斗争取得成功。
焦冯两人会面之时，拜上帝会正在广泛网罗人才，其中多数是天地会的头目。除了焦亮、罗大纲和林凤祥几人以外，其余草莽英雄都受不了教会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
焦亮与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相见恨晚，共谋大业。他们为刚刚打出旗号的太平天国制定了组织规划、军事谋略和政治纲领。焦亮杰出的才能，使他得以与冯云山抬出的教主洪秀全平起平坐。洪秀全能够坐在拜上帝会的权力顶峰，只因为他是教主；焦亮之所以能够与他平分秋色，是因为他具有政治领袖所必需的素质。焦亮被捕后的口供中称，洪秀全掌握的用兵之策和治国方略，都是向他学习的。
对于咸丰皇帝而言，焦亮无疑是最危险的对手。如果说焦亮所控制的军事组织是一把狙击枪，那么这把枪的瞄准器就正对着北京的皇帝，而能够一枪致命的狙击手就是焦亮。不过焦亮是藏在暗处，广西的官府没有合格的情报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向咸丰提供他的姓名，甚至包括他的存在。
金田附近的战事
咸丰元年（1851）正月，揭竿而起的基督信徒离开了金田，向东侧的大黄江推进。这里说的大黄江并非村镇之名，而是指桂平县城和平南县城之间的浔江段。他们抵达的位置在江北一带，包括地势险要的牛排岭。由于冯云山和焦亮位于军事指挥层，这支军队的行动此时已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此举固然是为了避开向荣所部的进攻，也是为了走出山地，扩充部队，获得给养，不排除渡到浔江以南向广东推进的企图。
李星沅和乔用迁的情报促使官军开始重视拜上帝会的存在。由向荣担任总指挥，官军向金田村搜索前进。官军把太平军逐出了金田，向荣下令就地驻扎，向前方派出搜索队。正月十八日，侦察部队在牛排岭一带找到了对手的驻地，后续部队开到，第一次与敌方展开较大规模的野战。
冯云山和焦亮分兵迎敌，双方从早晨战到中午。官军只是从远处开炮轰击，用器械抛掷火具，并无近战肉搏。太平军损失不大，只是营房遭到严重破坏。向荣高估了官军的战果，以为前方已无阻力，下令向前推进。官军大摇大摆地踏上敌人的营地，许多官兵踩中了地雷，只听得爆炸连声，前队官军哭爹叫娘。太平军左右抄袭。官军靠着枪炮抵挡，将余部撤下战场。
两军首战，互有胜负，李星沅、周天爵和向荣却向朝廷报捷。咸丰于半月后接到奏报，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给向荣敲响警钟，叫他不要轻敌，一定要集结重兵，尽早攻破反军营垒。他还通知向荣：徐广缙奏报，广东潮州土匪纷起，一千名潮州兵必须留在本地，无法调来广西增援。
徐广缙此时自身难保，打算为广东多留一些资源。他给咸丰算了一笔账：单是广东一省，为两广剿匪拨用的银子，已经多达一百二十万两。广东的银子已经用完，可是广西军务还看不到尽头。他希望朝廷安排广西的其他邻省早做筹备。咸丰预感到大黄江这股反军不易对付，不同意徐广缙保留广东的兵力。他给李星沅和周天爵授予特权，允许他们从湖南和广东各地调兵，可以先斩后奏，一面征调，一面上报朝廷。
咸丰既已决定向广西调发重兵，便有些担心事态失控。广西战场上，文武决策者都是汉人高官，首席军机大臣祁俊藻站在满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建议他调派满人将领前往广西掺沙子。朝廷于二月二十二日形成决议：令穆特恩与徐广缙把广州卫戌区的满洲副都统乌兰泰迅速调往广西，帮同李星沅等人办理军务。理由有两条：一是广西重兵云集，需要增派将领；二是乌兰泰系火器营出身，是个专门技术人才，希望他能把自己研发的火器，带一批前往广西军营，增加那边的火力。
咸丰的这个决定，看似老谋深算，却埋下了一个祸根。也许他不很了解向荣的性格，也可能他即便了解向荣，也谅他不敢有什么逆反情绪。但从事实来看，祁俊藻这个山西人绝对是给皇帝出了个馊主意，正如他后来提醒皇帝要提防曾国藩一样。乌兰泰的参与挫伤了向荣的自尊。向荣觉得自己不被信任，受到了钳制，积极性一落千丈，情绪极不稳定。他跟乌兰泰发生龃龉，主将失和，致使广西的战局对官军大为不利。
向荣的敏感使他把乌兰泰当成了对手，乌兰泰却不是心眼狭隘的人。此人生性豪爽，为人忠厚。但他既是武官出身，自然也有不服输的血性，向荣翘尾巴闹情绪的时候，他也不会谦让几分。
乌兰泰出生的年份有待查考，从可见的履历来看，只知道他是满洲正红旗人。他从前在京城火器营干得不错，从一名小小的护军，一直升到正三品的营翼长。道光二十七年升为广州副都统，官居二品，只比广西提督向荣低了一个等级。由于他是满人将领，自然更得咸丰信赖。他在接到命令之后，率领五百官兵前往广西。
为了加强广西的文官队伍，咸丰又派湖北盐法道姚莹和江苏淮扬道严正基前往广西，交给李星沅差遣。严正基是曾国藩推荐的五贤之一，可见咸丰相信曾国藩的眼光。
乌兰泰抵达广西之前，向荣已经部署了四路兵力，开始对牛排岭等处太平军营垒进行围剿。太平军占有地利，但大黄江无助于他们振作军力，他们必须设法离开这一地区。
离开大黄江对于冯云山和焦亮来说并非难事。他们的军事智慧已经显露出来，太平军这一时期的作战很有章法。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官军在攻击部队里掺入了投降的盗匪。这些土匪熟悉地势，善于游击，给太平军造成了若干损失。
以盗制盗，以毒攻毒，是劳崇光招降纳叛的结果。他是湖南长沙人，此年四十九岁，在官场中说不上有很大的政绩，正因为四平八稳，在道光朝从知府升到了广西布政使。但他在广西动乱的特殊环境中得到了锻炼，他与盗匪周旋，瓦解对手，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上他遇事不慌的性格，竟然从此大得其道。
劳崇光自从招降张国梁以后，信心大增，认识到自己有瓦解敌手的天赋。他加大工作力度，派人查访各路匪首的底细，终于查明了一些匪首的真实姓名。他的案头上摆着几份可信的情报：匪首大头羊名叫张钊，大鲤鱼真名田芳，卷嘴狗的大名是侯志，大只具则是关巨的绰号。
劳崇光与他们取得联络，准许他们投首，叫他们杀贼自赎。这些盗匪对正统的官位都很垂涎，接受了劳崇光开出的条件。劳崇光把候补知府刘继祖找来，令他指挥投诚的盗匪参与金田的战斗，竟然击毙了冯云山手下的一百多人。然后，他们被调往大黄江作战，又击毙二百多人，夺获一批武器弹药。
焦亮发现天地会的叛徒加入了官军，决定用计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于二月三日派出几路兵力迷惑对手。向荣只得分兵应对，把云贵营队派往佛子口，防止太平军渡江，自己率领湖南营前往夹洲，搜索前进。叛将张钊等人随同官军追击。当官军自以为咬住了焦亮的主力时，焦亮令牵制部队假装收缩，令主力突然从金匏村出击，扑向官军的瑶壮营盘，另派兵力进攻向荣的大营。可是这次突袭受阻于官军猛烈的炮火，焦亮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下令稍稍退却。但是向荣已被对手搅晕了脑袋，对敌情毫无把握，只得采取守势。
二月五日凌晨，焦亮派出三路大军出击，企图冲出官军的包围。他在正南方的竹林内埋伏了一支生力军，以备不时之需。突围开始后，向荣和总兵李能臣等人分路阻击。北面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有向荣的儿子向继雄率领乡勇堵截。焦亮的伏兵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加强对北面的冲突。可是向荣发现了这支伏兵，下令向他们开火，把他们赶出了竹林。这一仗一直打到中午。太平军无法突破官军的炮火封锁，被迫撤出了战斗。官军趁机缩小包围圈，于二月八日火烧大黄江的牛排岭。张钊等人首先施放火箭，摧毁了太平军的营地。
向荣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奏报战果，声称击毙身着红袍的敌首一名和手执蓝旗的军官一名，先后歼敌一千数百人。向荣的统计数字自然不大可信，但炮火无情，太平军在冒死冲锋时有将领阵亡，是很自然的事情。
咸丰于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广西的捷报，认为其中多有夸大之词。但是向荣对敌情的判断渐渐符合实际，他承认了对手的顽强善战。咸丰宁愿相信，要彻底镇压这股“逆匪”，恐怕还有一场持久战要打。向荣提到了敌军首领韦政、韦元介和洪秀全，承认他们都是强大的对手。根据探报，太平军有不少兵力分别驻扎在各地，彼此暗通消息，互为救援。官军专驻金田，无法分头攻击，恐怕顾此失彼。向荣没有更多的兵力可供调遣，他打算将金田这股反军先行歼灭，再图节节扫荡。
向荣亲临前线，冒死作战，轻狂之态也有所收敛。咸丰将他表彰一番，为他打气。咸丰还为向荣安排下后备兵力，叫张亮基和乔用迁各选精兵一千名听候调用。又令骆秉章预选精兵，整装待发。只要向荣觉得兵力不足，随时可以调用，一边征调，一边奏闻。为了收买民心，他进一步给广西百姓减负，将广西本年应征的地丁兵折等银，一并缓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