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的学术思想非常发达，其中最著名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每一家都想把自己的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建立一个自己认为理想的国家。但是在当时，却都无法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出来。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虽然想利用法家，订立新法制，但是没有多久就灭亡了。到了汉代，各种制度都需要创立，崇尚礼乐制度的儒家本来可乘这个机会发展起来。但是汉初的文帝、景帝、窦太后都喜好黄老的清静无为政治，愿意与民休息，不愿多作变动，免得骚扰百姓。当国的宰相萧何、曹参、陈平、周勃、张苍等人，不是刀笔吏、战将、策士，就是道家、阴阳家，对儒家都没有信仰。他们认为一切制度够用就行，凡事沿用旧制度，不喜欢创新。所以，在汉初这段时间，儒家始终无法发展起来。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汉代建国已经六十年了，国富民安，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愿意做点儿事，所以对道家的淡泊生活很不欣赏，对讲求制度的儒家反而很感兴趣。他即位后，就用赵绾、王臧等儒者做公卿，准备根据《礼记》在城南造一个明堂，作为诸侯朝见皇帝的地方，朝廷的礼仪因此逐渐制度化。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季十月，武帝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列侯等大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一共推举了一百多人。武帝策问的结果，以董仲舒最优秀。这就是仲舒有名的《天人三策》。他的第三策末尾大意说：“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统。现在百家说法各不相同，叫国家无法订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条路好。根据我的看法，凡是不在《六经》里面的，跟孔子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进的道路。等到邪说都停止了，然后政治才可以划一，法制才可以制定，人民才能走到正确的道路。”这段话很得武帝的欣赏，就命令丞相卫绾把贤良中讲法家、纵横家的，一律罢黜。于是，这次选举，最后就只剩下了儒家。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又设五经博士，提倡儒家的色彩更为明显。本来秦始皇的时候就设有博士官，共有七十人，他们的职务是“通古今”，并掌管《诗》、《书》和百家之言。汉初，文帝、景帝的时候，设有《诗》、《书》、《春秋》三经博士，武帝时再补上《礼》跟《易》的博士，所以叫做五经博士。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后，秦始皇时分掌《诗》、《书》与百家之言的博士就分家了，专向儒家跟经学方面发展，这是一个激烈的转变。从此以后，博士的职务就是“做经师”，不是“通古今”了。
博士本来可收弟子，比方说，高祖时叔孙通的弟子就有一百多人，武帝时，博士减少，弟子员也就减少，只有五十个名额。弟子员跟博士读书一年后，经过考试，能通一经，便可补文学掌故的缺，考得最好的可以做郎中。换句话说，读通五经，考试优良，就可以做官。读书和政治就这样联结在一起。因此，百姓为了谋求自己未来的出路，读经书的人便多起来，儒家从此取得正统思想的地位。
儒家本来是百家中的一家，从秦到汉初，都无法发挥它的理想。到武帝时，由于国富民安，重视制度的儒家得到武帝的赞赏，而被运用到政治上，于是，儒家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它独尊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