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张居正“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历代评价中，往往对他加以道德评判，如晚节不保、权臣等等。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唯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
一
大约是1558年的秋天，已经在龙椅上坐了三十七年的嘉靖皇帝，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当天，收到了一份奇特的礼物。这礼物是由一百八十一棵灵芝组成的巨大的芝山。这些灵芝天然生成，棵棵鲜活。最大的几棵，直径在一尺八寸之上。
照例，如此珍贵的礼物都经由礼部查验，然后才呈至大内。这座芝山的敬献者，是陕西鄠县的细民王金。我觉得“细民”这个词用得极好，一是点明王金的弱势地位，二是对他日后的飞黄腾达也留下了卑琐的想象空间。此人敬献芝山之前的行迹，已泯不可考，但由于这次敬献，他立刻成了名动朝野的著名人物。嘉靖皇帝对他敬献的这份名为“仙应万年芝”的礼物非常喜爱，顿时给王金颁赐了很多金帛。
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对祥瑞、神异、宿命、果报之类的事，似乎特别相信。即使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此类灵异之事，仍有不小的市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求神问卦乐此不疲，单纯用愚昧或者无知来指责，恐怕太过简单。每个人渴望知道未来，而且，他们对自身经历的乖戾之处又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就相信冥冥之中另有一股力量，并对那些想象的神祇顶礼膜拜。如果说这个现象在今天的主流生活中，还没有占到显著的位置，在三百多年前的明代，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莫不对灵异之事深信不疑。
再说嘉靖皇帝收到王金送上的芝山之后，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在民间，有“千年灵龟万年芝”的说法，嘉靖皇帝将这座芝山视为自己“万寿无疆”的象征。取悦皇上历来是官场的通病，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浓厚兴趣，立刻引起许多官员的极大关注。就在王金敬献芝山的三个月后，也就是1558年的岁暮，礼部向嘉靖皇帝报告，各地所敬献的灵芝共有一千八百零四棵。嘉靖皇帝将这些灵芝逐一浏览，认为直径在一尺以上的大灵芝还是太少，于是下诏，命各地“广求以进”。
嘉靖皇帝喜欢灵芝，不仅仅是因为祥瑞，而且他还听信方士之言，认为吃了灵芝能长生不老。于是他下令内阁辅臣严嵩、李本等将各地敬献的灵芝炼成丹药供其服用。严嵩作为首辅，不以国事为重，每日跑到南苑为皇上看护丹灶，降格为神神道道的方士。可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纯粹的优雅与足够的庄严，它常常以夸张与怪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事实上，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严嵩，正是摸清了嘉靖皇帝喜祥瑞、好斋醮的心理，才放弃读书人应有的操守而对症下药进行钻营。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嘉靖皇帝的宠信，历二十年而不衰。昏君与佞臣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鸡蛋的关系。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衍生开来，就是究竟是先有昏君还是先有佞臣。单从理论上讲，很难说得清楚。但若讨论具体的个案，则不难做出判断。正德年间，是因为先有佞臣大太监刘瑾，而后才有胡闹的武宗皇帝；而嘉靖一朝，则肯定是先有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的昏庸，才产生了严嵩这样的奸相。
其实，与严嵩同为阁臣的另一位叫徐阶的人，在浑噩的朝政中，倒没有被斋醮与丹灶的青烟熏得迷失方向。这位徐阶是松江人，状元出身，有名的江南才子。严嵩柄政，不但忌才，而且忌德。因此，在他威严熏灼之时，所有德才兼备的人，几乎都得不到重用。徐阶的才与德，在当时嘉靖皇帝的股肱之臣中，属于凤毛麟角。正是他，从死牢里放出了海瑞；也正是他，发现了张居正的才干，将他收至麾下精心培养。但徐阶与严嵩共事二十余年，竟然相安无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能说明他的明哲保身又不同流合污的为官技巧，的确胜人一筹。最后，也正是他，利用了嘉靖皇帝信任方术的特点，最终把严嵩踢出政治舞台。这一个事件的过程，非常富有戏剧性，因不属本文探讨的内容，只得另篇专述了。
却说身为首辅的严嵩，每日非常勤勉地为皇上炼制灵芝丹药，而次辅徐阶却不肯去南苑斋醮地，而是端坐在文渊阁的值房里，处理一团乱麻的国事。按理说，这样的大臣应予褒奖，但嘉靖皇帝却不然，他认为徐阶这样做是对他的不忠。于是他把徐阶找来，当面讥讽这位辅臣：“卿以政本为重，不以相溷也。”嘉靖皇帝此处说的“溷”，显然指的是炼药。他认为徐阶处理政本只是托词，真正不来南苑的原因是把炼制灵芝丹药看成“溷”事，应予鄙夷。
这一次谈话，让徐阶诚惶诚恐。他知道再不奉承皇上，灭顶之灾就会立至。于是立刻向嘉靖皇帝请求，恩准他能每日到南苑，像严嵩、李本两位大臣那样为皇上效命炼药，嘉靖皇帝这才转怒为喜。
威加四海的皇上与运筹帷幄的大臣都在谬见的河流中洗礼。为了投其所好，一时间，中国的大地上，无论是荒漠万顷的西北还是潮润富饶的东南，都成了千年灵芝的温床。首先是浙江总督胡宗宪，在其辖区内发现了硕大的白色灵芝和白色灵龟。这位大将军用快马将这两样灵物送至北京御前。嘉靖皇帝大喜过望，当即决定打开玄坛祷谢天地，同时到宗庙祭告列祖。当然，胡宗宪也因此升官，嘉靖皇帝赐给他一袭鹤袍。按明代官袍等级，鹤袍为一品官服。
看到胡宗宪献瑞得到了甜头，各地官员竞相仿效。陕西抚臣陈执、按臣李秋，献上了白鹿和白灵芝，并说这白灵芝是长在当地的万寿宫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诡称，意在博得龙颜一粲。嘉靖皇帝竟然深信不疑，仍然是开玄坛祭祖庙，赏赐献瑞官员。此风后来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仍是那一位鄠县的细民王金，再次上供大礼——超过两尺直径的五色大灵芝和一只五色的彩龟。嘉靖皇帝对这两样登峰造极的祥物大喜过望，下旨礼部：“龟芝五色既全、五数又备，岂非上元之赐？仍告太庙，百官表贺。拜金为御医。”
明代的典籍中，对这一次百官的表贺隐然不存。但可想而知，那数百篇谀辞充斥的颂文读起来是多么肉麻，它们是官场卑劣心理的一次大检阅、大荟萃，所以还是不读为好。但是，王金却因为这两次“技压群雄”的大敬献，一下由细民的身份跃升为皇帝的御医。如此登龙有术，天下所有经历过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听了岂不汗颜？
偏偏王金得寸进尺，当上御医的第三年，他又在嘉靖皇帝的寿辰之日，再次敬献三座“万寿香山”。这三座香山上，共长了三百六十棵灵芝。嘉靖皇帝仍然是“大喜过望”，赐给王金三品大臣的待遇。
王金这种人，历史上称为嬖幸，其特点是以旁门左道博取皇上的欢心。他对皇上的三次敬献，实乃嘉靖一朝的闹剧。可是，导演这场闹剧的，正是嘉靖皇帝自己。
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生性多疑，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猜忌。这与他少年时代尝过太多的苦难而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有关。据传，他在登基的当天，黄袍加身之后，曾兴奋地对辅佐他打下江山的刘基说过一句话：“本是一路打劫，谁知弄假成真。”跟随朱元璋多年的刘基，知道这位开国皇帝多疑的禀性，立即跪下回道：“陛下天生龙种，此番登极，实乃君权神授。”这一回答，提醒了朱元璋，他立刻掉头望去，只见一个太监站在门口，他问那名太监听到了什么。太监心知如果据实回答，承认自己听到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对话，必然会掉脑袋，情急之中装哑巴嗷嗷乱叫，朱元璋这才饶了他一条命。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虽可怀疑，但编撰者的确摸透了朱元璋的心性。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逃出禅门的沙弥，因为无法证明自己出身的高贵，因此特别需要让世人明白“君权神授”的道理以及他的“天生龙种”的特殊身份。这种褊狭的政治观念导致了祥瑞、神异、宿命、果报一类所谓“天人感应”的现象，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大行其道。
洪武年间，坊间曾传一故事，说朱元璋微服出访，夜宿旅店。在店中院内，有两人在观星象，一人说：“你看帝星，今晚不在宫位，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呢？”另一人回答说：“这颗帝星不但外出，而且头还向着西边。”朱元璋在房间里听见，一看自己果然头朝西边躺着。他便故意掉了一个头，朝向东边。立刻，院子中那人又说：“奇怪，刚才头还朝西边，怎么一会儿又朝向东边呢？”朱元璋在房内听见，顿时相信“天象难欺，人主不可妄动也”。
在今人看来，这无疑是捏造的天象。可是在明代，此类迷信之事，竟可以让人深信不疑。升斗小民、闾巷编氓者相信神异尚可理解，那些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亦浸淫其中，则令人匪夷所思。
读书人写文章，有勉强为之与真心流露两种。明眼人一读文章，就知道属于哪一类。明人的笔记文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涉及灵异，也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我有时异想天开地认为，这可能是明代读书人对宇宙认识的一种幽默感，至冷至深的幽默。但又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些记述只想证明一个道理——躯体内的实在的生命，受制于冥不可见的神灵。
由于读书人的介入，由祥瑞、神异等组成的“神秘文化”，才变成了明代文化中一道不可理喻的风景。一些好钻牛角尖的学者，毕其一生的智力，做一些古怪的研究，兹举两例：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无权。此与古占异。北斗七星，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瑶光。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瑶光为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祸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张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庙，不敬鬼神，则第一星不明或变色；若广营宫室，妄凿山陵，则第二星不明或变色；若不爱百姓，骤兴征役，则第三星不明或变色；若发号施令，不顺四时，不明天道，则第四星不明或变色；若废正乐，务淫声，则第五星不明或变色；若不劝农桑，不务稼穑，峻法滥刑，退贤伤政，则第六星不明或变色；若不抚四方，不安夷夏，则第七星不明或变色。又弼星附乎开阳，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政星明，则国昌，不明，国殃。斗旁欲多星则安，斗中少星则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强主弱；斗明弼不明，主强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权，主强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据也。
——顾起元《客座赘语·北斗》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太宗藩邸，屡相有验，登极授以太常丞。太宗一日出宋、元诸帝容命相，袁见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此皆吃绵羊肉郎主。”见顺帝，则曰：“又是秀才皇帝也。”太宗大笑，厚赐之。岂顺帝果是合尊太师之苗裔欤？
——王锜《寓圃杂记·柳庄相术》
这两则记述，一谈星象，一谈相术。字里行间充满欣赏。人的天性是排斥逻辑的，两者的区别在于，逻辑是实证，而天性可以虚构。所有灵异的东西，与逻辑搭不上边，但是却可以使人性更加虚妄。由逻辑衍生出来的科技与智慧，其作用是让人类理智起来，成熟起来。而灵异则不然，它既可以让人成为神仙，也可以把人变成魔鬼。
朱家的后代皇帝们，由于血缘关系，几乎都承继了朱元璋猜忌与多疑的性格。同时，在他们毫无生气的尊严中，却始终保持了对灵异现象的极大热情。在这一点上，嘉靖皇帝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
三
嘉靖皇帝崇尚道术。我曾说过，中国的道教最难把握。若没有上等根器，不但不能理会“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道义，反而会因此坠入形而下的道术中而走火入魔。嘉靖皇帝就是这样。他是在武宗皇帝突然驾崩而又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才得以入承大统。一方面，他因碰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感激神灵；另一方面，他又怕别人讥讽他继统不正而格外需要神灵的庇佑。因此，嘉靖皇帝的猜忌心几可上追洪武。有一次，一位太医给他治病，因他躺在御榻、衣裳掉在地上而不敢趋近把脉，太医说：“皇上的衣裳在地上，臣不敢前。”看过病后，太医还没有离开大内，就有圣旨传到，给这位太医褒奖。嘉靖皇帝说：“该太医忠诚皇上，朕心大慰，他说‘衣裳掉在地上’，是把朕看作人耳，若说衣裳掉在地下，朕岂不是成了鬼耶！”太医虽得了褒奖，仍不免吓出一身冷汗，他暗忖：我如果说成“衣裳掉在地下”，今儿个岂不脑袋搬家？
嘉靖皇帝因猜忌而发展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长期沉湎斋醮而无心政事，对那些造假的祥瑞始终兴趣不减，像前面提到的方士王金，很显然是一个造假的高手。但嘉靖皇帝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渴望越来越多的“祥瑞”，所以，他喜欢那些阿谀奉承的造假者和为数不少的胡说八道的官员。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皇帝登极之初，也曾下诏各地州府再不要献瑞。但是，有一个叫汪鋐的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却不管这诏书，而是寻获甘露媚上。嘉靖皇帝得到甘露之后，立刻就把自己颁发的“不准献瑞”的诏书抛诸脑后，而破例将汪鋐擢升为刑部侍郎。此后不久，会修《明伦大典》。张璁、桂萼投嘉靖皇帝所好，将汪鋐敬献甘露一事书于卷末，并大加赞语，说是新皇登极，感应天地。嘉靖皇帝又升张璁为吏部尚书掌翰林院，桂萼为兵部尚书。自此之后，终嘉靖一朝，因献瑞得宠者，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如果政坛上，都是这样依靠旁门左道而窜踞要津的人位列公侯，则官场的腐败、朝政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明朝的政治拐点，的确在嘉靖皇帝统治期间产生。在他之前的武宗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胡闹的人，但离前朝的清明政治去时未远，朝中尚有一些股肱大臣心存社稷。到了嘉靖一朝，便变成了由昏君与佞臣共同上演闹剧。今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只是讥刺这闹剧流秽史册，可怜的是当时的老百姓，只能在恍恍惚惚的昏君的瞀乱中艰难度日。
陆粲的《庚巳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齐门外临甸寺，有僧年二十余，患蛊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姿，性又淳谨，其师痛惜之，厚加殡，送及荼毗。火方炽，忽爆响一声，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长数寸，面目肢体眉毛无不毕具，美须蔚然垂腹，观者骇异。其师亲为医者陆度说。
读者看罢这个故事，一定会觉得荒诞不经。一个年轻的和尚患了蛊疾，这个蛊竟然是一个藏在和尚肚内的小人。如果把这则故事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看，则置人于死地的“蛊”，竟然是“美须蔚然垂腹”的长者，它不但要扼杀美丽，更要扼杀生命。嘉靖皇帝驾崩后没有荼毗，所以，不知道他的肚子里，是否有这么一位“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