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静澜先生，是我第五位受业师。我在他案头，差不多有五年之多。这不可以不记了。
先说朱先生的家况，他们是一个小康之家，便是不做教书生涯，也可以过度。但是从前吴中的风气，既然进了学，教书好像是一种本业。并且中国的传统，我有知识学问，当然要传给下一代，而我也是从上一代传来的，如此方可以继续的传下去，从孔子一直到现代，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从前古训相传的“教学相长”，一面教学生，一面自己也可以求学问。凭借着教学生的缘故，也可以把从前所学的不至于荒废。再说：即使你并不靠教学生所得的一点束脩为衣食之资，但也可以检束你的身体。如果太空闲了，一点事也不做，那末，不但是学问荒疏，连身体也因此放荡了。
但是朱先生实在不适宜于教学生，可是他的教书生涯，颇为发达。有许多先生，我觉得都不适宜于教书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及其环境，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坐冷板凳之外，别无事可做，我是坐过冷板凳的，所以深知其中的甘苦。从前的教书先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在科举上，忽然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条是屡试不中，颠踬科场，终其身做一个老学究，了却一生罢了。
朱先生为什么不适宜于教书呢？我可以约举数点：
第一，他的教书不严也不勤。我们从小读《三字经》，有几句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不要以为开蒙的《三字经》，却是很有道理的。试举一个例：譬如他出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学生做一篇文字，限定当日要交卷的，但是当日不交卷，他也马马虎虎了。假使他出了题目，监视学生，非叫他立刻做出来不可，学生们被迫，无论通不通，好歹也写出一篇文字来了。但他出了一个题目，并不监视他们，自己却出去了。学生们不做的不必说，做的只是潦草塞责，饤饾满纸，有时还乱钞刻文。他如果勤于改笔还好，而他又懒于修改，如此学生的进步更慢了。
第二，便是我上文所说的他的交友很广，他今天去看哪一位朋友，明天又去看哪一位朋友，自然这都是读书朋友。而且他的朋友时时变换，每年常有新朋友。又譬如你去访了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明天就来回访你了。家里并没有像现代的什么会客室，来访的朋友，便直闯进书房来了。好了！书房里来了一位客，学生们都停书不读，昂起头来听讲话了。那位不识相的朋友，甚而高谈阔论，久坐不去。还有拉着先生一同去吃茶、吃酒，先生推辞不脱，于是只得宣告放学。这时学生们，好像久坐议场里的议员，听得一声散会，大家都收拾书包走了。
第三，他自己很少读书时间，因此他的思想不甚开展，也影响到所教的学生。在清代一般士子，为了科举，在未入学以前，只许读《四书》《五经》，最多读一部《古文观止》，除非是特异而聪颖的子弟，阅读些《史》《汉》《通鉴》之类。那就全靠进学以后，多读一点书，以备后日之用。但有许多士子，进了一个学，好像读书归了本，不再进取了。我们这位朱先生，入泮以后，南京乡试，也曾去过两回，都未中式，第三次又因病未去，对此好像有点失意，而分心于别种事业。那些已开笔作文的学生，作了文字，必待先生改正，这改文章的确是一种苛政，有些学生文字做得不通，简直要先生给他重做一篇，而朱先生却是怕改，拖延压积，因此学生家长，啧有烦言了。
一个人，交友是有极大关系的，我在朱先生那里，从学有五年之久，后来出了他的学堂门，因亲戚关系，也还是常常到他家里去的。我见朱先生所交的朋友，常常变换，但也并非是什么毫无知识的酒肉朋友，却是一班苏州人所谓慈善界的人。慈善界的人，受人尊重，律己也是最严。可惜这一班慈善界，总是涉于迷信，后来朱先生也相信扶乩等等一套把戏，对于教书生涯，更不相宜了。
这一班慈善界中人，我称之为职业慈善家。大概有一班富人，捐出一部分钱来，经营慈善事业。他们的出发点，也有种种不同，有的是为求福计，根据于为善的人，必有善报。有的是为了求名，某某大善士，到底也是光荣的头衔。也有的资产有余、且已年老，好像办点善事，有所寄托。这便是古人所谓“为善最乐”了。但是出钱的人，未必自己去办，那就仰仗于这班职业慈善家了。因为他们有经验，有阅历，而这种慈善事，也是地方上，社会上加以奖励崇奉的。
朱先生后来奔走于慈善事业以后，也就放弃了教书生涯了。苏州那个地方，有很多善堂之类，有的是公家办的，有的是私人办的，从育婴堂以至养老院，应有尽有。此外便是施衣、施米、施药、施棺等等。有一个积善局，也是地方上的绅士办的，朱先生曾为该局的董事，而兼营了“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医生。
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也是慈善事业之一种。因为吞食生鸦片烟，便是仰药自杀，吃了生鸦片，在若干小时之内，便要一命呜呼。那时候吸鸦片烟还是公开的，苏州吸烟的人很多，而吞食生烟自寻短见的更是不少。夫妇反目，姑妇勃谿，母女冲突，尤其是妇女占多数。这些人一有怨愤，便到烟榻上撩了一手指的生鸦片，向自己口中直送。这都是一时之气，及至追悔，毒已中腑，却已来不及施救了。因此每年死去的人，统计下来，便是不少。
于是慈善家就办了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好像我舅祖吴清卿公以及开雷允上药材店的东家雷先生等数人，出了钱，朱先生便做了急救的医生。朱先生不是医生，却是临时学起来的。本来像急救误吞生烟的事，那是要请教西医的，中医是全不会弄的，但那时候，苏州的西医极少。有两处美国教会到苏州来办的医院，地方极远，一在葑门内天赐庄，一在齐门外洋泾塘，要请外国医生，他们虽是信教之士，但都是搭足架子，而且医费很贵，普通人家是请不起的。现在有了这个处所，是慈善家办的，一个钱不要，连药费也不要，一报信即飞轿而至，什么时候来请，什么时候便到，即使是在严冬深夜，也无例外。
学习这急救误吞生鸦片是很简单的，只有几种药，叫他们吃下去，以后便是尽量的叫他喝水，使其呕吐，把胃肠洗清罢了。所难者，就是凡要自尽的人，都不愿意要人来救，都不肯吃药喝水，那就要带哄带吓，软功硬功，且要耐足性子去求他了。这一点，我真佩服朱先生，他的耐性真好。
有一天，我跟着朱先生去看急救生吞鸦片烟。那个吞生鸦片的女人，年约三十多岁，是南京信回教的人，身体很强壮，而且泼悍非常，是不是夫妻反目，这个救烟的人，照例不去问她。朱先生劝她喝水，横劝也不喝，竖劝也不喝，一定要死。但朱先生总是耐着性子劝她。她不但要骂人，而且还要伸手打人。可是这不能耽搁的呀！耽搁一久，毒发就无救了。那时朱先生手擎一碗水，正在劝她，她用手一推，那一碗水完全泼翻在朱先生身上。一件旧蓝绸袍子上，泼得淋漓尽致。
为着她要打人，叫她的家里人，握住了她的双手，及至水碗凑近她的嘴唇时，她用力一咬，咬下一块碗片来。但救总要救治的，不能因她拒绝而坐视不救，最后要用硬功了。硬功是什么呢？名之曰“上皮带”，便是将她的两手用皮带扎住，用一条皮管子，上面有塞头，塞进她的嘴里，就是用手揿着，一面灌水进去，一面吸水出来，借此洗清肠胃，这个妇人，便这样救活了。过不了几久，我走过她的门前，她们是小户人家，我见她抱了一个孩子，笑嘻嘻和邻家妇女正有说有笑呢。
