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同‘悦’）乎？”
孔子说：“学到了东西之后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不也是令人愉悦的事吗？”
《论语》中的“说”字，大多通“悦”。学过《易经》的就很清楚了，这就是《易经》中兑卦的概念。在古代，即《论语》成书的时代，很多字是通用的。“兑”字加“讠”就是“说”，加“忄”就是喜悦的“悦”，加“月”就是“脱”，加“钅”就是“锐”，但是“说”、“脱”、“悦”三个字常常是通用的，用“说”来代替。它们都跟兑卦的意象有关，《易经》中的兑卦几乎就是“学而时习之”的概念，兑卦《大象传》称“君子以朋友讲习”，可见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多深。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过去有很多解释，但都解释得不够好，甚至有可能造成误解，让人以为学习成了沉重的负荷，一点儿都不愉快。这里的“而”是什么意思呢？是“能够”，意思是能办得到。学习要活学活用，不是死读书，不能做填鸭式的书呆子。任何学习中的人都有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要把所学的东西用来回应所处时代产生的新问题。所以，人一定要把自己所处时代周遭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自己的种种经验，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都作为学习的素材，就像做习题一样，一个个来印证、体验，看看自己所学的那些理论，在实践中能不能得到应用。
“学而时习”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时”不是“时常”，而是《易经》中强调的“时”，即对时机、时势的准确把握。谁都不是今之古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非常切身的、重大的新问题。我们所学的东西要能解决当代的问题，不管你学的是几千年前的先贤经典，还是前辈的经验之谈，面对的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任何理论都不是空的，要随时与时势结合，用学到的东西去思考现实问题，在实践中验证，这才能称得上“时习之”。“时”是与时俱进的“时”，它是活的。能“时习之”的学习才是衷心喜悦的学习，用佛教的话讲，才会产生法喜。如此，才能心甘情愿、永不怠倦地学习，这种内心的喜悦就像兑卦《彖传》所说的可以忘劳、忘死。可是，过去的解释为什么会如此粗疏、漫不经心，而且还产生误导，以致这句话原来的力量完全没有了呢？有些解释把“学而时习”这种“活学活用”解释成“我们学习一种东西，要能够时常去温习它”，这话简直就跟没有说一样。更要命的是，它常常会让我们联想起比较刻板的教学体系中的某些体验，白天上学老师跟你讲了这个、讲了那个，希望我们要经常去做练习，最好晚上连觉也不睡地做习题，这摆明了是违心之论。这样做的时候，人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厌恶。一个小孩子在接受启蒙时，除非他天生就是读书的好苗子，否则，你要他上完课之后，放弃其他任何娱乐，时时刻刻都去温习功课，他的内心会充满喜悦吗？恐怕没有这样的事！他会觉得这是强迫，肯定不愿意！如果他发现所学的对当下个人的生活非常有用，可以在新的时代得到印证，那肯定能产生由衷的喜悦，这才是“学而时习之”，真的是不亦悦乎！
孔老夫子就是这样，学能时习之，拿当代很多的东西去印证所学到的古典的真理，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就能动态地结合了。不用老师强迫，你也会主动去学习、思考、研究。就像我曾跟我的老同学说，当我对《易经》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看报、看人、想问题的时候，《易经》中的那些卦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你肯定会想去印证它，印证完了确实很高兴。那真的是一种主动学习所带来的快乐。可见，把“学而时习之”解释成“时时去温习它”，根本就是一种对人的折磨，完全没有把真正的经义讲出来。
我曾经对很多人讲过，篆书中的“学习”这两个字就充满了趣味，让人觉得人生很有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了解。篆书的“学”（学）字，下面一个小孩子的“子”，上面就是两只手在玩那个“××”，那两个“×”就是《易经》中卦爻的爻，小孩子对此充满了好奇，开始去玩味卦爻的变化，甚至不用通过文字，就能体会其中活泼泼的智慧，这就是“学（學）”，“学”就开启了孩子的蒙。“爻”代表着人生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一个爻便是一个问题。学问、学问，有问题才学习，或者学了之后，不了解再问。通过学习的积累，就会慢慢有所觉悟、有了见解，这就是“觉（覺）”，就开了智慧。“覺”字上面小孩子那两只手还在，但已经渐渐有了成熟的见解。佛就是觉者，自觉觉人称菩萨，觉行圆满才是佛，所有的智慧德行都是从“觉”开始的。而人要想“觉”，就得玩味人生中形形色色的问题，这种玩味从儿童时就已经开始了。
再看“习（習）”字，从字形上看，它是小鸟练飞的象，小鸟练习如何驾驭自己的羽毛。对此，朱熹的解释比较经典，比我们做习题要有趣多了，什么叫“习”呢？就是“鸟数飞”。小鸟要想自己飞翔，一定要不断地练，老鸟可以指导它，但是不能代替它，一定要靠它自己去体会，经过不断地跌跌撞撞，才能摸索着飞起来，这就是“习”。人生就是这样，想要自强自立，一定要经历练习、摸索、磕碰的阶段。
“习”就是把你所学到的理论、观念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印证，“習”字的“羽”下面的“白”应该是一个变体，可能是“日”字，意思是要天天练，否则就不见得能飞得好；也有可能是自强不息的“自”，意思是学习要靠自己。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个字根的意思，领会了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就摆脱了很多学习的障碍，会打心眼里认为学习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这个意思在《孟子》里也有。孟子也发过类似的感慨，他说，理义之学带给我的感觉，就像吃非常好吃的猪肉一样，即“理义之悦我心，如刍豢之悦我口”，好的学问就是人的精神食粮。
“不亦说乎？”不是强迫性的反问，孔子是在跟我们讲道理，是劝导式的。他说，我“学而时习之”感到由衷的喜悦，你们难道没有同感吗？如果真的体悟了“学而时习之”这种主动学习的创意过程，难道不觉得真的很愉悦吗？很多东西跟书上的道理印证相通了，自然有一种充满“法喜”的感觉。如此一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怎能不唤起我们的共鸣？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远道而来求教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问题和经验来切磋交流，不也是件快乐的事吗？受教的人没有听懂，你也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
《论语》开篇这些问题式的话语，目的就是刺激我们思考自己有没有相同的经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也是有专属意义的。注意，《学而篇》开篇三个问题并不是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这三句是连贯的。但是，如果把第一句解释成：“学东西要时常记得去温习它，那不是很高兴吗？”我们现在就不能同意了。第二句是说：“有朋友不远千里而来拜访你，那不是很快乐吗？”现在想想看，这种解释也不一定对，有时候不速之客跑来了要见你，或者你讨厌的人来了，就不一定“乐乎”了。为什么前面谈“学而时习之”，后面接着谈“有朋自远方来”，然后又说“人不知而不愠”呢？
首先，“愠”跟“乐”不同，“愠”是憋在心里头不痛快，不一定讲出来，只是表面看上去脸色不太好。其次，“乐”跟“悦”也不同，“乐”是笑逐颜开，流于表面，而“悦”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人不知而不愠”，过去传统的解释一般为：“别人不了解我有真才实学，我也不要不高兴，这不就是君子吗？”这样一来，就把这三句话给讲成了三件事情，其实它们根本就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我们在学《易经》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所谓的“潜龙勿用”、“遁世无闷”就是如此。《论语》里也有这样的主张，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肯定我，也不必在乎别人是否了解我，自信就可以了。这当然也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重要的操守。这种思维在《论语》中，甚至在《易传》中都有歌颂。但是，这里的意思不是如此，否则，孔老夫子的讲话就变成东一句、西一句——前面说要学习，并要与时俱进地实践印证，很高兴；接着又说有朋友来拜访我们，很快乐；最后说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生气。这三句话这样解释的话，唯一的共通性就是“悦”、“乐”、“不愠”，只说明其情绪的中正和平。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对，失去了孔子的微言大义。
其实这一章讲的就是教和学，即学不厌，教不倦。教不倦就是孔子说的“诲人不倦”，这是孔子在现身说法，“教”也是学习中必要的一环，教学相长，在《礼记》中称为“学学半”。如果你只是在台下被动地学习，不到台上讲一讲或者在实践中印证，那么你只完成了学习的一半，不会对所学的东西真正领悟。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只有上台，才会逼着你真懂，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所以，人生中的学习，除了学，还得教，学和教各占一半。教也是一种学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在讲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指朋友不远千里而来跟你请教，也是教。大概是孔子的名声太大，各国的英才都跑来向他请教，所以他有三千弟子。孟子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与学是一个整体，越教越明白，越明白就越教得好。教的同时也在学，学生和老师都有所得。
所以，“学而时习之”指的是不断进步，因为生活中不断有活的题材让你去印证、思考；“不亦说乎”，学得不错了，马上就“有朋自远方来”向你请教，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很多学生慕名远来求教，就算再远，他都有求道之诚，这就是“有朋”。同门曰朋，同道曰友，并不是泛指一般的朋友关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意思就是，远道而来求教的人，带着各自的问题和经验，大家互相印证、切磋交流，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些请教的人，你一跟他讲，他能马上能领会吗？不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花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工夫才把一些道理搞懂，然后才学有所成，吸引很多人来向你请教。当你把一生的心得教给远道而来的求教者的时候，不可能期待他一下子就领悟，除非他的根器非常好，冰雪聪明，像禅宗六祖惠能那样一点就透。但是大部分人是懵懵懂懂，又不好意思明说的。如果经过几番讲解，发现他不懂，你就生气了，肯定不行。所以，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学生不懂的时候能平心静气，并循循善诱，这才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君子应该有的操守。学生“不知”是正常的，绝大部分人不会一下子就把你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学问搞懂，就像我们常说的，读《易经》，八岁要读，八十岁还要再读。人群中，十有八九是没有读懂的，所以要反反复复读，不能求速成。
可见，《论语》开篇这三句话是在讲“学不厌，教不倦”。这一章看似很简单，但是很多人还是把它理解成独立的三件事，第三句还误解了。其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是贯通一体的。
《学而篇》第一章，从教到学，从学到教，讲得很系统。其中有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彼此都在成长，因此变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同时，还不能脱离实际，要活学活用，“学”要做到不落空而能“时习之”，做到这些，那真的会产生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学而时习之”一样，“有朋自远方来”也是《易经》中兑卦的意涵，兑卦《大象传》说“君子以朋友讲习”，不就是“有朋自远方来”吗？
可见，《四书》跟《五经》是息息相通的。我们学习经典，一定要知道它的来历，明白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说明人们完全可以像他说的那样去追求、享受人生学习的快乐。而所谓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一种学不厌、教不倦的创造性的学习境界。在孔子看来，这种快乐人人都可以体会得到，所以他才把这一经验很自然、很朴素地讲出来，希望我们也能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作说话的“说”解时，也是《易经》中兑卦的概念，兑卦上下卦的阴爻就是张开嘴巴说，是讲经说法的象。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讲呢？按照《易经》的卦序，在讲之前必须要下很深的功夫，那就是兑卦前面的巽卦，先要深入学习，等到学有所成，才有资格讲学。刚开始只是跟少数人论道，切磋琢磨，然后慢慢有信心了，才可以广为传道，影响也才能无远弗届，那就是兑卦后面的涣卦的意涵，传播文化的象。由开始深入学习的巽卦，到自己有心得，跟少数人交流，然后得到大家认可，再给更多的人传道，影响力就开始“涣”，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这当然就是“有朋自远方来”。很多自己无法解惑的人就要向明白人学习，不远千里也要登门求教，就像《易经》蒙卦的卦辞一样，“匪（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有困惑的人当然要不远千里而来了。
蒙卦中谈到，就算你把某一个道理讲了，有很多人不见得马上就能懂，所以教育要以“包蒙”为主，要包容人家的蒙昧无知，因为学懂、学通一个道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学习者一时不了解、不明白，你也不能不高兴、不痛快，要包容。有教无类、循循善诱是一种教学的风度，何况人家有那么高的热忱，千里求道，不能轻易“击蒙”。也就是说，一个当老师的必须做好个人的情绪管理，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才是君子。
关于“有朋自远方来”，《易经》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朋”的概念。人怎么做才会有好朋友呢？要包容，也就是坤卦的“厚德载物”，其卦辞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如果一个人很严厉，动不动就发脾气，就会“丧朋”。《易经》中复卦、解卦等就讲到“朋至”、“朋来”，不就是“有朋自远方来”吗？人生的教学互动是非常难得的交流，学问、学问，就是用一种健康的、愉悦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无止境的学习。学了之后，自己觉悟了，再去引导别人觉悟，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学与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讲经论道最怕支离破碎，讲得不完整，扭曲原典。像我们说外语，有时没有精通一门语言，说什么都是不典雅或者不完整、不自然的，日常生活中去买买菜还勉强凑合，如果要想深入那个地方的文化，用外语表达就有困难了，那就需要下功夫系统地学习这门语言。
《论语》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学而篇》就开始出现。我们都知道，“子曰”代表孔子的话，也就是“老师说”。老师讲的话在《论语》中当然占多数，但是《论语》中也有一些孔门弟子的话被再传弟子给记下来了。像《学而篇》第二章就不是孔子讲的，而是有若讲的，称“有子曰”，译成白话就是“有老师说”。然后第三章又变成孔子讲的一句话——“巧言令色，鲜矣仁”，第四章则变成曾子讲的了。有子和曾子在《学而篇》中出现的频率不低，这种现象在过去已有定论。“子曰”是孔子专用的，“子”是尊称，也是老师的意思，其他那些孔门弟子，包括颜回、子路，绝大部分直呼其名，没有称“子”，也就是不称老师。为什么曾参和有若被称为“曾子”、“有子”呢？原因很简单，《论语》在编撰的时候，曾参和有若的徒子徒孙在数量和质量上占优势，是他们为老师抢到了“麦克风”，掌握了话语权，在编辑《论语》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老师放在最前面，称呼老师的时候也是姓氏再加上尊称“子”。也就是说，孔子之后，门下一分为八，各个派别都有一批追随者。祖师不在了，老师也不在了，门下的弟子就会尽力去捧各自的老师，不管老师讲得好不好都想摆在最前面。曾参和有若比较幸运，他们的学生为其抢到了最佳出场顺序。
这样一来，《学而篇》共有十六章，其中“子曰”只有八章，其他位置就让他的一些大弟子给分占了。那些弟子的学生整理的时候，既然是徒孙，就称他们的老师为“子”。曾子的学生，录曾子的言论；有子的学生，录有子的言论，他们在编撰《论语》的时候都想尽量突显自己的老师，所以“有老师”和“曾老师”才有幸进入排行榜。至于《学而篇》里面的子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子夏没有被称为“子”，还有子贡也是同等待遇。只有曾参和有若被称为“子”，这显然是他们的学生所为，知道这样肯定会流传千古，他们学派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既然如此，两位孔门弟子一定要写在最前头，但是绝对不可能抢第一的，第一当然是祖师爷“子曰：‘学而时习之……’”，第二就是“有子曰”，可见他的势力比曾参更大；然后再插一个“子曰”，接着就是“曾子曰”，可见曾子是孔门的第二大派系。
《学而篇》十六章，孔子占一半，有子三章，曾子两章，然后就是不称“子”的子夏一章、子贡两章。因为篇幅有限，大家要抢排行榜，尤其是有若。可见，孔子生前实力太强大，他一去世，师兄弟之间彼此不服气。《韩非子》中就讲，儒家、墨家在先秦时属于显学，但是等到大宗师过世，教主没了，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服众，所以很快就分裂，像儒家就分为八派，墨家也分为好几派。这几乎是一种宿命，一般来说，开创者的实力太强，就难免后继无人，师兄弟之间互不服气，继任的教主很难控制局面。当然，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没有人能够再扮演祖师爷的角色，分裂的好处就是学说的影响可以扩散，这也就是《易经》里讲的涣卦的意涵。弟子们可以遍布四方，处处开花，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影响力就可以向外辐射。假定真有一个能够服众的可以继任山长，内部又有很多是非的话，反而只能局限于原来的那个道场。
所以，对此我们要想开点，平辈、师兄弟之间要你服我、我服你，似乎有点强人所难。等到他们自己也教书了，开始有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学生就会来捧他们自己的老师，希望能压倒师叔、师伯，这是人之常情。《论语》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曾子的影响大，后世记得他的人有很多；有若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如果没有《论语》的话，谁会记得他呢？可见这种影响很有意思，一般人对有若并不怎么熟悉，他真的是沾了《论语》的光，读《论语》开篇的第二章就会碰到有若。读者肯定会奇怪：有若是谁啊？据《史记》记载，孔子过世以后，很多有若的弟子，包括他的师兄弟曾想要把他抬出来当教主，之所以这样做，可能还不完全因为有若学识不错、弟子很多、人缘很好，还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孔子。孔子的弟子们很怀念老师，而有若师兄跟老师长得像，所以占了便宜。当时还真的这么做了，虽然有一些同学心里不服气，但大家开会以后也做了暂时的妥协。不过，好景不长，有若这个宝座没多久就坐不下去了，他毕竟比孔子差太多，威望不足。大家实在没有办法再统合，最后干脆各走各的路。有若留下来的东西并不多，只是有一段时间大家想让他来接班，后来发现强求不得，没过多久又放弃了这个统合的想法。就像禅宗五祖弘忍虽然传衣钵给六祖惠能，但禅宗最后还是分成了北宗（以神秀为首）、南宗（以惠能为首）。可见这是很普遍的问题。
有关孔子学生的论说，后面我们会集中详细介绍，到时候我们尽可能把与他们相关的东西串起来，再补充一些基本的史实资料。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同‘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同‘欤’）！”
有子说：“一个人能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司的，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却喜欢造反作乱的，那是不曾有过的。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根基稳固了，人生正途就会随之展现开来。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是一个人行仁的根基啊！”
这是《学而篇》第二章，这章很容易懂。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当然，如果真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长的人，还会在外面轻易犯上，这种情况太少了。“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前面是少，后面是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从孝悌开始，人性比较纯善，就不会出现社会组织秩序遭到破坏的问题，因为为人孝悌在家里就基本上避免了犯上的问题。过去常常讲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就像《易经》中家人卦《大象传》所提到的“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这是一种家庭的熏陶，一种善意的培养，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好性情，在外面就不可能犯上作乱。所以孝悌是人生大本，这跟后面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最后才能“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一脉相承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就是本，在《孝经》中就说“夫孝，德之本也”，《易经·系辞传》讲复卦时也称：“复，德之本也。”复卦本来就是母亲生小孩的象（こ，上为坤，为母；下为震，为长子），是一代传一代的新陈代谢，所以其中的“本”要立。“务”就是专心致志地做，一旦“本”务好了，大家都能做到孝悌的话，这个社会的问题会少很多，不会出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本立而道生”，跟禅宗中讲的“自性生万法”是一回事。所以，为人处世要从最根本的地方着手。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与”即“欤”，为句尾语气词，“为”是作为，“为仁”就是实践仁德、仁道。行仁之本是孝悌，这好像是老生常谈，跟“学而时习之”的分量差得很远。《论语》的编者把这句话摆在第二位，就是因为有若跟孔子长得很像，还有就是有若的弟子是《论语》的主要编辑。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说话动听，表情讨人欢喜，这种人很少有真诚实在的心意。”
这是《学而篇》第三章，这句话很有名，当然也与它排在《论语》前面的章节有关，以至于大家印象深刻。为什么大家要抢在《论语》第一篇之中列出？就是因为排在前面读者印象才会更深刻。有些人学习很认真，学得也持久，会通篇读完《论语》，而有些人则容易半途而废，但是再怎么样，《论语》前面的篇章他还是读到了。排在前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最易让人记住的。我们看，孔老夫子这句话就是在有若与曾参之间作为插件，免得人家说不尊师。
“巧言令色，鲜矣仁”，“鲜”是很少的意思，意思是说，巧言令色的人没有多少爱心，没有多少真实的情感，没有多少富有核心创造力的“仁”。人与人之间，二人偶，为“仁”。“巧言令色”完全是表面功夫，说话好听，满脸堆笑。我们知道，“令”是美好的意思，“巧”是很会讲话，巧舌如簧。其实这也是《易经》兑卦的一种表现，会说话，说得人高兴，能扣人心弦，可是心不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如果要长期做一些建设，就需要有真才实学、真心诚意、有核心创造力的人，光是外表的华丽虚浮不会持久。换句话说，“巧言令色”就如《易经》中的贲卦，装饰华丽，但要还原真实面目，就得像剥卦一样剥去层层铅华，才能看到复卦的天地之心。所以，要存诚务实，不能本末倒置，不可以包装过度。人的包装就是显现在外面的一切，包括色相、言辞，有的人善于做表面功夫，这样的人自古就很多。孔子是山东人，讲究实在，讨厌“巧言令色”之人。当然，不是说会说话的、表情讨人欢喜的人，全没有仁德仁心，而是说很少有。如果一个人大多数功夫都用于外在，致力于取悦人，哗众取宠，内心的修为通常就不够踏实，很少能具有真诚实在的心意。不过，也有人外表功夫一流，内心也是很真实的。所以，孔子用的是“鲜”而不是“无”，意思是很少、很不容易。总的来说，务外比较容易失内。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巧言令色的人，可以在社会中产生一定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轻浮，容易误导人群。如果在朝，有时候会乱政，使整个政治团体充满浮华的气息，经不起考验。其实，这几年台湾对风行十几年的“名嘴”文化就有所反省，我们不能说“名嘴”都“鲜矣仁”，但是真能“仁”的很少。说起话来滑溜溜，在实际做人行事时，一旦涉及公共福利，就常常乱政。尤其是有些领导人爱听“巧言”，爱看“令色”，不希望听真话，那就更容易出问题。在《尚书·皋陶谟》中就讲到“巧言令色”，还举了一个乱政小人的例子：“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4.曾子曰：“吾日三省（xǐng）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说：“我每天拿这三件事来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呢？与朋友互动来往，有没有不守信的地方？传授给学生道理，有没有先印证练习呢？”
《学而篇》第二个出场的大弟子是曾参。曾参在孔门弟子中地位不低，颜回是“复圣”，曾参以孝顺闻名，则称“宗圣”。曾参的弟子也有很多，据说《大学》就是他传下来的，影响当然很大。孔老夫子的孙子子思就是曾子的学生，曾子在《四书》中的地位很重要。
“省”是反省。内省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把它念成“shěng”，这就很奇怪了。这里是反省的意思，人碰到任何事情要在内心里过一过，做深刻的思考。“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在做“日课”，每天都要反省自己，“三”，是指三件事。有人说古典文献中的“三”是泛指多数，“九”也是，有所谓“论三九”之说，但在这里就是很明确地说三件事情。日本有个很大的书店叫“三省堂”，名字就是出自这一章。可见，东北亚国家受中国文化影响确实很深，日本的书店都在提醒人们读书时要“三省吾身”。那个“三省堂”的书签，我到现在还留着，上面画的是像水波一样的东西，我感觉那就是人的脑波，读书的时候你的脑波受到刺激就必须开始活动，如果反应迟钝，脑子完全没有波动，就学不到东西。
“吾日三省吾身”，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反省，这种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就是乾卦第三爻所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一旦错了就要自我反省。曾参的自省依据的是三个方面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一旦发现有问题马上迁善改过；而且并没有人监督他，他是自己主动考核自己。那么，是哪三件事以及哪三个标准呢？
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也就是别人委托你谋划、筹办的事，有没有尽力而为呢？假如你有十分的力量，只拿出两三分来应付，就是“不忠”，因为你没有尽心尽力。张忠谋，这位台积电的大佬就是从这章取的名字，所以才发达成这样。你的小孩要想超过张忠谋，名字可能要叫“学而”，或者叫“时习”，那肯定比他还要发达，因为那是《论语》开篇第一章。大家都可以往前抢，有子、曾子也是在抢占先机。
二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交朋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讲诚信。你跟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讲“信用”的地方呢？“信”在《易经》的中孚卦里是特别强调的，其《彖传》云：“豚鱼吉，信及豚鱼也。”有了诚信，才能调度资源。任何人手边现成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你的信用好，人家就都会愿意与你配合，提供你所需要的资源。中孚卦的“孚”，从字形上看是母鸟孵育小鸟的象，也就是基督教所倡导的“信、望、爱”的意涵，是做人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
三是“传不习乎？”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传习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儒学著作，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书名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是传统经典留给后世的影响。“传不习乎？”意指我传授给学生的道理，自己有没有去印证练习呢？“习”就是“学而时习之”的“习”，就是像小鸟一遍又一遍练飞那样“习”，如此才能熟能生巧，做到真正的消化吸收。否则，文化的传承就会断掉，再不然就是打折扣、走偏路。
在这一章，曾子教给我们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学习态度。世间很多事都需要谋划，我们帮人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就得“忠”人之事；与朋友交往，一个最广泛适用的原则就是“诚信”；最后，你的学养够不够，能不能做到每天都坚持印证练习？
另外，也有人把“传”念成“zhuàn”，这就有点不大对了。因为“传”的意思很广，心法、师法，很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技巧都包括在内，所以念“chuán”。《春秋》是口耳相传，禅宗居然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只用心传，靠的是默契、顿悟。如果是传（zhuàn）的话，意思就比较狭窄。当然这个字也念“zhuàn”，大家之所以用传来解释经，目的就是要把经中最重要的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像“春秋三传”就包括《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易经》也有十篇《易传》，但是也有很多经是老师直接传授给学生的。另外，曾子那个时代的“传（zhuàn）”还远没有那么多，所以这里应该还是“传（chuán）不习乎”，是通指一切文化传承，而且要不断去习，不能打折扣或者走偏路。
以上都属于曾参“每日三省”的内容，而且曾参反省自己的方法也是向孔子学来的，即从自己没有完全做到的方面去总结。正如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三省”不是想三次，而是每天去想这三件事。王阳明的书名《传习录》，朱（熹）、吕（祖谦）的书名《近思录》（源出“切问而近思”），都是《论语》中的话。先有《近思录》，后有《传习录》。这个王阳明就比较聪明，《近思录》是从《论语》较后的篇章里取材，他却在前面找，来一个《传习录》。我的老师当年教我们的时候，说宋、明理学虽然有一套，但是有一些说法稍嫌僵硬，放不开。新的时代来了，那么多活泼的新事物需要我们去应付，对于经典就得活学活用，在其中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切问而近思”，既应该超越朱、吕的《近思录》，也应该超越王阳明的《传习录》。
5.子曰：“道（通‘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治理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认真做事能够立信守信，节俭用度并能爱护众人，选择适当的时候征用百姓服劳役。”
“道千乘之国”，“道”为导，治理的意思。“千乘之国”，这是根据春秋末年的社会背景而言，因为那时以车战为主，形容国力就用车有多少“乘”来表达，就像现在用航母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国力与军力一样。“千乘之国”在春秋时期算是大国了，这里的意思是说，治理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大国，怎样做才能引导这个国家的政治进入正轨，为民谋福呢？下面就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其政治心法。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指点给我们的这三点，看上去很平常，跟《易经》的第六十卦节卦《彖传》的观念“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一样，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理念，后世的很多国君都没能做到。
“敬事而信”，“敬”就是敬业，敬慎不败，“敬事”就是做事情要认真，要全力以赴，不能有所保留。“而信”即“能信”，治理国家立信非常重要，要是没有了信用，想要指挥、调度下面的人办事就很难了。也就是说，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当政者不能说话不算数。有些领导人在大选前为了拉选票，给选民许下很多美好的承诺，一旦上台就干脆不提，或者将原来的承诺东改西改，完全变了味道。对这样的执政者，人民肯定是非常不满，这就是“不信”。如今有些国家的很多施政纲领之所以饱受批评，就是因为“不信”，没有定力，既要迎合这个，又要迎合那个，最后出来的四不像，原来的精神不见了。这种“不信”，也就代表不敬事。
“敬事而信”是立国之本。当年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初，就曾“徙木立信”，弄了根三丈高的木头立于国都南门，并承诺有能将此木头搬到北门者，赏赐十金。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没人动。于是他紧接着说，谁能搬，赏赐五十金！这时开始有人干了。结果，他按承诺付给了赏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可见，执政者遵守承诺很重要，不能立了规矩又随随便便破坏，那肯定会失信于民。
“节用而爱人”，节俭和吝啬不同，吝啬是小气得要命，当用而不用；节俭是该花的要花，不该花的绝不花，合乎节度，恰到好处，不挥霍浪费。“节用而爱人”，依然是仁心、仁政思想。如果不节用，国家用度不够，就得征税，横征暴敛让百姓不堪重负，那还能叫“爱人”吗？《易经》节卦《彖传》最后提出的“不伤财，不害民”就是“节”。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也供大家参考。“人”与“民”的所指可能不同，不然孔子就不会用两个字。“人”是指官吏，有位者；“民”是指老百姓。大大小小的有公职的官吏统称“人”，“节用而爱人”的“人”是指这些人；一般的平民，则是“使民以时”的“民”。《尚书》时代的“人”就专指当官的人，“民”才是基层百姓。除了《尚书》，还有一些经典也是把“人”与“民”分开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混用。古代社会要求先把管理阶层，也就是公务员系统整治好，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力量去安民。可见，“人”与“民”是有区别的。“人”指的是官，而且《尚书》中的“百姓”就是指百官，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有时连姓氏都没有，女人就更没有了。
“使民以时”是说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政府需要百姓用服劳役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基础建设。那么，服劳役绝对不能在农忙的时候进行，不能耽误百姓的主业。“时”就是适当的时候，也是“学而时习之”的“时”。这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孔子不同于伯夷、叔齐的清高，也不同于柳下惠的随和，他是最能把握时机、时势的人。任何事物都有“时”，在农耕最忙的季节征调民力会耽误生产，影响收成。所以，使用民力必须小心，不然会招致民怨。当然，国家也可以硬来，“民”也会配合，但那样的话他们心里一定不痛快，矛盾积累久了，就会官逼民反，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都是因此而发。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通‘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后生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恭敬朋友，行为谨慎，说话能够守信，广泛关爱众人进而能亲近仁德之人。以上这些都做得不错了，就去学习经纶天地的学问。”
这一章还是“子曰”，是孔子的教育思想。
“弟子”，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为人弟、为人子。“入则孝，出则弟”，“弟”同“悌”，兄友弟恭，尊奉兄长曰“悌”，是对平辈而言。“孝”当然是指孝顺父母以及长辈，“孝”字下面就是儿子的“子”，上面是老人的“老”的一部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讲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出门交朋友，也要有该有的恭敬。“入则孝，出则弟”是一种人伦关系的展开，也是最起码的做人的伦理道德标准。人生无非就是出入，到什么样的环境里就要做符合什么环境的事。
“谨而信”，“谨”即严谨，跟前面的“敬事而信”一样，都有个“信”字。立信为人生之本。《易经·乾卦·文言传》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说的就是平常说话要守信、谨慎，人言为信，诚信第一，不要狂言乱语，那不是好后生的样子。
“泛爱众而亲仁”，“泛”是广泛的意思，要广结善缘，“泛爱众”是指交往要广，对众生要存有爱心，不能只关怀一部分人。“而亲仁”的“亲”就是亲近，要亲近有仁德的人。众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仁德，可是要爱护他们、照顾他们，同时还要“亲仁”，即“就有道而正焉”。人伦和人际网络的展开，基本上都要掌握这一原则，不能只是“泛爱众”，还要注意“亲仁”，找到榜样和典范，那样你才能进步得快。可是也不能只是“亲仁”，而完全忘了“泛爱众”，要上下兼顾。《易经》乾卦的第二爻《小象传》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所谓的“德施普”就是如此，因为“见龙”下面要照顾初爻的“潜龙”，就是“泛爱众”；上面还要回应五爻的“飞龙”，要“利见大人”，就是“亲仁”。“泛爱众”和“亲仁”统统都做到了，就算没有一百分，七八十分总有吧。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都是实践，没有要求去学什么东西，但是这本身就是好学。前面这些都做到了，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则以学文”，就可以开始学更高深的“文”了。对“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一句，很多解释是错的。至于后面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这句话当成“前面的都做完了，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再来学学文”。这就把“文”的含义扭曲了，认为前面那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入孝、出悌、谨信、泛爱众、亲仁都做到了，如果还有余力，不妨再学一点文吧！“文”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似乎不学文也没有关系。这显然是把“文”看低了。学过《易经》的人可能就比较清楚，“文”是最高深的学问，文明、文化、天文、人文，都是“文”，绝不只是所谓的《诗》、《书》、“六艺”，或者是用更狭隘的观点去看待的文章，绝不是！后世很多人根据这个错误的解释认为儒家重实践，至于经典的学习，包括其他的文饰，都可以等“行有余力”了再说，这是错误的。“学文”是进一步深造，这句的意思是人在深造以前，前面基本的功夫都要具备，才能更上一层楼，才可以去“学文”。在这里，“文”是指管理众人之事，也就是政事。是“敏于事”，人要会做事才能叫“文”，要有手腕、有功夫，能够经营管理复杂的事务。以前我也强调过，“文”和“艺”指的都不是我们现在的意思，它们的意思很广。像乾、坤两卦的《文言传》，这里的“文”是指刚柔交错，天文、人文、文明、文化都在其中。在复杂的人间世，有很多事情要经营、管理，就要看透阴阳之间的互动，所以，“文”是关于领导统驭、管理人间世的学问。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文明、文化、人文，要掌握它，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你的基本品性不能有问题。不然你学会了这种高深的领导艺术，就会贻害众人。《易经》中的贲卦《彖传》，就解释了“文”的内涵：“分刚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象传》所谓的“明庶政”，就是行政管理。因为管理人是一门相当高深复杂的学问，很多的经典就是教我们这些，但一个入不孝、出不悌，又不“谨而信”，也不能真正“泛爱众而亲仁”的人，学到这些，一旦掌握大权，肯定祸国殃民。所以孔子在此的意思是，你想要学文，还要看老师同不同意，他是不会随便传授的。他要考察你前面那些是不是都做得不错了，如果都通过了，才属于“行有余力”之人。前面的行为标准是挑选学生的标准，是有没有资格接受继续教育的标准，就像小学考试通过了，你才可以去上中学、大学。小学没过关，让你去学更高级的东西，只会害人。可见，在古代经典中的“文”和“艺”，都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狭义的意思。“文”是经纶天地的学问，是“时乘六龙以御天”，其中的互动关系很复杂，有刚有柔，有阴有阳。要想驾驭学习这么复杂的东西，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品性。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说：“对妻子，重视品德，看轻容貌；事奉父母，能够用尽全力；为君上服务，能奋不顾身；与朋友交往，能够守信用。这样的人，即使说他没有学过，我一定称他已经学习过了。”
这一段“子夏曰”，第一句也是普遍存在误读的。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子夏是战国初年的霸主魏文侯的老师，属于典型的“王者师”，李俚、吴起都是他的弟子。相传，《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传授下来的。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的话也挤进了《学而篇》，但是《论语》中并没有称他为“卜子”。
这一章一共讲了四件事。我们先讲第二件，即“事父母能竭其力”。这句话很好懂，即事奉父母，要能尽心尽力地孝顺。第三件事也好懂，即“事君能致其身”，就是替国君服务，要全心全意，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牺牲自己。换句话说，这两件事，一个是讲孝，在家里要尽孝；一个是讲忠，出外做事要尽忠。第四件事，即“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就是朋友之间的交往要有诚信。
最后是总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意思是说，这个人如果做到了以上那些，虽然说他没有学过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我一定认为他已经是学习过了的。人生最需要学的就是这些，这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要求。儒家所提倡的，是“效也”、“觉也”，更看重的是人的道德情操，不见得一定要学习掌握多少专门的知识，“学”是要觉悟、要效法的。
好，我们来看第一件事：“贤贤易色。”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最关键是在“易”字上，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易”是交换、交易，朱熹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其实，“贤贤易色”的第一个“贤”是动词，“易”也是动词，“贤”是尊崇、崇尚的意思。尊崇什么？尊崇贤人。后一个“贤”则是名词，圣贤的意思。那么，“易”就是轻视、不看重的意思。像《易经》中的“丧羊于易”、“丧牛于易”，就是指把某一事物看得太简单，以致掉以轻心。这里的“易”有轻视的意思，也有改变的意思。“色”就是色相，比如美色。
一般的解释会把“贤贤易色”的“易”当成“替换”、“交换”的意思，这种解释难免有唱高调的嫌疑，意思是人不要执着于色相，就像“巧言令色”一样，没有内在美。内在美是“贤”，所以子夏主张我们应该尊重贤人，用“希圣”、“希贤”之心来取代我们好色的心。其实，这种解释是违心之论，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如果说“好色之心”是罪恶的，我们要用什么来替代呢？用“尚贤之心”来代替“好色之心”吗？那有几个人做得到？
谁能把自己与生俱来好色的心用尚贤的心来替换掉？要知道，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古人云“食色，性也”，“色”是人性中很自然的欲望，并不是罪恶。如果说这样的欲望代表心思不好，一定要去掉，换上“尊重贤人”的心，是不是有点迂腐、冬烘呢？这种高调估计大多数人听不进去，也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作为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的子夏，不至于提出这样的见解吧？很显然，子夏不是那个意思。何况孔子对此也曾发过感慨，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既然孔子都没有见过喜欢美德像喜欢美色一样的人，为什么子夏还建议大家把好色天性改成好德之心呢？孔子都认为普通人如果顺着自然本性发展，一定是好色超过好德，当然，“色”也包括其他的外在之相，比如财富、名利等。
可见，子夏主张对父母尽孝，主张事君尽忠，主张对朋友讲诚信，都是可以的，但是主张大家把好色之心都去掉，一律换成崇尚贤人的心，就行不通。好色很容易，不教都会，好德则很难。
那么，“贤贤易色”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过去的“五伦”所强调的“夫妇”这一伦，即择偶观，意思是娶太太要把美色看得比较轻，把贤德看得比较重。“夫妇”是所有伦常建立的根本，《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很多人找对象就是要选名模一样的美女，太太越漂亮越好；但是结果很可能不幸福，因为女人最重要的是要贤惠，贤妻良母是也。所以，男人在选妻子的时候要看重贤德，即“贤贤”，看轻她的美色，即“易色”，这就是夫妇之伦。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妻子太漂亮，首先，你可能一辈子要“伺候”她；其次，她的漂亮能保持多久呢？再说，漂亮的妻子摆在家里也不安全，别人会“垂涎”。但是，一般人选妻子还是选美女，比较看重色相，而不看重德行，故子夏就郑重地说，娶妻要“贤贤易色”，然后才是“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不就是五伦吗？由“夫妇”之伦一步步推出去的完整体系，说来说去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家可能还记得二三十年前有所谓的第六伦，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伦不够完备，需要第六伦，即“群己关系”，这是李国鼎先生提出来的。他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推手，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他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公德心，人不能自私自利，群体跟个人之间要建立一个伦理关系。其实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群己关系”本来就在“五伦”的“朋友”这一伦中，根本就不需要再提出第六伦。
后来因为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又出来个第七伦，叫“环境伦理”。这些都是标新立异之说。“群己关系”在《易经》中就包括天地人鬼神，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鬼神、文化的关系。古人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笨，很多人立了一个新名词，还把它当成运动来推展，真令人啼笑皆非。如果将来要是再出现什么新的状况，比如人与外星人的关系，难道还有第八伦、第九伦？类似这样的很多，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五伦”，认为“五伦”仅局限在家庭，局限在以前所谓的愚忠、愚孝中，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复杂，“五伦”也可以弹性发展，很多新问题都可以包括在内，不必另造新名词，再多也不见得做得更好。
依经解经
“夫妇”是所有伦常建立的根本，《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男子择偶应看重贤德，轻视美色，由此齐家治国皆有稳固基础。
话说回来，如果说娶妻不要考虑美色，是不是要尽量娶“丑妻”？像曾国藩、诸葛亮娶的就是丑妻，娶了之后就完全放心，没有任何人会打其主意，他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干自己的事业，这也是一种智慧。不过这是大智慧者所为。我们一般人是戒不掉好色之心的，那就娶一个中等姿色的好了，千万不要追求极端，要是娶了个“尤物”，你又降不住，结果会招来怨尤、嫉妒，总之麻烦多多。就像后面要讲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生不要刻意追求极端、稀罕的事物，拥有那些不见得是福，很可能是祸。俗话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认为家有丑太太，田产又离家不远，这是家中之“宝”。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子说：“君子不自重就没有威信，多方面学习就不会固陋。把忠信作为主导自己做事做人的原则，永远都可以从自己交往的朋友身上学到东西。有了过错，就勇敢改正。”
“不重则不威”，重即自重，不是重量，如果是重量的话岂不是说瘦子就没有威仪了，至少要九十公斤才有威仪？“威仪”是自然而然地出来的，因为自重，就不轻浮，不乱讲话，不乱做事。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威”不是严刑峻法，而是自重就自然会产生那种威仪，别人就不敢冒犯。《易经》的家人卦的第六爻爻辞称“有孚威如”；还有大有卦的第五爻讲信修睦，爻辞称“厥孚交如，威如，吉”，说的都是这种情况。人只要不轻贱自己，威仪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在群众中就有威望，讲话自然就有力量。如果不自重，靠任何外在的修饰，威仪也很难表现出来，更别说影响人了。这种情形，我们在社会上能看到很多。
《礼记·学记》中有一句话——“师严然后道尊”，“严”是严以律己，也就是自重。意思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老师说的话，才会被学生所重视。有些人真的是“望之俨然”，站在台上，不用讲话，你都知道他是可以信赖的。有些人则拼命包装自己，即使上了台，你还是会觉得他像在耍猴把戏，压不住阵脚。这一点我觉得值得一再强调，因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常常被误解、被滥用，有一些大人物，包括大官、大商人，甚至学者，常常为了表演与民同乐，在聚会的时候扮小丑，觉得这样做是在与群众拉近距离，其实完全把自己弄得威仪全无，这就是“不重”。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绝对没有这一套，千万不要靠这种方式去亲民，亲民不是这种亲法，只会让人觉得不自重。
“学则不固”，指君子虽然自重但绝对不固陋，不是老顽固。《子罕篇》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完全没有这四种毛病。“固”是指人的想法一根筋，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不懂变通。人是要坚持一些东西，但一定要懂得开阔视野、扩展胸襟，不断更新自己，活学活用，这就是“学则不固”。《礼记·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如果学习中缺乏朋友之间的交流切磋，就必然会导致知识面狭隘，见识短浅。所以，多学习，多与人交流，自然而然就不会固执。《易经·系辞传》说“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的就是人要活泼灵动地学习，不能一成不变。可见，这一章还是在讨论学习。
我们先看“过，则勿惮改”，人生不可能不犯错，犯了错，最重要的是不要不好意思改过，就是犯了错也要勇于面对。有的人犯错会觉得不好意思，想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意味着你不会再成长了。《易经》乾卦第三爻中的“君子终日乾乾”，就是不断地改过，不断地调整。说白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犯错、不断改过的过程。可见，“过，则勿惮改”是一种谦虚的精神，真心承认是人就会犯错，但是懂得改过，如果能像颜回那样可以做到“不贰过”，那就很了不起了，一定会不断成长。学习不就是这样吗？
“主忠信”，就是以忠信作为自己做事做人的主导原则。尽己之谓忠，与朋友交之谓信。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什么意思呢？这又有点麻烦了，后来的解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指不要交那些不如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会拖累你，只有跟高手交朋友，彼此互相学习，你才会获得成长。也就是说，人不能取法乎下，不能和各方面都不如你的人交朋友，那样的话，将来没有任何成长学习的机会，这就叫“无友不如己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家想想看我们的社会关系会不会很奇怪？假使每一个人都本着“无友不如己者”的原则交朋友，最后你能交到什么朋友？每个人都尽量去交比自己水平高的、地位高的人，那水平低的、地位低的人说：你怎么不跟我交往？你回答：因为你不如我。那麻烦了，社会关系会因为这种典型的傲慢而变得一团糟。
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人得很谦虚，认为所交的朋友没有不如自己的，任何朋友身上都有某些方面是值得自己学习的，甚至说就算自己哪方面都比他强，也还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可以向任何对象学习，教和学还可以相长呢。这是一种谦德，表示我从宇宙万物那里都可以学到东西，没有任何我交往的对象是不如我的。这种解释就明显好多了。这才是善于学习。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这话是不错，但韩愈也说：“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你真的能确定自己什么地方都比别人强，完全不需要跟别人学了吗？如果一个人如此傲慢，就会跟整个的社会体系发生冲突。可见，人可以向大众学习，可以向自然界的山水学习，可以向愚夫愚妇学习，就算是菜市场也可以找到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无友不如己者”。换句话说，我永远都可以从周遭学到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这样一来，“学习”的意思一下子就变得很广阔了。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说：“谨慎地处理父母的临终之事，念情思恩，虔诚祭祀，这样社会风气就回归淳厚了。”
“厚”是厚德载物的“厚”，敦厚的“厚”。“厚”非常重要，做人、做事都不能太薄，人生底蕴要足够厚实，不能太虚。我们说某个人很厚道，很值得信赖，就是如此。“民德归厚”，就是民心回归淳朴。那么，怎样才能让一般老百姓的德都“厚”起来呢？这就需要潜移默化的功夫了，曾子说要从“孝顺”开始，即“慎终追远”。前面有若说“君子务本”，孝顺的“本立而道生”，这也是他们的共同主张，从狭义到广义，还是孝为德之本。
“慎终”有专门的意思，真心为慎，给父母送终要很审慎，不能马虎。子女既然孝顺，父母亲过世当然是大事，要全心全意去办理，而且要办得很圆满，不能有遗憾。“追远”就是每一年的祭祖，不能忘本。所有的丧葬、祭祀仪式，都是在提醒人们注意生命的渊源问题，目的是培养人的“慎终追远”的情怀和操守，即有恩有义。“慎终追远”就是追本溯源，要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也就是俗话说的“吃果子，拜树头；吃米饭，敬锄头”，一个人要时刻牢记，自己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有源头的。
“慎终追远”，对父母的丧事审慎对待，对祭祀要放在心上，这样一来，民风自然而然就变得淳朴起来了，也就是“归厚”。如果再扩大，在没有血缘关系的领域里，也要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样潜移默化熏陶出来的人就不大一样了。如果在这方面疏于教化就很可怕，连跟他关系这么亲近的人，都不能尽心，那他对社会上的陌生人不是会动不动就争夺抢杀，什么都敢胡来了吗？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同‘欤’，下同）？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向子贡请教：“老师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会了解该国政治的详细情况；这是他自己主动去找的，还是别人主动给他提供的？”子贡说：“老师是靠为人温和、善良、恭谨、节制、谦退，才得到这样的机会；老师找机会的方式与别人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吧？”
子禽，姓陈，字子元，一字子禽，又字子亢，春秋时顿子国（今项城市南顿镇）人。十八岁入孔门，后随孔子到卫国，以儒士身份，留在卫国做官。他在《论语》中是作为一个请教者出场的，被请教的人是其师兄子贡。子贡是孔门干才，后面我们还会专门讲到他。
子禽发现，孔子周游列国时，尽管那里并不是老师的父母之邦，但老师一定会去考察那个地方的政治形势，每到一个国家都“必闻其政”。孔子曾做过大司寇，甚至代过相职，有治国经验，又有丰富的学养，认真观察过当时的国际形势，他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一定要去了解那个国家的内政。“必闻”，闻不止是听，还是“知”。怎么了解呢？当然他可以亲自考察，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当地人主动带着问题来向他请教，这是了解一个国家政事的好方法。还没等孔子主动去问，就有当地人主动找上门来向他汇报，这就很厉害了。
“求之与？抑与之与？”是孔子主动去找他们的，还是别人主动给他提供内情？一个是自己主动，一个是别人主动，差别很大。《易经》中蒙卦卦辞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是说人家找上门来，教起来不费劲，如果是你去找人家，那就很费劲了。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贡认为孔子这种“求”的方式很省力，因为他是靠“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本身具备那种吸引力。《易经》中的观卦“六四”的爻辞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就像孔子利用周游列国的机会，作为客人去了解各国的情况，掌握一些第一手资料。
更重要的是，孔子的态度好才赢得了那样的机会。什么态度呢？即“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谨、节制、谦退。这就是《易经》中的谦卦，谦恭、谦让以待人，人们自然愿意与之交流，与其交心。我记得在北一女中（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曾经对于班级的编排就是温班、良班、恭班、俭班、让班，利用经典来作为班级的标识，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有了温、良、恭、俭、让这种态度，孔子能把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他不用主动去求，人家就会给他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易经》之屯卦、蒙卦都是讲“求”，求婚媾、求童蒙，很多人为了“求”，搞得自己很别扭，而孔子却不求自得，就是因为他的温、良、恭、俭、让的态度很有效。假如不是那样，他凭什么坐知天下事？世间所有的大宗师都具备这样的人格魅力。老子也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有些人一天到晚钻营，结果啥也求不到，是因为他不具备那种人格魅力。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mò）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观察一个人，要看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选择什么志向，在父亲过世以后做出什么行为。如果他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为人处世的作风，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
这一章出现了“志”和“行”。“志”是心中的志向、主张、想法，或者说企图心；“行”是实践自己志向的行动。说穿了，人生就这么两件事，一个是志，一个是行，如果空有其志，那是笑话。
“父在，观其志”，父亲在的时候，还轮不到你做主，但你就要开始有想法了；虽然你的想法还不能实行，因为有长辈在，不能僭越，你还处在观摩学习的阶段。
“父没，观其行”，父亲不在了，由你来继承家业的时候，就要看你如何践行你的志向了。有些人在掌权之后，就不“行”他原先的“志”了，比如背离自己的志向去搞权力斗争，那他就堕落了。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里又谈及前面所讲的孝道。在古代，父母亲去世有三年之丧的规定，从天子到庶民无一例外，一直到明清两代还是这样。也就是说，遇到父母之丧，不管是多大的官，只要没有特殊原因，都要守三年丧。只是这三年不是三十六个月，而是二十五个月，即只要跨两个年度，第三年只有一个月。服丧二十五个月就算三年期满，一切方能恢复正常，现在的我们就觉得相当难，但这种制度在中国真的是实行了几千年。
什么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呢？这完全是《易经》中蛊卦卦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以及第一爻“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意承考也”所表达的意涵。对于父亲那一套行事的方式要有所继承，或者说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尊重，不能一接班，就把以前的政策统统都改掉，推动改革。那样会得罪很多老臣的，局势不稳，就无法真正推行改革。“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就是说在三年服丧期间，大政方针基本上承前代不变，因为毕竟刚接手，也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掌权之后的运作机制。所以，在两代君主之间，如果后来者一上台就急于社会改革，一定是不得人心的，一定会失败。谨记在“开来”之前一定先要“继往”，三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让你掌握一些基本情况，争取做到平稳的过渡，不要急急忙忙地把那些新东西拿出来。《易经》蛊卦第一爻讲“意承考”，说的就是继承，最后才是“志可则也”，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出新了。一般的接班人都要审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管主持家业还是国政，都一样。
“父在，观其志”，很稳重，不轻举妄动。“父没，观其行”，“三年”，就是蛊卦中“先甲”、“后甲”的那一审慎的过程。“无改于父之道”，是指不要轻易改革，因为这个道行之已久，就算是未来可能要突破，也不能仓猝行事，守父丧的时间，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先保持稳定。这种父子间的“观其志，观其行”，可以推广到很多方面，文化的继承、志业的继承统统可以包括在内。其实我们讲“干蛊”，从文化继承的角度说，就是批判式的继承。不要那么急于提出创见，先把前人的东西彻底消化吸收，真正搞懂了再说，不然就会变成创伤性的见解。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各种礼制、礼仪的效用，以能形成和谐最为珍贵。过去那些帝王的治国之道就是以这些规范为美的，不管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统统都按照这个礼去做。遇到行不通时，如果仅仅为了达到和谐的目的，而不用礼来节制的话，也还是行不通的。”
“和为贵”这句话已经变成华人社会的很普遍的准则。做生意的人常常讲“和气生财”，要想盈利，就得想办法争取消费者，所以生意人通常都有相当柔软的身段。当然不只是做生意的要讲究和，人世间本来就充满了纷争，《易经》的谦卦强调“谦和不争”，就是因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天地自然，尊重宇宙万物，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变得比较祥和。
“礼之用，和为贵”，礼为体，和为用，这个“用”很重要。在现实中，有些人一天到晚跟别人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动辄以武力相向，不同的宗教之间形同水火，这怎么得了？学过《易经》的人都清楚，“和”字是一以贯之的，咸卦《彖传》称“天下和平”，乾卦《彖传》称“万国咸宁”，这是由“体”而发的大“用”。那什么叫“礼”呢？礼就是社会中人们彼此互动的规范，既强调自重，又提倡尊重别人，上对下、下对上、平辈对平辈都得有礼。没有“礼”，人类社会的秩序就无法维系。
当然，随着时代的演变，礼也是与时俱进的，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否则的话就乱套了。礼不同于法，法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任何社会、任何团体都要制定出一些互动的规范，大家共同遵守，这个规范就是要讲理的。礼节的“礼”跟道理的“理”这两个字在以前是互训、互通的，意思差不多。换句话说，“礼”一定要合理，如果不合理，可能就要改，不改就变成束缚人的礼教，不合时宜，就会变得形同虚设。还有，“礼”更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一旦规范、秩序定了，大家就要照着做，不然的话就是假的、虚的，照着做，就是《易经》中的履卦，脚踏实地去实践。礼、履（实践）、理三个字古代相通，发音也很像。这样去理解“礼”，就知道它是多么重要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统统属于“礼”，它绝不只是人与人见面时礼貌地打个招呼那么简单。制定“礼”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和平相处，行礼的人，知礼的人，都要掌握一个“和”字，一切以“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意思是过去帝王的治国之道认为定下来的规范制度是很美的，是用来保障社会的和谐的，绝不是用来束缚人的，我们甚至可以像鉴赏艺术那样来体会“礼”的美，并且很乐于按“礼”行事。“先王之道”有很深的道理，大家从中能够感受到快乐。
“小大由之”，“由”就是顺着这个路子去走，自然而然。意思是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低，是高，是强势，是弱势，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统统得守礼，没有特权，没有例外。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前面是大的纲要，是对礼的充分肯定，每个人都要乐于从中实践、欣赏“礼”的美。可是又怕一般人拘泥于“礼之用，和为贵”的准则，追求“和”太过执著，所以有子就特地提醒大家，在遇到某些情况时，这个准则是不适合的。像有些人多少有点乡愿，为了人际关系的表面缓和，用和稀泥的方式一味求和，该坚持的原则都放弃了，“不以礼节之”的用意就是如此。我们现在也讲礼节，《易经》中也有节卦，“节”就是恰到好处。如果缺乏合理、得体的“礼”去节制“和”，肯定要出问题的。《中庸》称“和而不流”，“流”就是偏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但是也不能为了追求“和”而失去规范与节制，即不能为了“和”而失了“礼”。有些人谁也不想得罪，刀切豆腐两面光，显然不是“礼”的境界，只是乡愿而已。
《易经》中至少有履卦、谦卦、复卦这三个卦的意涵明显跟“礼”有关。履卦的“履”就是个人履历的“履”，是实践的意思。履卦就在讲“和”，《系辞传》说“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谦卦强调温、良、恭、俭、让，谦和不争。复卦的“复”就是“克己复礼”的“复”，在《论语》中直接就讲“克己复礼为仁”。所以，履卦、谦卦、复卦谈的都是与“礼”有关的道理，只是境界和切入点不同，内涵一个比一个深刻。履卦是说社会既然已经定了很多规范和秩序，大家就要敦笃实践；在谦卦中，礼可以达到让整个宇宙整体和谐的境界，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都能够和平共处，这是最美的境界；到了复卦的阶段，“复”就更重要了，颜回就跟“复”有关，他被称为“复圣”。可见，“礼”的范畴非常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繁文缛节，那会束缚人的创造力的。
2001年，我去参观安徽南部的一个村落，当地的古民居里就有写有“履道含和”字样的门楣，“履道坦坦”的“履道”，包含的“含”，“和为贵”的“和”。从古建筑中，你会发现中国文化已经渗透到华人社会的血液和骨髓里了。
依经解经
《易经》中的履卦，履就是礼，《序卦传》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人聚在一起就必须讲礼，依理据礼而行就是“履”。“履”正是“礼之用，和为贵”，组织上下都得奉行，彼此和睦相处。
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与人约定守信，尽量合乎正当性，说的话才能实践。待人谦恭，尽量合乎礼节，就远离耻辱了。继承过去的东西，尽量有所创新，这样才可以效法。”
“信近于义”，“信”就是守信，“义”就是宜，正当的意思，也是恰到好处的意思，不会“过”与“不及”。人之所当为曰“义”，见义勇为。“信”肯定是一种美德，我们跟人有了约定，应该信守承诺。但是还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承诺是合乎义的，我们跟人的约定就可以付诸实践。实现自己的承诺就叫“言可复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万一当时的承诺是在一种被逼迫的形势下答应的，或者是勉强签了一些不合理的条约，我们还去守那个承诺，就会变得很愚昧，或者会给社会造成伤害。
孔子在《子路篇》中说“言必信，行必果”，是“硁硁然小人哉”，有些时候不能被自己的一些不是很明智的承诺给绑死，为了一个更高的原则，可以选择不兑现。所以，“义”比单纯的守信层次更高，更灵活。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他可以反悔，可以不兑现。我们多多少少听过中国古代的愚忠愚孝、愚昧守信的故事。《庄子·盗跖篇》中，有一个叫尾生的年轻人，他跟一个姑娘约定在大桥下相会，结果因为下大雨，发大水了，他还是抱着桥柱子守在那里，最后被淹死了，这就是所谓的“尾生抱柱”。怎么这么不懂变通呢？信要近于义，才“言可复也”。换句话说，信如果不近于义，言不一定要复，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推掉，要以结果论的事情都要有一个判准。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意思是我们待人要谦恭，懂得温良恭俭让，尽量合乎礼节，就会远离耻辱了。但是有些人的谦恭过了头，简直是卑躬屈膝，见到“大师”就下拜。也就是说，恭不近于礼的时候，就会自取其辱。《公冶长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恭”就是过度恭敬，有点谄媚的味道，把自己的人格贬低了。可见，礼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一个自重、重人的平等大原则下。
由上可知，“恭”和“信”还有更高层次的规范，即要以“义”和“礼”作为判断标准。如果恭合乎礼，我们就可以对人恭敬，但条件是别人不能随意侵犯我们。像《易经·谦卦·彖传》里说的“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如果你太谦卑，人家就踩到你的头上了。符合“礼”的谦卑是没有人敢怠慢你的，这就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什么事情都不要过火，不能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合乎规范，而牺牲了更重要的大原则。
最后一句话就有问题了，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大多讲得比较含混，显得很突兀，几乎所有的注解都是如此。“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就是因袭、继承，“宗”就是效法，意思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人生的原则或宗旨来奉行，甚至信仰。“亲”在这里通“新”，这样，整个题意才能破解。读过《大学》的同学都知道，《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王阳明，甚至后来的王船山都讲“亲”是亲近民众，但是更好的解释是把“亲”当“新”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思，“亲”跟“新”在古代就是一个字。用“亲”来解释的话，就是你自己“明明德”之后，要去亲近民众，这当然也对，可是如果是“在新民”就更积极了，我自己焕然一新了，再去接触民众，让他们也有所提升，也焕然一新。大家说哪一个意思更积极，更有贡献？“亲”跟“新”，两个解释都通，但是“新民”比“亲民”更好，《大学》的后面就有两种解释。“亲民”只是跟百姓拉近关系，那结果怎么样呢？他会因为关系近就焕然一新地成长吗？不一定。目的是要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你日新又新，也让老百姓因为你的教化而日新又新，最后大家一起“止于至善”，都修成正果。当时《论语》记载下来的这个“亲”也没有错，但它的意思作“新”解可能更妥当。
“因”是因袭、继承，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但同时也要与时俱进，不能抱残守缺。有些人就是太固执地因袭过往，把经典弄得神圣不可侵犯，那样的话，肯定要被新时代所抛弃。因为不合时宜，古人不也说“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吗？文化的传承是活的，继往就是“因”，既能继往又能开来，才是灵活的、合格的，可以成为“宗”的思想。这样一解释，就跟前面的接通了，“信”、“恭”、“因”的层次是比较低的，“义”、“礼”、“新”的层次是比较高的。不能因为比较低层次的守信、谦恭或者是完全照搬传统，而伤害更高层次的“义”、“礼”和“创新”。《易经》中的“元亨利贞”就是要求创新，其实“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换个说法就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当老师的不能抱着旧教材一直讲，温故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知新，“温故而知新”不就是“因不失其新”吗？“亦可宗”不就是“可以为师”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更高层次的“义”、“礼”、“新”都是活的，是能够与时俱进的，而“信”、“恭”、“因”弄不好就很容易画地为牢。“因”字的外面就是一个框框，我们不能因为拘泥于固有的形式而背离或抛弃更高、更活的创造力。有若说的这段话，与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脉相承。因为“时”一直在变，文化复兴绝对不是文化复古。《易经》中的“复”都是创新的意思，绝对不是回到过去，因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你不可能回到过去。一字之差，这个解释就把经典完全盘活了。
另外，把“亲”解释成“新”，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一章完全一样。从《易经》来看还是跟礼相关的那三个卦。“信近于义，言可复”，是不是“履虎尾”的履卦？你要履行你的承诺，就是“言可复”。要守信，要实践，要兑现，就是“履”。第二个“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不就是谦卦吗？“谦卑”绝对不是失格，不失格的谦卑才能赢得很多人的敬重。“因不失其新”不就是复卦吗？上一代怀胎生育下一代，下一代跟上一代绝对有很多地方像，但又绝对有属于他自己的新，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把三个卦串在一起了？有子讲这话的时候，心中不见得有那三个卦，但是他讲的东西完全合乎那三个卦的推衍。这些全部跟“礼”有关，履、谦、复，连顺序都一样。《易经·系辞传》里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之谓”即“就是”，盛德大业必须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大学》里，商汤认为自己要与时俱进，不能落后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就在洗脸盆上刻下这样的字来提醒自己。这个放在《论语》的《学而篇》中也非常合适，谁都不能学成冬烘。
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一个君子，饮食上不求饱足华美，居住上不求安逸舒适，对待事情敏锐进而能说话谨慎，永远主动地向大德高手请教、指正自己。这就可以称得上好学了。”
这一章是《学而篇》第十四章，夹在“有子曰”与“子贡曰”中间，是孔子的另一段话。
“无求”，不假外求，人到无求品自高，就像打麻将完全靠自摸。佛教八苦之“求不得苦”，求，太苦也！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并且要“敏于事而慎于言”。“慎于言”比较好理解，讲话要审慎，尤其是公众人物，有些台面上的人物，常常是多言贾祸，讲话不恰当，容易造成坏的影响。
真心为“慎”，所谓的审慎不是过分小心，也不是保守，只要你真心想爱护一个人，自然就会审慎，不会随意乱讲话，以至于让被爱的对象受到伤害。如果真的要了解人生，那就需要审慎，绝不能大而化之。
“就有道而正焉”，“就”是迁就，移樽就教。佛教讲要亲近“善知识”（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之人），就是“就有道”，如果他是有道之士，我们就可以以他为榜样来纠正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即“就有道而正焉”。这与《易经》蒙卦中的“童蒙求我”一样，一定要找真正的有道之士，只有他们才能“正”我们。
“可谓好学也已”，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认为的“好学”。这个“学”不一定是去学很多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儒家确实很重视知行合一，“好学”所讲的都是实际行为，都是做事，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对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注云：“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学习的“学”，觉悟的“觉”，效法的“效”，是朱熹所注重的。朱熹认为要学那些过来人的经验，要从好老师那里学，即“效”。“觉”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要开导出来，那才是透彻的学习。但孔子主张的这种“学”的精神，没有讲什么空洞理论，也没说你必须得去读尽天下书，而是学习怎么做人，掌握生活的智慧。
本章前面讲的是一般生活中的食与住，基本上满足就可以了，不要太刻意讲究。如果刻意讲究衣食住行，哪还有时间去认真地学习求道呢？对于“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要注意的是，不要误解，人的一日三餐还是要吃的，如果要挨饿才能显示学习精神，大家都去学颜回，很多人可能就要打退堂鼓了。“饱”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吃够、吃饱，而是“饱足”，是指人刻意要求吃的品质。如什么地方有特别好吃的，尽量求其华美，以饱口腹之欲，那才叫“求饱”。孔子的意思是，人不要刻意追求吃得好，如果哪一餐很不错，有人请客，你也可以尽量吃，不是说故意不吃饱，或者故意不吃好的。有好吃的也吃，有美味也尽可以品尝，但是不要刻意去追求，因为我的用心不在这里，我是要谋道而不是谋食。谋食没有止境，如果组织一个饕餮团，专门找好吃的，把人生的很多心思浪费在这上面，会很可惜。有什么吃什么，最好。“居无求安”，是指不一定要求住豪宅，有什么住什么即可。如果“食求饱，居求安”，人一辈子就会陷入无止境的物质逸乐。所以，孔子提示我们，对物质的要求完全可以看得很淡，既不要刻意排斥，也不用故意去追求，因为求一定有求而不得之苦，需要花太多的心力。的确如此，人一旦在饮食起居上做到了“无求”，就会省下很多心，主动去“就有道而正焉”，这就能称得上是“好学”了。
然后是“慎于言”。慎言，这个很简单，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气，口很顺溜，一下子就会说错话，一下子就得罪人，这一点值得一提再提，因为这是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讲《易经》中的兑卦（よ），其卦象也是一张口在上大开，结果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易经》中的颐卦则不同，一个有修养的人，养生有素、养心有素，就如《大象传》所说：“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什么叫“敏于事”呢？我们看很多的解释说是做事很快、很敏捷，这就错了。这里说的不是敏捷，而是敏感，是指对事情的感觉要敏锐，要深入分析，而不是手脚敏捷，那种敏捷很可能会出错。“敏”就是《易经》中所说的知机应变，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力能像坤卦第一爻所说的“履霜坚冰至”，脚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凝，这就是所谓的见微知著，不轻举妄动，那才是“敏”。比较迟钝的人眼看事情就要爆发了，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是这样！这就很不“敏”。“敏”追求的是掌握先机，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征兆，但很多时候征兆并不明显，大部分人是迟钝的、麻木的，不爱惜、不关心别人，不关心周遭的一切，看到也跟没看到一样，就是没有用心，不具备“仁”所昭示的核心创造力。一定要等到事情败坏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后知后觉。这不是“好学”，而是没学好、没学通。我们做事情一定要防微杜渐，预测、判断都很准确，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才称得上“敏于事”。遇事知机应变，眼光敏锐、犀利，用《易经·系辞传》中的话讲就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这种功夫，做事情就能掌握先机，及早趋吉避凶。《系辞传》中，孔子说的“介石知机”也是一样，是指平常不动声色，细心观察，时机一来，他抓得比谁都快。
“好学”的人，会越来越敏锐，感应力越来越强。如果你一天到晚把心思都用在吃好、住好等享乐上，对事物本质的感觉很可能会迟钝。“君子食无求饱”，那个“无”其实就是“潜龙勿用”的“勿”，指的是不要刻意去求。“敏于事而慎于言”，尽量把功夫和心思都用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敏于事”的同时还要能“慎于言”。“而”不是“能”的意思吗？既然已经看准机会了，嘴巴怎么可以乱讲呢？那不是制造竞争者吗？所以一定要谨言慎行，尽管你已经开始布局，还是要保密，没成功以前，有些话不能乱讲。
“就有道而正焉”也是精益求精，永远要向那些前辈、圣贤请教，让他们来“正”我们。《易经》蒙卦中的“正”字特别重要，“以正法”、“以养正”，这才叫“好学”。不负责任的翻译，常常把“敏”字解释成字面的意思，认为是敏捷、做事勤快，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样的表现如何？”孔子说：“还可以。但是比不上贫穷能乐于行道，富有能崇尚礼仪。”子贡说：“《诗经》上说：‘就像修整骨角与玉石，要不断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这就是您所说的意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与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事，你已经可以自行发挥，领悟另一件事了。”
子贡，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闻名，善于雄辩，曾任鲁、卫两国之相。还善于经商之道，为孔门弟子中首富。孔子去世后，子贡守丧六年，为弟子中守丧时间最长者。
上一章是同学之间的问答，这一章是师生之间的问答，是子贡问孔子。他们之间的讨论引用了《诗经》。《四书》中有大量讨论《诗》、《书》、《礼》、《乐》的内容，其中讨论最少的就是《易经》与《春秋》。这是当时最重要、最高深的两部经典，和《诗经》、《尚书》一样，是当时的教育范本。但是《论语》中谈《易经》只有短短两则，是不是有意避而不谈？这是很值得玩味的问题。
《易传》中有很多“子曰”，可见孔子在《易经》上下了很多功夫，可是《论语》中很少见，只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篇》）、“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这两处。对教了一辈子书、研究了一辈子学问的孔子来说，《论语》的篇幅太小，不能容纳孔子更多的言论。至于对《易经》和《春秋》经文少有提及，是不是在编辑方面存在遗漏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孔子教学一辈子，绝对不会只留下这么一点内容，如果不读《易经·易传》，我们可能会认为孔子只留下这么点东西。《易经》在《论语》中尚有两处，而他自己首创的《春秋》在《论语》中竟然一字未提。当然，孔子在晚年思想成熟之后，有很多创新，对自己之前的看法也有批判，但是《论语》中没有提到孔子跟《春秋》有任何关系。反倒是《孟子》中有几处谈到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那仅有的几则是孔子作《春秋》的重要旁证。另外，《孟子》里一句都没有谈《易经》，孟子不可能不知道孔子跟《易经》的关系，他肯定对《易经》也有研习，但是什么都没说。这也是一个公案。当然，没谈不代表不懂，就像我们讲《论语》，表面上好像跟《五经》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它完全是《五经》中的道理呈现。
好，我们回到文本。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贫困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样的人生态度好不好呢？“贫”是专指没有钱，“贫”与“穷”不一样，穷是山穷水尽，人弯着身子躲在山洞里面才是“穷”（窮）。“贫”则跟钱有关，“分贝”为贫，贝壳是曾经的货币，钱不够才是“贫”。有的人有很多钱还是穷，因为到了精神层面的穷途末路。
关于“贫而无谄”，我们常说“人是英雄钱是胆”，人一旦没有钱壮胆，见人都会矮一截，没有钱的人一般会拍有钱人的马屁，自然就会表现得很谄媚。如果说人没有钱却不谄媚，那就比较难能可贵了。“富而无骄”，贫与富相对，有很多钱但是不要骄傲。不管是贫还是富，贫的时候不谄媚，富的时候不骄傲，子贡认为这种人生态度应该不错了。但是孔子回答：“可也。”意思是，还可以吧。在孔子看来，这样的表现也就六十分，刚及格而已。
“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孔子认为，上面提到的作为比不上贫困而能乐道，富有而能崇尚礼仪。“富而好礼”，是说你有钱了，要崇尚礼仪，多做善事，对社会有所贡献、有所回馈。乐道是不是就不贫了呢？也不是。乐道就是乐行天道，《易经》乾卦《大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你觉得贫困实在是太苦了，那就得自强，不能向人家乞钱度日，更不能骗钱糊口，要靠自己的奋斗去赚钱。这里讲的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你认为贫困不好，就要学习赚钱之道，靠自己的努力脱贫。国家也是一样，要想由贫国变成富国，那就要勇猛精进，学习富国之道。只要乐道，就不会永远贫下去。也就是说，面对贫困的处境，要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只是停留在不谄媚，那样的人生态度还是消极。贫而乐道这种态度，比起前面那种耍穷酸的态度是不是要好很多？
子贡提出来的那种态度，孔子只是认为还可以。最积极的态度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其中的“乐”也是“乐天知命，故不忧”的意思，不是指天天在那儿傻笑。要知道，子贡后来靠着经商的才能赚了大钱，成为当时富可敌国的大商人。作为一个开始贫困而后来变得很富有的人，子贡觉得能“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已经很不错了，一般人是贫困一定谄媚、富有一定骄傲的。但是孔子对此并不满意，觉得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这给了子贡很大的启发。
子贡受了启示，于是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诗经·卫风·淇奥》。老师这么一讲，子贡马上联想到切磋、琢磨的效应，悟出原来自己的境界还可以有所提升。切磋、琢磨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切磋”是指把兽骨和象牙由粗到细，一步步加工，“琢磨”则是指对玉石要精雕细琢。人生也是一样，这也是“学而时习之”的意思。学习要找到良师益友，才能提供彼此切磋琢磨的机会，越探究，越高深、精致。子贡领悟到自己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太粗糙，经过切磋、琢磨之后，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那种境界，就精致了。也就是说，无论做学问还是干事业，都要懂得切磋、琢磨。子贡引用《诗经》这一句，用制造象牙、牛骨、玉石的工艺来比喻人生的学问、事业，也就是乾卦第三爻“终日乾乾，夕惕若”的意思，即精益求精。
孔子马上肯定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子贡能够举一反三，以后可以和他多谈一点《诗经》中的道理了。“赐”是子贡的名，当时只有老师或者长辈可以直接喊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会上，为表示尊敬，一般不直接称呼人的名，而是称其字。像刘备，人称刘玄德，张飞称张翼德，关羽称关云长。
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真正了解自己，需要担心的是不真正了解别人。”
再看《学而篇》的最后一章。“不己知”是“不知己”的倒装句。我们常常想要追求知己，希望相识满天下，到头来知己也没有几个；尤其是当你的境界高了的时候，别人要真正了解你就变得更加困难。像佛教中，众生很难了解罗汉，罗汉无法了解菩萨，菩萨要了解佛也是千难万难。因此，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中发出感慨，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是修到菩萨、罗汉境界的，其智慧都没有办法了解佛。可见，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境界高了，有人来向你请教，你回答的时候，他当时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不可快乐的。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需要担心的是我们不了解别人。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身精神。知人论事很重要，现在不是还有专门的识人学吗？人，形形色色，知人知面不知心，太难了解了。不是有句话说“女人心，海底针”吗？可见了解人有多难了。有时候，交往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朋友、爱人，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原来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了解太难，因为有太多的伪装。我们在社会上与人相处，看人要尽可能深刻、准确，不然的话，一旦委之非人，那就糟了。人事，人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不好的事情只要人好，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再好的事情如果不是好人经办，也会被他败坏掉。《易经·乾卦·文言传》中针对乾卦“潜龙勿用”就说“不见是而无闷”，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