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比打开电视更无聊的动作吗？可我经常就像鬼催的一样，每重复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电视里都跳出同样的画面——一个男的跟女友在快餐店吃饭，边往饭里撒盐边特着急地问：“你有5000万吗？”女友惊讶，那男的接着说：“我爸有时拉，有时不拉。”这不是有病吗！他爸要时时拉那叫痢疾，时时不拉那叫便秘。这是在做什么广告根本没记住，要是我哥们儿冯冬笋在，他准又得甩出一句：丫的全吃拧了！
其实吃拧的人可不在少数，三里屯很火的时候那里简直成了约会的时髦场所，一说晚上去哪儿，嘴里不说三里屯都觉得跌份。其实呢，那地方就跟路边砂锅摊或者刨冰摊一样，适合光膀子啃羊骨头煮茶鸡蛋，边吃边往地上吐几口痰都不为过。我真不明白，北京人为什么那么抬举这么个地方，还说得跟天堂似的。可冯冬笋爱赶时髦，让我和一个他们报社的女孩在“男孩女孩”等他。我们到得有些早，从窗户向里看看，小姐们走起路来全都风吹杨柳，散坐的人们则眼神迷离游移不定，他们拿酒瓶子的姿势倒是一样的，都仰起脖子往自己嗓子眼里灌。我执意不肯进去，那女孩也只好站在门外跟我一起等冯冬笋。还没站定5分钟，里面热情的男服务员就出来了：“两位小姐屋里请吧，我们今天酒水优惠。”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我们在等人，可那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说：“你们等谁？进去等也一样啊。”那个女孩被他吵得烦了，大声说：“我们等一男的。”她以为这样说会让自己有安全感，可是服务员闻声大喜，抓住我的胳膊就往酒吧里拖，终于到了一个男人的桌边，他笑着问：“小姐，你看这位先生行吗？”“你吃拧了吧！”我真想扇他个耳光，把我当什么人了！
冯冬笋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结束无厘头对抗，他从车上拿了把锁就要“开”那个服务员，当然我们最终在道歉声中走开了。冯冬笋好像离开三里屯就像鱼离开了水，眼睛里没着没落的，后来我勉强同意去个清净的酒吧。ONOFF在三里屯的偏街上，里面梦幻一般挂着不同颜色的轻纱，特别诗意。我要了可乐，冯冬笋那个同事说要“CHIVAS”，服务员迟疑良久：“对不起，我英语不太好，您能说中文吗？”那姐们儿生气了：“中文？你在三里屯干还要让客人讲中文？”见服务员还发愣，姐们儿牛烘烘地说：“芝华士！”在此之前我会以为芝华士是饼干的牌子。三里屯这地方很奇怪，把人一下就变成了假洋鬼子。后来我们边谈媒体边玩色子，冯冬笋一脸怪笑：“这里对你们最安全。”后来我才知道，ONOFF是一个男同性恋酒吧。你说要没吃拧，谁往这儿跑啊。
再说吃饭吧，因为冯冬笋在私企身居要职，所以吃饭能报销，我们就被他带着东转西转，冯冬笋在前面夹着他的真皮手包问有没有单间，我和他的同事跟在身后，简直就像两个小秘。喝罢了开胃酒，饮过了汤，吃了七七八八的凉菜热菜，这时候深掩重门次第开，一个矜持的领班推出了豪华的主菜。但见它放在一个巨大的托盘上，上面罩着一个头盔形状的银盖，大家屏气凝神，打开银盖，还有一层头盔；再打开，还有一层锡纸，最后出现了一小块烧排骨，色香味俱全就是不够一个人夹一筷子的。真是撑得难受，吃顿饭也要埋藏奇妙的悬念。小排骨在3个人推来搡去地谦让下，最后居然没一个人好意思往嘴里放，看着看着都熬干了脑油。大概因为我的胃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编排，翻江倒海之后居然越来越恶心，我在桌下满头大汗地捏着自己的大腿，把翻上来的食物拼命往下压，还在想：千万别吐，好不容易吃到的龙虾。本以为这样可以缓解一下情绪，没想到别说龙虾了，连干煸土豆丝都争着往外涌，没办法——吐去！
被冯冬笋同事搀出来的时候，我脸色惨白，但胃里舒服多了。冯冬笋以为我不胜酒力，举着一根手指头在我眼前晃，看得我眼晕。“这是几？”他问。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你大爷！”以为这样他就能让我安生，可冯冬笋笑嘻嘻地跟旁边的姐们儿说：“有这反应就说明神志清醒。”他又伸出两根手指头：“再看看这是几？”我气得简直快疯了：“你二大爷！”冯冬笋这时候才缓过劲儿来：“你吃拧了吧！”
曾经的一段美丽时光，我就是被这些全吃拧了的朋友们拉着满北京跑，我不再充当派对动物的时候，听说他们把据点儿挪到了后海，几个人常常坐在“无名吧”里无所事事。事业如日中天的冯冬笋抽风说自己想辞职，闲置在家，当然谁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都怀疑什么也不干所蕴涵的幸福，它的纯度。
经常接到冯冬笋的电话，跟我汇报一下他们那伙子人又有了什么新段子，最后免不了还是那句：你全吃拧了。其实这句话到最后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简直像一句问候或者告别那么顺溜。
然后我就会在电话里大声说：“贱！”他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